何中华: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本体论诠释之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2 次 更新时间:2014-05-22 09: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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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因为这是马克思在批判思辨哲学的“思辨的原罪”时说这番话的,它同人的现实存在(实践)对于人所存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开启所显示的逻辑上的优先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四、物质本体论无法担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使命

   从马克思哲学所自觉担当的历史使命看,马克思终其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理论上揭露意识形态之蔽,并奠定从实践上现实地祛除意识形态之蔽,从而使人的本质在历史中以其本真方式显现的原初基础。这就是马克思给自己确立的哲学任务。马克思哲学的这一使命显然不能由物质本体论来完成,因为物质本体论无法为它提供合法性和可能性。物质本体论对于抽象物质的确认,体现的是一种静观的态度,也就是感性直观的态度,它意味着“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这样的态度不可能使人们从暂时性角度看待现存的一切,不可能使人确立革命的和批判的姿态。在物质本体论语境中,批判性是缺乏内在理由的,因为它归根到底是“解释世界”的而不是“改变世界”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这样一句后来也被作为马克思墓志铭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4]。此话虽短,却属于箴言式的句子,其内涵极为丰富。它意味着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怎么才是“改变世界”?它同“解释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区别体现在哪里?这种分野又意味着什么?其中的深刻意蕴又如何呢?物质本体论是不可能充分地把这些内涵阐释出来的,相反它更容易造成对这些丰富内涵的遮蔽和剥夺。马克思寻找到生成性的终极的原初基础,其目的决不是为了“解释世界”——因为“解释”的姿态仍然无法本然地回归到实践本身,而是为了“改变世界”——因为“改变”才是实践的非对象性的把握方式,亦即实际地参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际地证成。

   毋庸置疑,马克思哲学具有鲜明的批判姿态。但是,严格地说,批判本身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特色,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在于给出了真正有效的批判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往的批判都是针对结果的,只有马克思的批判才是针对原因本身的。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的彻底性所在。无论是黑格尔式的思辨的批判,还是费尔巴哈式的道德的批判,都未能触及被批判对象的根源之解构问题,它们都仅仅局限于观念的范围内进行批判活动,说到底只不过是用一种观念去取代另一种观念而已。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作为特定的意识形态修辞,在其本质上都是唯心论的。意识形态同唯心论的原罪般的关联,决定了这一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则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颠覆和解构,由此决定了它的彻底性和深刻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所从事的全部哲学建构无非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即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揭破意识形态的秘密,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上消灭意识形态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现实基础。前者并不是“解释世界”,它不过是为解决后者的合法性问题所作的必要准备,亦即在理论上解决何以必须“改变世界”的问题。所以,“哲学家”和“革命家”双重角色同时集于马克思一身。物质本体论不能把人们引向现实活动,从而不可能完成马克思哲学所担当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马克思当然不是自在的实践者,而是自为的实践者;不是盲目的革命家,而是自觉的革命家。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其条件就是实践本体论哲学的建构。所以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说,归根到底解决的就是为什么必须由“说”(解释世界)回到“做”(改变世界)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问题。

