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著有《心灵的探寻》、《人之患》、《漫谈文化》等
“对我而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是纯粹抽象的学问，而是有一种生命的体验在里面。”钱理群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不久前刚刚出版的《我的家庭回忆录》是《我的精神家园》的续篇，他把这本书称为“私人悼亡书”。书中展现的钱氏家族成员坎坷曲折与探索奋斗的人生经历，也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的缩影。
不同于其他回忆录，“我对形象、细节的记忆能力不是太强也是我的一个弱点。所以我的这本回忆录是带有一定研究性质，以我的家庭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以至于会有很多思辨、总结性的语言。”钱理群表示，他的家庭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家庭的影响使得他能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去看待20世纪中国的历史。
消失在记忆中的父亲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先生在中国大陆曾经被遗忘，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他的名字才出现在大陆出版的《中国科学专家传略》里，被誉为“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钱天鹤于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公费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深造，攻读植物育种。学成归国，在国民政府先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经济部农业司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联合国粮食组顾问、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业组组长。
钱理群的外祖父项兰先生是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创办了安定学堂，对浙江的现代教育、报刊、交通、银行事业均有开创之功。由于不满国民党的专制、腐败，项兰的子孙纷纷投身革命。
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钱理群的七位兄长和姊妹也几乎均为知识界、文艺界名家：大哥钱宁是水利专家，曾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研究员、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渠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三哥钱临三曾是国民政府外交官；四哥钱树柏是多年来为党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最小的哥哥钱匡武是长期从事金属材料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教授；大姐曾是当年上海国际饭店的会计，后来到水利科学院做了图书管理员；二姐钱树榕是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演员、创作员。
世事难料，特殊的时期，不同的政见和立场，造成了钱氏家族至今难以愈合的伤痛。
1949年，钱天鹤原打算一家人经广州飞往台湾，没想到却遭到了妻子娘家人的反对，最终只身到了海峡的另一边，把妻子和年龄最小的三个子女一起留在南京武夷路22号那栋空空洞洞的大楼房里。自此，夫妻二人天各一方，直至去世再没有相见。这让当时年仅10岁的钱理群对于父亲的记忆几乎是空白一片。
父亲身为国民党高官，出差公干是很平常的，很少有时间关心家里的事情。钱理群记得，一家人也没有把父亲的这次出行看得多么重要，“既然娘家人反对，母亲就说，先留下来等一等、看一看，让我父亲先去探探路。没想到，这却成了诀别。”也许是年近八旬的钱理群老人对于儿时的记忆模糊不清了，或许是对于常常出差的父亲拎着箱子远行的情景早已司空见惯了，在钱理群的记忆中，并没有送行的场面。
直至今日，他对父亲唯一的记忆，便如书中所述：“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细嚼慢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从此，父亲的形象几乎从他生活中消失了，仅留下母亲房间里父亲的巨幅肖像。
埋葬记忆中的父亲
“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钱理群在书中如此记述。
1949年后，年幼的钱理群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像变了个人似的，原本乐观开朗的母亲，却整天一脸愁容，寡言少语。还是家中的女佣悄悄告诉他，由于家中父亲的肖像，让当时在南京团市委工作的四哥因为“与国民党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不久，这种精神上的威压也降临到了钱理群的头上，加之母亲死一般的沉默，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整个家庭。
1953年，刚满14岁的钱理群提出“入团”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他是全校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他永远都忘不了他的入团介绍人当时对他严肃地正告：“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他多次望着挂过父亲画像的白墙，抗击着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他甚至想，如果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
