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和:我记忆中的“四清”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2 次 更新时间:2014-05-21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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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是我记忆以后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那次运动开始于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辆大卡车,拉着一车人,被坎在距离我们村一里多的一个土坡上,那时还没有供汽车走的公路,土坡的里边是土崖,外边是壕沟,六轮大卡车就开不过来了。大人们大呼小叫地扛着工具去垫路,直到天快黑时,车才开进村里。不过车里的人先步行着进了村。大卡车给杭村载来就是“四清”工作队,也给村子载来了动荡与悬念。

那天下午,我三伯一家正在街门口的碾子上碾面,我在门口玩,有一个干部摸样的人笑嘻嘻地走了过来,穿着深蓝呢子中山服,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寒暄了几句话,就开始帮着我三伯一家推碾子。一边推,一边问这问哪,他一听我三姆说祖祖辈辈贫农,态度更谦和了,话也更投缘了。哪晚上和第二天早上中午都在我三伯家吃的饭,吃了饭,开了粮票和几毛钱。后来听说他叫江枫(还是江峰)。是华北局的一名什么处长。他帮三伯家推碾子,在我三伯家吃饭,哪已经就是开始工作了,叫访贫问苦、扎根串联。

那时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对身边发生一切懵懵懂懂,一向灰塌塌的村子,一家伙来了这么多人,感觉像赶来戏班和电影一样让人觉得好玩。生产队长们不再狼嚎一样吆喝人们去掰玉茭子了(当时的劳动效率很低,都老冬天了,秋还收不完)。哪个小队会计蓝制服口袋里不再别着亮闪闪的金星笔了。凡是原来牛皮哄哄的人都死眉龊眼的了,原来土头土脑的人倒是都眼光亮汪汪的了。贫下中农们三五成群地在村街上走来走去,神神秘秘地谈论着什么。村里成立起贫协会,是运动的依靠对象。我父亲当时还在孝义工作,我母亲和我们子妹四个,属于在第六生产队分粮吃的贴款户,我们一家的政治活动也归属于哪个生产队。我母亲和我三姆参加完生产队的会,回到院子里时低声说着话,说是学习什么“双十条”了,叫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簿,清财物呢,说叫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呢。我三伯比我母亲和三姆要高一级,他是贫协会成员,天天被集中在隔院邻居家开会开到后半夜。

我村的“四清”运动这就算是开局了,相当于一部连续剧刚刚放了片头。我大张开青涩蒙昧的眼睛,观看着剧情发展。到生产队看干部拿着稿纸念检查,那叫“洗手洗澡”。到隔院看扎根串联会,到大队办公室院子看开来的军绿色帆布小车,看车里走下的穿呢子衣服的华北局干部,到饭场上听人们为重划成分不公而发牢骚,听窃窃私语的工作队员交流清算过程遇到的问题,后来就有了更值得一看的说理斗争大会。当时我还没晋升为公社社员,没资格成为参会的任何成员,但我是贫下中农孩子,到哪里看,都不被驱赶。记得有一晚上,我像倾听反特故事一样,倾听着贫协会们对村干部罗列罪名。会议的主要倾听者就是帮我三伯家推碾子的老江(贫协会们都直呼他老江,连坐阵指挥工作的华北局办公室主任张克让,人们都叫他老张)。老江指着我问是谁家孩子,贫协会们说是咱贫农孩子,江处长就默许我欣赏活生生的人间戏剧了。那晚上他们控诉的对象是当时的两位姓徐的村干部,一位是大队主任,在旧社会曾在村里组织过防共团,教唱过防共歌,有句歌词是“共产党来了,杀人如割草”。记得江处长,听得很动容,一边摇着头感叹:杭村的政权果真是落到坏人手里了。贫协会们突然都压低了声音,相互传递着眼神,交流着耳语,老江依旧频频点着头,不时在笔记本上写写划划。后来我听出了他们说的内容是某人的成分问题,有位姓马的贫协会员越说越激愤:“哼,他家有房有地,还有过雇工,咋就成了贫农了?”另一位贫协会就与老江嘀咕:“土改时他就在杭村支部里了,那时杭村支部里都是他徐家人。”贫协会们低声揭发的成分问题是指那位姓徐的支书。

