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解读经济学在中国的现状——经济学与媒体是如何互动发展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63 次 更新时间:2005-07-13 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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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十年以来,《经济科学译丛》对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使严肃的市场经济学逐步走出“西方经济学”这一“另类”身份,慢慢恢复其应该归属的“正门”。这十周年之际,我们经济学人有责任回顾并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别的不说,从去年秋天关于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我们看出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一个世界,而人们心目中从以往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了解到的“经济学”则是另一世界,这两个世界间的距离如此之远,如果长久不改变,它必定会在某一时刻导致某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会断送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毕竟,大脑中所固有的理解社会的概念框架会决定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评判,缩小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是我们经济学人无法推卸的责任。那么,如何解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现状?它离现实经济有多远?

  

  过去25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赢得世人瞩目,但经济学教育研究则是另一幅图景。经济学教育当然也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过去十几年里,与经济学相关的学术和非学术活动到处可见,一种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经济文化正在形成。只是平心而论,虽然正规课堂教育对过去这些年市场经济知识在社会中的普及贡献很大,但唱主角的可能是日益成熟、越来越充满活力的财经媒体以及直到最近才被逐渐认可的EMBA教育和各类培训班。为什么财经媒体和互联网这些“非正规”平台在提供“有用的”经济教育,而高中与大学“正规”课堂却没唱主角呢?为什么“正规”经济学这些年落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之后,而不是为后者领航呢?

  

  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平台大致有以下几种:中学到大学都必修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大学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本科和研究生),MBA,EMBA,培训班,还有大众媒体(包括报刊、互联网和电视)。 前四种算是正规教育平台,后面为非正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学的是理工科(特别是90年代之前更如此),他们在中学和大学上的政治经济学可能是一辈子中唯一正式接触经济学的机会,因此对多数人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关键。政治经济学课的内容今天跟二十几年前相比,当然有些变化,但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原因,其核心经济学理念和框架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对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的“专业”课程来说,经过《经济科学译丛》和其他同仁的努力已使课程内容的“客观性”与“实用性”增加不少,但这些专业学生毕竟占少数。

  虽然正规经济教育如此,现实经济却在风风火火的增长,企业要融资发展,消费者要进行投资与消费抉择,决策者要掌握宏观经济,国际竞争迫使企业家和商人渴望市场信息并能分析把脉各行各业的市场走势,股民要辨别上市公司未来的好坏,等等,快速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使过去僵硬的经济学体系无法跟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大转型产生出对市场经济知识的巨大需求。在正规经济学教育无法赶上的情况下,就只好由财经媒体来“补课”,这些年是财经媒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明星”公众经济学家。

  

  经济学两百年前在英国的兴起

  

  我们已谈到,在中国的正规经济学教育平台不能满足现实经济的需要之时,财经报刊、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便成为人们获得市场经济理念的最重要平台,也是不同经济学理念交锋的重要媒介。我知道,严肃的经济学人会认为这是“浮躁”的表现,这或许也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经济学在中国停顿了几十年的事实,特别是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学术环境已离理想很近了。其实,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跟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尽管当时英国是在开创经济学,而今天的中国更多是在恢复)。正因如此,回顾当年英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或许能帮助我们看清中国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可能趋势,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众媒体对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这么重要。

  

  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开始了大西洋贸易,开发美洲大陆。英国真正加入海洋贸易、建立北美殖民地还是1600年左右的事。但,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海洋贸易改变了英国和整个西欧,这些当然是我们以往谈得最多的话题。相对较少谈及的是那时开始的海洋贸易不仅为报纸等大众传媒的诞生奠定基础,而且也为经济学的诞生播下种子。

  

  英国在16世纪末加入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后,1622年在伦敦便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伦敦报》(The London Gazette),随后也出现了诸如《Coll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1692年创刊),《The Course of Exchange》(1697年)和至今还存在的《Lloyd’s List》(1734年)这些财经报刊 [1],当时这些报刊的出现完全是出于海外贸易和证券交易的需要,刊登的只是各海港离港航船的目的地、进出口商品种类与价格、股票以及其它证券价格信息等,提供纯粹的商业与证券信息和刊登广告,没有经济评论。当然,到1720年英国的南海股票泡沫时期(The South Sea Bubble),英国已有大量财经报刊,许多人认为那些报纸的过度渲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那次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那次泡沫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规定任何企业在没有得到议会的特许之前不能成为股份公司,其股份不能上市交易。该法案在相当程度上使英国股市的发展停顿了长达120年。

  

  那次股市泡沫带来的其它后果姑且不管,其间接效果是使英国从此有了相当规模的财经报刊业,而且也培养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和报刊销售网。股市泡沫破灭之后,以股票信息为主的财经报刊出现萧条,但已经习惯于每天读财经报刊的读者群却仍然存在,成熟的报刊受众的存在对此后经济理念的大众传播极其重要。

  

