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和:我记忆中的“四清”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0 次 更新时间:2014-05-21 12: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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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是我记忆以后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那次运动开始于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辆大卡车,拉着一车人,被坎在距离我们村一里多的一个土坡上,那时还没有供汽车走的公路,土坡的里边是土崖,外边是壕沟,六轮大卡车就开不过来了。大人们大呼小叫地扛着工具去垫路,直到天快黑时,车才开进村里。不过车里的人先步行着进了村。大卡车给杭村载来就是“四清”工作队,也给村子载来了动荡与悬念。

  那天下午,我三伯一家正在街门口的碾子上碾面,我在门口玩,有一个干部摸样的人笑嘻嘻地走了过来,穿着深蓝呢子中山服,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寒暄了几句话,就开始帮着我三伯一家推碾子。一边推,一边问这问哪,他一听我三姆说祖祖辈辈贫农,态度更谦和了,话也更投缘了。哪晚上和第二天早上中午都在我三伯家吃的饭,吃了饭,开了粮票和几毛钱。后来听说他叫江枫(还是江峰)。是华北局的一名什么处长。他帮三伯家推碾子,在我三伯家吃饭,哪已经就是开始工作了,叫访贫问苦、扎根串联。

  那时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对身边发生一切懵懵懂懂,一向灰塌塌的村子,一家伙来了这么多人,感觉像赶来戏班和电影一样让人觉得好玩。生产队长们不再狼嚎一样吆喝人们去掰玉茭子了(当时的劳动效率很低,都老冬天了,秋还收不完)。哪个小队会计蓝制服口袋里不再别着亮闪闪的金星笔了。凡是原来牛皮哄哄的人都死眉龊眼的了,原来土头土脑的人倒是都眼光亮汪汪的了。贫下中农们三五成群地在村街上走来走去,神神秘秘地谈论着什么。村里成立起贫协会,是运动的依靠对象。我父亲当时还在孝义工作,我母亲和我们子妹四个,属于在第六生产队分粮吃的贴款户,我们一家的政治活动也归属于哪个生产队。我母亲和我三姆参加完生产队的会,回到院子里时低声说着话,说是学习什么“双十条”了,叫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簿,清财物呢,说叫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呢。我三伯比我母亲和三姆要高一级,他是贫协会成员,天天被集中在隔院邻居家开会开到后半夜。

  我村的“四清”运动这就算是开局了,相当于一部连续剧刚刚放了片头。我大张开青涩蒙昧的眼睛,观看着剧情发展。到生产队看干部拿着稿纸念检查,那叫“洗手洗澡”。到隔院看扎根串联会,到大队办公室院子看开来的军绿色帆布小车,看车里走下的穿呢子衣服的华北局干部,到饭场上听人们为重划成分不公而发牢骚,听窃窃私语的工作队员交流清算过程遇到的问题,后来就有了更值得一看的说理斗争大会。当时我还没晋升为公社社员,没资格成为参会的任何成员,但我是贫下中农孩子,到哪里看,都不被驱赶。记得有一晚上,我像倾听反特故事一样,倾听着贫协会们对村干部罗列罪名。会议的主要倾听者就是帮我三伯家推碾子的老江(贫协会们都直呼他老江,连坐阵指挥工作的华北局办公室主任张克让,人们都叫他老张)。老江指着我问是谁家孩子,贫协会们说是咱贫农孩子,江处长就默许我欣赏活生生的人间戏剧了。那晚上他们控诉的对象是当时的两位姓徐的村干部,一位是大队主任,在旧社会曾在村里组织过防共团,教唱过防共歌,有句歌词是“共产党来了,杀人如割草”。记得江处长,听得很动容,一边摇着头感叹:杭村的政权果真是落到坏人手里了。贫协会们突然都压低了声音,相互传递着眼神,交流着耳语,老江依旧频频点着头,不时在笔记本上写写划划。后来我听出了他们说的内容是某人的成分问题,有位姓马的贫协会员越说越激愤:“哼,他家有房有地,还有过雇工,咋就成了贫农了?”另一位贫协会就与老江嘀咕:“土改时他就在杭村支部里了,那时杭村支部里都是他徐家人。”贫协会们低声揭发的成分问题是指那位姓徐的支书。