   与实践本体论带来自为性不同,物质本体论则只能导致自在性,也就是说它所达到的不过是事实判断,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因而必然是保守的立场。马克思曾说:“实证的” 也就是“非批判的”[25]。恩格斯试图从“客观辩证法”引申出批判的合法性,他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在于缺乏批判的尺度和动力。我们知道,恩格斯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亦即物质本体论,同实在论之间具有内在的亲和性。列宁把“物质”界说为外在于我们的主观世界的且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世界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虽然恩格斯没有如此明确地定义“物质”, 但列宁的界说无疑体现了恩格斯物质观的基本立场。所谓实在论,一般认为是“指承认种种对象和属性的客观存在的各种理论。这些对象和属性包括外在世界、数学对象、共相、理论实体、因果关系、道德与美学属性、他人的心等。实在论的中心思想是,某些或全部这些事物存在,独立于我们的心灵,且不论我们是否知道或相信它们存在”[26]。实在论固然并不就是唯物主义,但可以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成为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当我们把作为物质的外部世界解释成客观实在时,实在论就构成了唯物主义的形态。列宁对“物质”的界说,显然是属于实在论的。因此,列宁有理由认为“实在论”“应读作唯物主义”[27]。物质本体论作为唯物主义的一种实在论理解,为“解释世界”的“科学”客观地把握实在的“世界”提供了前提。就此而言,物质本体论导致的只能是一种知识论建构,它顶多不过是达到马克思所批评的那种“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亦即马克思所谓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引者注)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28]。而所谓“推翻存在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改变世界”。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改变世界”的实质就在于逻辑地和历史地确立了“实践批判”——“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亦即“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9]——的终极原初性立场。显然,它同那种旨在“解释”现存事物的知识论建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也正是马克思为什么在建立自己的哲学时必须先行地批判以实证的“客观研究”为标榜的“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原因所在。作为知识论建构的预设,物质本体论所确立的抽象的物质范畴决不可能把人们引导到实际变革的活动中来。这显然是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立场和旨趣背道而驰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物质本体论立场不仅在理论上缺乏走向现实批判的内在因子,而且还潜在着一种知识论的审视方式,这种审视方式以知性思维为其基本特征。它深刻地影响着恩格斯在哲学上的自我看待。这至少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物质本体论不可能彻底摆脱知性思维陷阱的纠缠。在恩格斯那里,这种陷阱最主要地表现在:第一,恩格斯特别强调“唯物论—唯心论”的对立,他并没有致力于对这一对立的扬弃和超越。物质本体论由于陷入知性思维的局限中,它虽然担心唯心主义陷阱,却不知道执著于唯物主义(旧式的)恰恰是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纠缠的原因所在。这是富有吊诡和讽刺意味的。这种困境本身就意味着恩格斯尚未在自觉层面上真正摆脱知性思维的羁绊。第二,恩格斯在诠释马克思主义时,采取的是“板块式”结构的方法,把他和马克思一道创立的有机思想体系,按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部分加以划分,事先或事后都未声明这样做的局限和危险。尽管这是在批判杜林三本著作时不得已而采取的做法,但它毕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有机整体性原则。这种机械的分割,也折射着知性思维的典型特征。第三,恩格斯对于“无限”的了解,是通过“无穷进展”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来加以想象的,这种知性时空观的“恶无限”特点,表明恩格斯在无限问题上对于黑格尔意义上的真正的无限性缺乏深切了解。正是由此误解引发了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之矛盾的指责。

   应该公正地看到,恩格斯对于知性认识及其合理性限度是有着清醒的自觉的,例如他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就曾经明确指出:“知性和理性。黑格尔的这一区分——其中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是有一定意义的”[30]。在恩格斯看来,“一切知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从而还有抽象(……),对未知对象的分析(……),综合(……),以及作为二者的结合的实验(……)”,在性质上“属于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31]。恩格斯认为理性与知性的分野决定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分,但他只是在科学研究的范围内承认知性及其逻辑的合法性。尽管在自觉的层面上,恩格斯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知性思维的局限性,但在实际的思考中,特别是在对待唯物—唯心的对立关系问题上,他又在事实上囿于两极对立的格局之中,未能真正以扬弃的态度去对待这种对立,而且也没有找到实现这种扬弃的逻辑支点。这可以从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的立场中看得相当清楚。

   显然,恩格斯在处理哲学问题时却又不自觉地陷入了知性逻辑的泥淖。究竟是什么妨碍了他在实际的思考中杜绝知性思维的浸染呢?这不得不追究到恩格斯所秉持的物质本体论立场及其所必然带来的“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偏好。总之,知性逻辑及其所保证的“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姿态,由于局限于事实判断的自在性范围,是不可能完成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一切这一意识形态批判之历史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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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里援引海德格尔,可能又会引起某些学者的不快。其原因倒不在于海德格尔的论述是对是错,而仅仅在于它是来自海德格尔。我不得不指出,这种态度所透露出来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某种情结,与其说是在捍卫马克思,倒不如说是在侮辱马克思。原因非常简单,就是马克思学说决不是某种宗派的意识形态修辞,它丝毫不具有学术意义上的狭隘性和排他性。用一种近乎护教式的偏执态度来替马克思辩护,这本身就说明离开真实的马克思已经有多么地遥远。

   [②] 黑格尔:自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页。

   [③] 当然,这里所谓的“主体”不是狭义的,而是在绝对的主体性意义上成立的。

   [④] 注意,这里所谓的“主体性”不是认识论(或知识论)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⑤]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

   [⑥]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136-137页。

   [⑦]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137页。

   [⑧]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152页。

   [⑨] 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15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0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02页。

   [14]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8页。

   [17] 何中华:《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19]《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92页。

   [20] 熊伟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61页。

   [21] 熊伟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35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4-37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9页。

   [26]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57页。

   [27]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6-9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1页。

  
(原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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