记得运动开始那阵子,人们吵吵嚷嚷的就是自家成分问题,因为“四清”要重划成分,这个涉及前途命运的事儿牵动着家家户户。我还担心地问过我母亲关于我家的成分问题,我母亲借用了我村一位老贫农的口头禅“咱家是生真的雇佃贫”。雇农、佃农是比贫农还穷的阶层,只是后来都归属在贫农里了。其实我爷爷是一辈子雇农,归在贫农里吃了两个级别的亏呢。我爷爷一身力气,嘴很笨,脑子更笨,把他无论搁到什么世道,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成为富人的,他一辈子受死受活的劳碌只能成为一个好人了。我爷爷虽是在四清前离开人世的,但我们无论如何得感谢他哪辈子没混得有钱有势家富族兴,才为我们奠定了做时代主人的好“家底”。

我三伯的发言总与会议的主旋律不是很搭调,他好像对“组织防共团”和“土改错划成分”这样的事件没什么兴趣,他不时地插话:“我祖祖辈辈贫农,我咋能破坏集体呢,折了牛腿,就把我送公社劳动改造,呀呀,真是气死人了”。我三伯是给大队放牛的,在他放牛期间一个月内有三头牛相继跌断了腿,被当时的村干部定为破坏行为,被民兵拿着“七九”大步枪送到公社,住了几十天,算是劳动改造?还是一种什么的惩罚?老江倒是对我三伯的话很同情,频频点着头评点:“是呀,地富反坏分子掌了权,哪有咱们贫下中农的活路?”

其实,掌了权的“坏人”,对我三伯的“迫害”还算最轻的,贫协会的另一位大叔,还被五花大绑送县监狱判刑几个月呢。记得四清前夕,还有过一个什么小的整风运动(好像叫“三清”),三位下乡干部,在村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带队的是个姓唐的干部,村人对老唐也是赞不绝口,说他敢碰硬,敢主持公道。原因好像是因为那位贫农大叔的院子多占集体土地,有人就给老唐们嘀咕,老唐们就责令其退地,并为此引发口角,还扭打在一起。老唐们果断做出处理,将他押送到县监狱获刑几个月。与那位贫农大叔一起送县监狱的的还有一个是中农成分的。不过那位中农在“四清”运动中却成了积极分子,成天提留着算盘,帮助包队的工作队清算队里的会计和保管。这两位在前期受“迫害”的都在“四清”中得到昭雪性补偿,当然我三伯也得到加倍补偿。那位老唐却因为在我们村那段政绩受到处分。曾听人们私下议论,在“四清”前被处理的,到“四清”就都成依靠对象了。因为处理他们的是夺取了贫下中农权的坏人啊。哪两位姓徐的支书、主任经济上倒没查出什么,就因为有历史问题和欺压贫下中农,被开除了党籍。四清过后,那位姓徐的支书曾发牢骚,说有人陷害了他。当时立刻就有贫下中农反驳,你还说便宜话呢,算你幸运了吧,要不是“四清”把你弄成下台干部,文化革命能斗死你。不过,那位姓徐的支书还是没躲过一劫,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因被怀疑参加过三青团,审问时用老虎凳吓唬了吓唬,就吓得跳井“自绝于人民”了。那位姓徐的主任在“四清”中得了个毛病,一听说要搞运动就拉肚子拉得卧床不起,他没有活到文革就“逃之夭夭”了。到“文革”时,杭村的支书是“四清”时培养起来的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后代,可到文革就成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不是走了资本主义老天爷也弄不清,反正上面揪斗当权派,下面也跟着斗就是了。开了几次批斗会,也拿不出什么走资本主义的证据,就口号喊得震天响,再斗,还是重复的那些内容和口号,就像已经看过的戏一样,不怎么吸引人了,对他的批斗会也就不再开了。你想啊,在“四清”那样炉火纯青的运动中选出来的人,又是华北局那么高的干部培养的,上台也就是一年左右,他就是想犯错误都来不及呢,何况他原本就是一个大好人呢。总之是后来就不再批斗他了,哪种批斗会也许就算是一种处分了?斗过一阵子后,说是让革命干部站出来了,只要往革委会办公室门口张贴一张纸,表态说你要站到人民一边了,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把你“三结合”进来了。可是他一直没有张贴表态书,据说还有革委会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但他还是没有想再干的意思,可以看出来他是伤透心了的。其实,我们村的文革之火还是他亲手点燃的,记得农村文革刚开始,他从县里开了文革精神的会,回村后正好有一位盲人说书人正在一个大院子里说《吕蒙正赶斋》,他去遏止了正在进行的故事,并就着那个人多的场合,传达了文革精神,他多次提到一句话是“真金不怕火烧,烧掉也好”。当时正陶醉在吕蒙正故事中的人们,对这句话很木然。没想到过了没几天,他就与文革之火“遭遇”了。敢情没有华北局领导,老百姓们自己忽掀的运动比被华北局领导的运动还炮火连天哩!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人们都希望他在村里多干几年呢。

