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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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裤子没有限制。时尚的为蓝色哗叽制,可以烫出笔直的褶痕。男孩子头发沾油,皮鞋擦亮,穿着这样哗叽的裤子,最为女孩欣赏。我为着自己的时髦,逼着妈妈从她悭吝的口袋里五元十元地掏出来,供我作赶上时尚的花费。她稍一推拒我就蹬脚叫嚷。这时候我从没有想到母亲面对着入不敷出的家计,丈夫也快六十岁,又丝毫无增辟财源的可能,心中的焦虑与恐慌了。

   这样的穷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越穷。她住宅的楼上有一个竹箩筐,里面存积着一串绵延不断的铜钱,我们称之为“明钱”或“穿眼钱”。内中多“咸丰通宝”或“光绪通宝”,但是内中也间常夹杂着历代铜钱,如光亮的“嘉靖通宝”。穿钱的绳子愈接愈长,终至从筐底而辗转至满筐。这是她半生治家的积蓄,自袁世凯大头银元流通之后等于全部作废,只供我们零星取去作为玩具。(要是这筐铜钱留至今日再运往国外可能又值价了,内中也必有稀见的货币。)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我至今还记得他戴着那顶旧毡帽,至街头即将转弯向我们回顾一刹那的关头面上尴尬的表情。我们也可以想见到母亲心头的滋味。

   我并不是全无心肠,完全不曾感受母爱。只是天性的母子之情,总被这些环境上的因素笼罩着去了。

   我还记着我第一次进住宿的学校,妈妈托人带来的一篮盐蛋与皮蛋。蛋壳早已洗净,盐蛋也曾煮熟,上有她用毛笔写着“皮”、“盐”。其实这样的标记已无必要,我见着就吃,也不分黑白,只吃得腹痛为止。倒只有多少时候以后,想及她搓糠灰、拌盐水、洗蛋壳,又在蛋壳上一笔一画写字的爱子之情。我离家的时候妈妈替我收拣行装,她亲手将我的衬衫尾插入裤中,嘴里说:“要不是养育你一场,也没有这样的牵挂了。”说时眼睛润湿。我当时并没有如何的感动,也要待到以后两地隔阂,才记起如斯的细婉情节。我将考大学的日程预先写信告她。后来妹妹说,到那天上午和午后妈妈再三地说:“你哥哥正在用心咯!”

   抗战之后不仅我投笔从戎,弟弟也进辎重兵学校。他有次在家信里提及在某处宿营。据父亲说妈妈一听及宿营,头顶上没有房屋掩盖,立即就哭。我曾在缅甸负伤,实际是腿上轻伤,只不过裤裆被撕去一块,上面血迹斑斓。我将这卡叽裤带回作纪念。至此已事隔经年,妈妈见着仍是流泪纵横。

   妈妈这一代的女性,她们的生命与前途,不由自身做主。她自小就做了外祖父教条下的牺牲品。人家的女儿已开始入学,她不得入学,人家的女儿已放足她仍是被逼裹足。以后则只有相夫教子,做传统的贤妻良母。可是传统的贤妻良母仍有她们赢得的报酬,我父亲在珍珠港事变前一月去世。他弥留时对妈妈说:“我们有两个好儿子,让你去享福吧。”不料她所享之福不过起先随着我们,后来随着妹妹及妹夫南北奔波,在轮船上搭地铺,在卡车上坐车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带糠屑的配给米。她夸告邻居:她的两个儿子都可以到美国去,只因为照顾亲娘,不愿离去。其实则两个儿子都在打算盘前往美国自寻出路。他们回时只在母亲无碑的坟前怅惘徘徊。