  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达到相当规模,除了在美国的13个殖民地外,它还拥有加拿大、中美洲众多岛国、印度为其殖民地。在16世纪时英国人还不知道有白糖、烟草、茶叶、咖啡这些东西,但到1700年英国人均年消费白糖2.6公斤、烟草1公斤。这些都是从美洲和亚洲进口的东西。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和印花布也改变了英国人的时装偏好,使其服装业由羊毛慢慢转向棉织品。特别是从1760年代开始的机械化棉纺与织布技术使英国依赖中美洲国家,从那里进口棉花到英国加工纺织,然后又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它国家。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相当大,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比如,1700年时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56%、22%和22%,到1820年这些产业的比例分别为37%、33%和30%。 [2]这些海外贸易以及本国产业的发展也给英国创就了相当大的中产阶级。

  

  到那时,人们不仅已看到海外贸易和本国市场发展的好处,也看到要为海洋贸易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其海外贸易利益,在当时没有成型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建立并维持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也经常发动或进入战争。到18世纪末为止,英国已多次跟法国、西班牙、荷兰作战,1776至1783年间为维护美国殖民地与要独立的美国作战近九年。

  

  那么,这些昂贵的海外贸易到底值不值得?为什么要扩展并维系其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市场交易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政府对经济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海外贸易以及英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商业与经济问题,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转型冲击就像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人们渴望有更清楚的理论框架帮助他们理清繁杂的经济现实,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导航。这种对经济知识的渴望尤其在中产阶级中最为突出。可是,到18世纪中叶还并没有“经济学”这回事,更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经济理论。于是,在因海外贸易刺激出的对经济知识的饥渴和“经济学”的不存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就好像中国过去二十几年所经历的一样)。

  

  就在那个时期,财经报刊第一次成为经济理念的辩论平台。一方面那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较成熟,可担任经济思想辩论的“裁判”,另一方面通过阅读不同思想理念的交锋,报刊读者也可获得正规学堂里学不到的经济理论,何乐而不为呢?第一次思想交锋发生在《重商者》(The Mercator)和《英国商人报》(The British Merchant)之间,在1720年左右《英国商人报》刊登了亨利•马丁(Henry Martin)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大力推举自由贸易的好处,而《重商者》则登文反对自由贸易。当时既然没有“经济学”,自然就没有“经济学家”了。在报刊上登出经济论争的作者一般是具有分析头脑的财经记者或评论员,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世界经典《国富论》首先起源于财经报刊的“大众化”经济论争,李嘉图的价值论也是先以“书信”形式刊登在当时的《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上,随后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著名作品——《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穆勒(Mill)以及麦考罗克(McCulloch,人们称他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等也是当时著名的由财经记者转变而成的“公众经济学家”。

  

  以大众媒体作为探究经济原理同时传授经济知识的途径,最大的强处是它的灵活性和新闻相关性:根据每天发生的事件和热点经济问题,报刊可以边报道、边评论,同时也讲解其背后的经济道理,或者请有造诣的专家写相关的剖析解释文章。另外,媒体间的竞争是公开的,这也可帮助改进这些评论报道的质量。—— 这些特征是课堂教学与教材难以具备的优势。对于以前经济知识欠缺的大众而言,大众媒体显然是一种最方便的“补课”方式。

  

  1803年创刊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不仅成为向大众传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力,而且还倡导了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那时显然还没有“计量经济学”这回事,但它的基于数据的经济分析给人们耳目一新、清晰易懂的感觉,使依赖大众媒体的经济讨论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另一份最有影响的报刊是今天还在的《经济学人》杂志,它创刊于1843年,其宗旨就是向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输深奥的经济理念与商业知识,“把那些看起来像迷宫的经济理论与理念变成社会大众的普通常识”。《经济学人》的定位是严肃的政经新闻加评论,半学术性和半常识性。

  

  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是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时期,也是该学科的黄金岁月,它的发展基地不是大学,也不是正规的研究机构,而是公众报刊媒体。这些报刊和活跃于其中的公众经济学人一起改变了英国与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他们的努力不仅创立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而且从根本上培养了英美社会的商业文化,使自由市场以及相关理念成为英美大众文化的重要核心,使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对自由市场谈论一二。这种市场文化的培养对随后英美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让社会更能支持建立与产权保护相关的市场制度架构,也为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直到1882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和1888年英国《金融时报》创立的时期,以大众媒体为平台的经济研究与理念传播的时代才正式告一段落。从那时开始,财经报刊转向以新闻与金融信息为主,经济学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象牙塔。那一转折的背景大致如下。第一,到19世纪末,英美社会已基本领会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深入人心,除了专业人士外,大众对经济理念的兴趣开始减少,远不如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于是大众报刊不再愿意投入太多的篇幅给理念论争性的文章。第二,由于铁路技术在1860年后越炒越热,大众对铁路股票的兴趣猛增,炒股热情远远胜过对经济理念的热情,人们更感兴趣“如何赚钱”、“如何选好股票”等,而不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更好”、“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更好”的问题。第三,经过早年的努力,经济学体系到19世纪末已基本成形,专业化程度已很深,也慢慢建立了经济学自己的一套话语。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院系开始成立,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于1890年成立,伦敦经济学院于1895年创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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