还有一次印象很深的全村青年大会,哪已经是第二年春天了,说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要给年轻人做报告。只有年龄要求,没有阶级限制的大会,参加的青年把三间大队办公室挤得满满的,我硬是挤进去看见了作报告的解学恭,他穿着深灰呢子大衣,戴着浅灰色鸭舌帽,我对他讲述的内容是不是精彩没法判断,但声音宏厚凝重是印象很深的。他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革命”两个字,有句话自今还记得很清楚“你们这一代革不好命,下一代就要革你们的命”。散会后解学恭书记被几位老贫农围住握手问好,他们亲切地叫他解书记,私下里叫他“203”。他是洪赵支队的什么书记,抗战时,决死纵队总部在闫寨,洪赵支队总部设在杭村。他在我们村住了很长时间,村里的老人都认识他。他说他与杭村有感情,说是沁源“四清”的点本来是定在闫寨的,是他硬争取在了杭村的。在他当天津市革委会主任期间,给我们村买了一辆“铁牛55”拖拉机。我们村人为此很是感激了他一阵子。文革时他好像跟江青跟得很紧,在天津搞了“小靳庄”经验,粉碎“四人帮”后,就不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据说很惨,1987年被开除党籍,不属于极左运动的处理,哪应该就是铁定的结果了吧。

最可看的还是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下面群众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主席台上一溜儿领导坐在高桌后面,被斗的人面朝群众站在主席台前。轮到谁揭发批判,谁就站起来,一个挨着一个,好像经过排练似的。发言的人有情绪激愤的,也有平淡无奇毫无激情的。不管态度怎么样,内容大多是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的事情,有的干脆什么实质罪行都没有,就是空喊一顿吓人的大话。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教师,穿得干干净净,留着顺顺的剪发头,她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发言稿,开始用满口的学生腔念:“你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你是一只吸人血吃人肉的恶浪……”。除了批判,就是带头呼口号,自今还被村人相传的一句口号是一位贫农热血青年带领喊的:“投社会主义的机,捣社会主义的蛋。”“四清”运动的斗争会远没有文革的斗争会热烈火爆,不过内容和效果却差不多,这种所谓的斗争,只能使被“压迫”者发泄解恨,并拿不出多少被斗者的实质罪证。全部作用也就是文革时流行的那句话: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最让人难忘的是斗一个姓张的富农时,他的两个子女分别揭发了他在家里说过的一些对社会不满的话,揭发罢就点着父亲的名字质问:“某某某,是不是?”那位富农接口回答:“是!”,儿子再问:“承认不承认?”富农答:“承认。”多少年后,我还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样的事实,也许是为形势所迫?也许是为了争取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后可以成为一种对家庭的保护?我由此想起电影《槐树庄》,老地主给清算的时候,回来了参加八路军的儿子,他质问郭大娘:“我参加革命为什么?”土改工作队队长高喊:“他是为了保护他的地主家庭。”难道富农子女的揭发,和地主儿女参加革命队伍一个目的?我们村的地主,在当时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只是个传说,因为老地主一直住在四川儿子哪里,四川的儿子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即使“四清”最后的公审大会,老地主和地主婆也还是缺席宣判的。可见华北局领导也还奈何不了与他们一样高级的革命干部的。直到文化革命,也许老地主哪高干儿子也被揪出来了,老地主和地主婆才被赶回村里,我们才见到村里最大阶级敌人的真身。