  记得运动开始那阵子,人们吵吵嚷嚷的就是自家成分问题,因为“四清”要重划成分,这个涉及前途命运的事儿牵动着家家户户。我还担心地问过我母亲关于我家的成分问题,我母亲借用了我村一位老贫农的口头禅“咱家是生真的雇佃贫”。雇农、佃农是比贫农还穷的阶层,只是后来都归属在贫农里了。其实我爷爷是一辈子雇农,归在贫农里吃了两个级别的亏呢。我爷爷一身力气,嘴很笨,脑子更笨,把他无论搁到什么世道,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成为富人的,他一辈子受死受活的劳碌只能成为一个好人了。我爷爷虽是在四清前离开人世的,但我们无论如何得感谢他哪辈子没混得有钱有势家富族兴,才为我们奠定了做时代主人的好“家底”。

  我三伯的发言总与会议的主旋律不是很搭调,他好像对“组织防共团”和“土改错划成分”这样的事件没什么兴趣,他不时地插话:“我祖祖辈辈贫农,我咋能破坏集体呢,折了牛腿,就把我送公社劳动改造,呀呀,真是气死人了”。我三伯是给大队放牛的,在他放牛期间一个月内有三头牛相继跌断了腿,被当时的村干部定为破坏行为,被民兵拿着“七九”大步枪送到公社,住了几十天,算是劳动改造?还是一种什么的惩罚?老江倒是对我三伯的话很同情,频频点着头评点:“是呀,地富反坏分子掌了权,哪有咱们贫下中农的活路?”

  其实,掌了权的“坏人”,对我三伯的“迫害”还算最轻的,贫协会的另一位大叔,还被五花大绑送县监狱判刑几个月呢。记得四清前夕,还有过一个什么小的整风运动(好像叫“三清”),三位下乡干部,在村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带队的是个姓唐的干部,村人对老唐也是赞不绝口,说他敢碰硬,敢主持公道。原因好像是因为那位贫农大叔的院子多占集体土地,有人就给老唐们嘀咕,老唐们就责令其退地,并为此引发口角,还扭打在一起。老唐们果断做出处理,将他押送到县监狱获刑几个月。与那位贫农大叔一起送县监狱的的还有一个是中农成分的。不过那位中农在“四清”运动中却成了积极分子,成天提留着算盘,帮助包队的工作队清算队里的会计和保管。这两位在前期受“迫害”的都在“四清”中得到昭雪性补偿,当然我三伯也得到加倍补偿。那位老唐却因为在我们村那段政绩受到处分。曾听人们私下议论,在“四清”前被处理的,到“四清”就都成依靠对象了。因为处理他们的是夺取了贫下中农权的坏人啊。哪两位姓徐的支书、主任经济上倒没查出什么,就因为有历史问题和欺压贫下中农,被开除了党籍。四清过后,那位姓徐的支书曾发牢骚,说有人陷害了他。当时立刻就有贫下中农反驳,你还说便宜话呢,算你幸运了吧,要不是“四清”把你弄成下台干部,文化革命能斗死你。不过,那位姓徐的支书还是没躲过一劫,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因被怀疑参加过三青团,审问时用老虎凳吓唬了吓唬,就吓得跳井“自绝于人民”了。那位姓徐的主任在“四清”中得了个毛病,一听说要搞运动就拉肚子拉得卧床不起,他没有活到文革就“逃之夭夭”了。到“文革”时,杭村的支书是“四清”时培养起来的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后代,可到文革就成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不是走了资本主义老天爷也弄不清,反正上面揪斗当权派,下面也跟着斗就是了。开了几次批斗会,也拿不出什么走资本主义的证据,就口号喊得震天响,再斗,还是重复的那些内容和口号,就像已经看过的戏一样,不怎么吸引人了,对他的批斗会也就不再开了。你想啊,在“四清”那样炉火纯青的运动中选出来的人,又是华北局那么高的干部培养的,上台也就是一年左右,他就是想犯错误都来不及呢,何况他原本就是一个大好人呢。总之是后来就不再批斗他了,哪种批斗会也许就算是一种处分了?斗过一阵子后,说是让革命干部站出来了,只要往革委会办公室门口张贴一张纸,表态说你要站到人民一边了,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把你“三结合”进来了。可是他一直没有张贴表态书,据说还有革委会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但他还是没有想再干的意思,可以看出来他是伤透心了的。其实,我们村的文革之火还是他亲手点燃的,记得农村文革刚开始,他从县里开了文革精神的会,回村后正好有一位盲人说书人正在一个大院子里说《吕蒙正赶斋》,他去遏止了正在进行的故事,并就着那个人多的场合,传达了文革精神,他多次提到一句话是“真金不怕火烧,烧掉也好”。当时正陶醉在吕蒙正故事中的人们,对这句话很木然。没想到过了没几天,他就与文革之火“遭遇”了。敢情没有华北局领导,老百姓们自己忽掀的运动比被华北局领导的运动还炮火连天哩!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人们都希望他在村里多干几年呢。