   妈妈说:“我不要你们如何服侍我,只要不使我牵肠挂肚就好了。”在20年代和30年代她说的可能代表当日一般为人母者的衷心之言。

   事情是这样的:湖南经过北伐的暴风后立即“清党”。不少的年轻人,不一定曾经过宣誓的手续矢志做共产党,只要参加左翼团体集会,在学校里发激烈的言论,或爱上了具有政治思想的异性,都有被拘捕和被审讯的可能。审讯时可能被屈打成招或是因言辞出入而犯重刑,十九都是死罪。我一生也不能忘记我还在上小学的那一年,一天我看到枪兵指挥街上行人回避。不一会一队士兵刺刀插在枪管上,在号兵吹冲锋号之后,高呼叫:“杀!”被押解的有二十多个男女,都是一身“剪绑”,背后插有“标子”,上书“斩决共匪”某某,名字又用红笔从上到下贯穿。为首的一人还在叫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至此已力竭声嘶。后面的几个女性,穿水红色内衣,年龄也只二十左右,也被兵士推着保持一行列间快步的距离。约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全在长沙的“教育会坪”身首异处。

   这样的惨剧也轮到我家亲戚头上。我们称为“钧舅”的向钧,是我们三舅母的弟弟。他们的母亲又是我祖母的堂妹,我们称为“五姑外婆”。她们都住乡下。钧舅判刑之前,我父亲曾往监狱探问,便中转告家人都望他自首。其实所谓“自首”,除了承认有罪之外,还要供报同党两人,让政府缉获建功。钧舅执意不从,他被枪毙之后连我们孩子们都知道了,妈妈和三舅还连通我们一齐瞒着三舅母与五姑外婆。这位老太太在火炉前烤火的时候,眼色无神。我们也不知道她内心想的是什么,总之她仍不知道已与儿子生离死别,阴阳异途,使我感触到前人所作文“生也无辜,杀之何咎”的切身之感,更不用说在执行死刑之前还要给这些男女的凌辱虐待之无心肠了。

   后来我因抗战而从军之前曾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过几个月。报社的主编是田汉先生。当日我们只知道他是左翼作家,不悉他早已为共产党员。我因为《抗战日报》停刊之后与他的儿子田海男同入军校,所以称他为“田伯伯”。 1942年他与他的母亲——被称为“戏剧界的母亲”的易克勤老夫人——同在桂林。我们拜访他们的时候,老太太因与母亲都曾在长沙东乡长大,是以相见甚欢。田汉已与作《渔光曲》的安娥婚外同居不为老太太所喜。安娥小姐希望承欢膝下,也不惜大艺术家的身份,即往厨房做蛋汤欢迎我们。至此我有机会与她谈天。

   她说:“我们如真的要出国的话,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去。”

   我知道她所说非虚,不过我不相信不去的原因完全是为着“群众”。田汉可能不愿离开抗战(他曾发表一篇文字,题为“欢迎抗战的观光者林语堂先生”),但是中外都知,他虽也是大艺术家,却以“纯孝”具称。原来他家里也是极端贫寒。田老太太初往长沙时坐独轮车,堂弟推车,田汉在前以绳拉车。所以他们一家人至为接近。我也不知道靠何凭借,他们支持他上长沙师范学堂后又往日本苦读六年。田汉回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戏剧家,也仍不维持自己的小家庭,仍是有饭大家吃,不计家人生产,由“戏剧界的母亲”当家,任食客来往,一家有公社模样。

   田汉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已经坐过牢。他因曾参加左翼作家同盟而被监禁于苏州监狱。共产党主政期间他理应得意称心,而最初约十年也确是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仍不免再陷缧绁。1930年他曾写过一篇称慕蒋介石的文字,说蒋确有做文天祥史可法的气派,三十余年后终被检举。而实际的罪过则是他在上海期间没有照顾日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蓝苹。

   田伯伯最后的出处至为凄惨。他被禁于秦城监狱,有病无药可施,他最后一信给他母亲易克勤老夫人,还望她能寄些钱来。他连日咳嗽不已,同被监禁的人说起一天傍晚时分咳嗽停止,他即于当晚去世,时在1968年。弟弟田沅早已在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淮海战役,以肺炎死于战场,也曾令戏剧界的母亲田老太太流过不少眼泪。