后来听贫协会的知情人说,靠那些斗争会是搞不出什么来的,那些会场揭发的内容,作为罪证是大多不能成立的,“四不清”问题靠在账簿里也是查不什么来的。“四清”前一位大队会计,是从上务头村调来的专职会计,他在杭村干了几年,人们一片好评,是县一级的红会计,得过许多“红管家”一类的奖状,可这人在洗手洗澡时,太不谦虚,太会说,说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为村里办了多少多少好事,救济了多少多少贫困户。他只顾滔滔不绝地说啊说,吹啊吹,也没调后脑袋看看华北局领导们早已满脸疑问,眼色频递了。坏人掌权的班子,怎么可能有“红管家”?主要领导欺压贫下中农,就你个会计救济贫困户?那位会计除那次洗手洗澡会,从没上过一次批斗会,因为群众提不出什么意见,贫协会也没什么不好的说法,但最后还是给判了个监督劳动改造,成了个成天鸣冤叫屈的上访户。文革时他说在北京见哪些华北局领导被剃了阴阳头,挂着牌子批斗游街。人们半信半疑。不过农村文革条例里有一条写得很明白:要保卫‘四清’成果。

还有一位比那位“红管家”还冤枉的是我们村一位姓郭的,本来是真真确确的贫农,“四清”中却被定为新富农。好像这之前有一段对农村农业宽松的政策,允许承包土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他承包了一个山庄,个人买了一头骡子。在当时拥有了昂贵的骡子,相当于现在拥有了“奔驰”、“宝马”。这人跟政策跟得有点太快了,哪个政策有了粮,有了骡子;这个政策恰恰就赶上了,可好儿条例里就有这么一款是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走资本主义的,不说是政策条文要查你,穷歪歪的老百姓也是不能容忍自己队伍里冒出个暴发户的,这顶新富农的帽子不大不小就给他戴上了。本来是好端端的贫下中农,给运动搞成个这名堂,成天叫喊冤枉,冤枉。到文化革命时不说平反昭雪了,反而因为要翻“四清”的案,又是游街又是批斗的,搞得比前一个运动更惨了。据贫协会的干部回忆,在他们所经历的诸如土改呀、肃反、镇反呀等运动里,“四清”运动是最理性的,最不乱来的了。