  还有一次印象很深的全村青年大会,哪已经是第二年春天了,说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要给年轻人做报告。只有年龄要求,没有阶级限制的大会,参加的青年把三间大队办公室挤得满满的,我硬是挤进去看见了作报告的解学恭,他穿着深灰呢子大衣,戴着浅灰色鸭舌帽,我对他讲述的内容是不是精彩没法判断,但声音宏厚凝重是印象很深的。他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革命”两个字,有句话自今还记得很清楚“你们这一代革不好命,下一代就要革你们的命”。散会后解学恭书记被几位老贫农围住握手问好,他们亲切地叫他解书记,私下里叫他“203”。他是洪赵支队的什么书记,抗战时,决死纵队总部在闫寨,洪赵支队总部设在杭村。他在我们村住了很长时间,村里的老人都认识他。他说他与杭村有感情,说是沁源“四清”的点本来是定在闫寨的,是他硬争取在了杭村的。在他当天津市革委会主任期间,给我们村买了一辆“铁牛55”拖拉机。我们村人为此很是感激了他一阵子。文革时他好像跟江青跟得很紧,在天津搞了“小靳庄”经验,粉碎“四人帮”后,就不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据说很惨,1987年被开除党籍,不属于极左运动的处理,哪应该就是铁定的结果了吧。

  最可看的还是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下面群众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主席台上一溜儿领导坐在高桌后面,被斗的人面朝群众站在主席台前。轮到谁揭发批判,谁就站起来,一个挨着一个,好像经过排练似的。发言的人有情绪激愤的,也有平淡无奇毫无激情的。不管态度怎么样,内容大多是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的事情,有的干脆什么实质罪行都没有,就是空喊一顿吓人的大话。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教师,穿得干干净净,留着顺顺的剪发头,她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发言稿,开始用满口的学生腔念:“你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你是一只吸人血吃人肉的恶浪……”。除了批判,就是带头呼口号,自今还被村人相传的一句口号是一位贫农热血青年带领喊的:“投社会主义的机,捣社会主义的蛋。”“四清”运动的斗争会远没有文革的斗争会热烈火爆,不过内容和效果却差不多,这种所谓的斗争,只能使被“压迫”者发泄解恨,并拿不出多少被斗者的实质罪证。全部作用也就是文革时流行的那句话: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最让人难忘的是斗一个姓张的富农时,他的两个子女分别揭发了他在家里说过的一些对社会不满的话,揭发罢就点着父亲的名字质问:“某某某,是不是?”那位富农接口回答:“是!”,儿子再问:“承认不承认?”富农答:“承认。”多少年后,我还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样的事实,也许是为形势所迫?也许是为了争取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后可以成为一种对家庭的保护?我由此想起电影《槐树庄》,老地主给清算的时候,回来了参加八路军的儿子,他质问郭大娘:“我参加革命为什么?”土改工作队队长高喊:“他是为了保护他的地主家庭。”难道富农子女的揭发,和地主儿女参加革命队伍一个目的?我们村的地主,在当时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只是个传说,因为老地主一直住在四川儿子哪里,四川的儿子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即使“四清”最后的公审大会,老地主和地主婆也还是缺席宣判的。可见华北局领导也还奈何不了与他们一样高级的革命干部的。直到文化革命,也许老地主哪高干儿子也被揪出来了,老地主和地主婆才被赶回村里,我们才见到村里最大阶级敌人的真身。

  后来听贫协会的知情人说,靠那些斗争会是搞不出什么来的,那些会场揭发的内容,作为罪证是大多不能成立的,“四不清”问题靠在账簿里也是查不什么来的。“四清”前一位大队会计,是从上务头村调来的专职会计,他在杭村干了几年,人们一片好评,是县一级的红会计,得过许多“红管家”一类的奖状,可这人在洗手洗澡时,太不谦虚,太会说,说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为村里办了多少多少好事,救济了多少多少贫困户。他只顾滔滔不绝地说啊说,吹啊吹,也没调后脑袋看看华北局领导们早已满脸疑问,眼色频递了。坏人掌权的班子,怎么可能有“红管家”?主要领导欺压贫下中农,就你个会计救济贫困户?那位会计除那次洗手洗澡会,从没上过一次批斗会,因为群众提不出什么意见,贫协会也没什么不好的说法,但最后还是给判了个监督劳动改造,成了个成天鸣冤叫屈的上访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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