   田汉案件平反后,中共领导人为他在八宝山致奠茔葬,但是所葬也不过是一座“衣冠家”。他的骸骨在去世时如一般罪犯的处理,早已不知去向。以彼类此,这也是我不主张恢复母亲墓碑的原因之一。

   这样看来,我们遁迹海外,没有侍奉慈母,好像又情有可原了。1965年我与哈佛的杨联升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母亲面前感到罪愆的绝不限于我们兄弟,而是成万上千了。

   然则我们如何解释这段历史?我们纵用环境逼迫推卸自身的罪愆,如何作全面目的评判?尤其我动辄鼓吹历史的长期之合理性,至此如何交代?即是目下纵谈“关系”,这一段经历之重点,往何处置放?

   在解答这串问题之前,我必须再渗入我家佃农的一段经历。内中也具有一节关于母亲的故事。

   我们家中经过收束后的田土,分作两处。一处出租谷一百二十余石,租与一家熊姓数弟兄,他们尚拥有自己的地产,可算富农。另一块与我们的家屋贴邻,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与王七爷。他原来也姓黄,只是当地人习惯,“有钱人姓黄,没钱人姓王”,乡人都称他王七。

   王家子女多。他们按照东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约二十八石。虽说他在正稻季节之外也种了一些杂粮,又在侧面空地种了些红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经常濒于饥饿线上的姿态。自我记忆之所及,王七爷经常生活于忧患之中。他的儿子女儿夭折,耕牛倒死……重见迭出。最后他来长沙城里到我家央求本年减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馆里,可能因为中暑。

   我家一直以为我们对王家佃农,相当仁厚。因为收成不好就减租,牛死也出钱资助成全他买牛。而尤以这次佃农去世,最大的孩子也只有十七岁,让他继续耕种没有退佃实为莫大恩德。1942年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去后,我们因为葬父回到乡下老屋,见到王七娘。她涕泣着告诉我们,日军撤退时,曾有一队士兵来我家庄屋住夜。为首一人见到她儿子王三,才十五岁,也未问话答话,见面立即挥动军刀一劈当场杀死。

   因为我父亲也刚去世,她在带哭之中又说:“想他已经去服侍五老爷(我父亲)去了。……五老爷心肠好,会照顾他的。”

   我听时万感交集。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可是在这里我面临着受害者的妻子,下一代佃农的母亲,她不仅对我们无恶感,还承望带着传统道德的主仆关系能够通过来世今生,继续存在。

   以后我读到土改工作者的报告,他们的实地经验也和我们的想法同,最初极难鼓动村民造反。佃农不仅恐怕日后报复,而实际有很多与地主休戚相去不远,不愿恩将仇报。中共人士要竭尽各种手段,才能策动他们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因为“矫枉过正”,即不少土改工作者本人亦为之战栗。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只不过易地而处,也必将遇到同样的遭遇。

   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为什么中共的土改竟能成功?解放军也能在内战里获胜?

   我一直待第二次来到美国,重作学生,读到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才能获得局部的解答。

   我们习俗以为的“自由”,只以为照目下状态各人自行其是,这是一种局部而肤浅的解释。真正的自由务必打破习俗上非道德的羁绊,而恢复到纯真的境界。比如说在南北战争之前有些美国之奴主,也以为自己待奴隶仁厚,实际则只在奴役他们的关头,稍微宽容。在那种情况之下虽为奴主也并没有享到真正的自由,也还是迁就于习俗,维持原状。

   我们虽没有将王七一家当作奴隶看待,但是他们就业没有选择,佃农身份有同遗传,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敌入侵得不到适当的保护,已较奴隶的身份有过无不及。远在30年代及40年代,费孝通即指出中国(大陆部分)地少人多,土地的收入已不能同时供应地主与佃农。假使没有以后的土地改革,则日后很多新兴事业不能动手。上述我家窘状,我外祖家大舅等窘状也只有每下愈况,此种情况不能算是我们自由意志下的决策。

远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卢梭论自由即已提出自由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在他之前,洛克创“劳力价值论”,即谓上帝以全世界之资源赐给全人类。各人以自己的劳力与一部资源混合,则此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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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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