哪个人头攒动的公审大会,也就是“四清”这场连续剧的大结局了,或者叫收场了。

据我后来跟当时的知情人了解,运动的收场很是突然。哪几位被华北局认定为重点的(据说有诸如供销社、卫生所等天天接触现金的,群众意见大的人),还没有开始清算,说是刚扫清了外围,就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重点人物,准备在杭村抓出华北地区的大贪污犯的时候,“四清”的新条例“二十三条”下来了。说是华北局领导们面对“二十三条”,有点傻眼了,新条例对“四不清”有点淡化了,对查出的经济问题不强调强行退赔了,前一段的工作好像是过火了?文革时,说这个“二十三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件, 后十条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件。有对“四清”有看法的人嘀咕,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心胸豁达。也有贫下中农怀疑,怎么毛主席对坏人要放一马呢?跟我一个红卫兵总部的一位老贫协说,要不是“二十三条”咱村的坏人就挖干净了,那位老贫协常常说起“四清”工作队是一茬好干部,“四清”运动是一场好运动。他对文革到是很有些质疑。他跟一位从福建回来的南下干部(福建某县县委书记)谈起文革时,很是忧国忧民地感叹:“呀,乱成个这,可咋呀?”那位南下干部想了想说:“乱只乱了敌人,这一乱就有人策动,一策动,坏人就暴露出来了。”他还是不无疑惑地叨叨:“呀,解不下,解不下。”

哪个公审大会是以杭村片集中召开的,被判监督劳动改造的杭村十四人(地主和地主婆缺席),其它周边村有十几人。抓捕判刑的杭村一人,南庄村一人。在审判台中央坐阵的是当时县法院姓徐的院长,院长左右各坐着杭村和石台村的贫协主任,叫陪审员。审判台下面,搭建起四个比审判台低,比地面高的方台。中间两个方台上是即将被判刑的两人,这两人两边的方台上是哪些被判管制的。判决由姓徐的院长宣读,在对那些人的定性里,有贪污腐化分子,有地主、富农,有漏划富农,有新富农,有坏分子。整整多半上午那些监督劳动改造的才宣读完,最后轮到宣判中间哪两个人,哪两个人里,还有一位是残疾人,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棍。我们村哪个判了五年,哪个残疾人判了十年,宣判完罪行,那位院长就威严地下命令“加刑”,就有几个穿军装的跳上方台,一家伙抖出细细的麻绳,开始捆绑人犯。哪个残疾犯人被捆绑后,木棍被扔到一边,就站不住了,还得哪两个穿军装的搀扶着才勉强站住,后来哪两位军人有点搀扶不动了,把绳子放松了一点,又把木棍给他,让他自己拄着。一开始捆绑时很吓人,我身边一位老婆婆,看着看着就软软地蹲下了,用手捂住眼睛,我这人也是天生的怯懦。当推着犯人跑向村口的时候,孩子们都追着撵着看,我却匆匆跑回家,好多天好多天,眼前一直是哪个恐怖的场面。

我村哪个被判刑的姓韩,原来是大队马车队队长。我们村当时有四辆胶轮的四驾马车,这在当时是很牛的。他被抓走,他在村里修建的五间新房全没收归公,除房子外还退赔了一些什么家什。据他刑满释放后说,哪几辆马车都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至于贪污的事,他没提及,我们也无从知道。他后来又修起八间房子,人们很佩服他的能干,还选他当了多年生产队队长,一直干到改革开放以后集体解体。他很长寿,前不久刚刚去世,在全村与他同龄的人里只有他活了九十多岁。

问了好多当事人也弄不清,“二十三条”是审判大会后组织学习的,还是学习以后草草收场的。总之是“二十三条”刚下来不几天,运动就接近尾声了。从1963年冬到1964年冬,整整经历了一个季节的轮回。揪出了坏人,选出了好人,大小队干部齐刷刷换了一茬新人。我三伯不仅拿到昭雪性补偿,又拿起被剥夺多年的放牛铲。别小看放牛倌这个头衔,他可是与全村七个生产队百分之七十的家当举足轻重的人物啊。按照谢学恭的建议,成立了个青年团外围组织,叫什么小组。隔三差五就把男女青年集中到大队办公室由新选出来的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组织学习,读报纸,教唱革命歌曲。村里修通了沙土公路,接通了电,有了电碾,电磨粉机。电灯亮亮的,机器隆隆的很有点社会主义新农村迹象了。这样的安安稳稳的大约过了一个年头,那场史无前例的更大的运动就接踵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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