但最终因为不能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钱理群被下放到了贵州安顺。在他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也成为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但没想到，“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的箱底翻出了这张照片，他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让钱理群不得不低头认罪。以至于，后来学校革命师生为其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他时，他几乎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直到听说，1972年父亲在台北去世的消息，他才猛然醒悟，“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母亲的沉默
相比远在台湾的父亲，钱理群的母亲作为一直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虽然没有过事业上的辉煌，但解放后她所展现出的坚韧和忍耐，并非常人能做到。
钱理群的母亲是杭州维新派实业家代表项兰的长女，从小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用钱理群的话说：“母亲算是半新半旧的女性。”虽然没有外出工作，但把一家人都打理得很好。也许有人会误会，作为国民党高官，家中一定锦衣玉食，其实不然。
“我父亲是非常廉洁的，我家又有八个兄弟姐妹，因此我母亲这个家是很难当的，”钱理群解释道。他记得儿时的一件小事儿。每到过年的时候，母亲就很紧张。因为过年时会有很多人来拜年，她就要给别人的小孩子压岁钱，这对钱家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所以，别人给钱理群兄弟姐妹的压岁钱，刚拿到手里就会被母亲收去，用这些钱再去应付来拜年的人。即使家中并不富裕，但母亲却非常乐观开朗、热情好客。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钱理群的母亲一夜间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反动官僚的家属，成了人人都以怀疑的、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但让人想不到的是，母亲却能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地适应这种变化。她主动上缴留在身边的父亲的“反动证件”，以及一切可以让人联想起父亲的东西，并且从此不与任何人，包括她的子女，谈论父亲。
解放初期，钱理群的父亲每月都会通过香港的朋友给大陆的家中寄钱。到1955年大哥钱宁回国后，在母亲的授意下，这种联系彻底断绝了。60年代，在美国的三哥钱临三辗转托人带来口信，表示愿意对家庭有所资助，母亲断然拒绝。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三哥又托人登门看望，请母亲在录音带上留下几句话，母亲依然一口回绝。原来为了怀念，在逢年过节时多摆出几副碗筷的仪式，后来也取消了。
但她却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一切人，对她提出的要求，她都全部满足。政府的一切号召，从为灾民捐款捐物，到大跃进捐铜捐铁，她都一律响应。居委会要求借家中的汽车间举办学习班，全家人都不赞成，母亲毫无二话地答应了，还去旁听，学唱革命歌曲。后来居委会又提出，周围居民住房紧张，希望她将家中楼下的客厅、餐厅全部让出，母亲依然满口答应。凡有争执，母亲无不退让了事。
1949年后，母亲的很多做法，都让包括钱理群在内的几个子女不能理解，觉得她过分小心，甚至过于软弱。但母亲总是不作任何解释，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编织毛线，缝补衣物。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总算平安度过。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天动地而来时，全家人都认为这回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母亲依然织作不歇，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虽然，大哥钱宁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最后，钱家居然逃脱了抄家之灾。后来钱理群才知道，是居委会的老工人师傅劝退了红卫兵，保护了母亲。
1974年，母亲因身体衰弱病倒，钱理群从数千里外赶回来探视。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拥被而坐，咳喘不止，断断续续地说：“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凄然、坦然一笑，又沉默了……
这让钱理群猛然一震：在这历史的大风暴中，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护着自己的每一个子女，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
钱母至死仅保留着她与父亲结婚时的一张照片。远在台湾的钱天鹤也终身未再娶妻。
拒绝“遗忘”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一篇篇文章被从尘封的报刊里发掘出来，钱理群对父亲的形象由模糊逐渐清晰。但他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遗忘’——儿女以仇恨代替对父母本性的爱；研究者将一部分对象人为地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怪事为什么会在20世纪屡见不鲜？……同时涌上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面对遗忘，我应该作怎样的精神的承担？……我常常为此而惶惑不安，即渴望着出书——如我一位哥哥所说，这本身既是一种赎罪；却又恐惧于出书——它的每一页都将展示我的被扭曲的灵魂与狭窄的学术眼光，使我无地自容，无论作为人之子或者学者……”钱理群在书中如此写道。
《我的家庭回忆录》中，钱理群不仅对亲人做了深情的刻画与回忆，同时见证了彼时中国社会的变迁，更用理性的视野灌注了自己的深刻反思。起伏不定的历史进程中，钱家个人与家庭命运与之休戚相关，由之受到的影响，甚至心灵的烙印，在钱理群的笔下亦不动声色地显现着，引人深思。
政治家、历史学家们经常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在各个场合谈论20世纪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的历史，但却很少有人关注这段历史对于参与其中或受到牵连的个人与家庭的影响。在钱家的反应是，夫妻、儿女、兄弟姐妹至死的离别，至今没有止息的内心的痛苦。作为家中最小的成员，无党无派的独立知识分子钱理群表示，“国共两党在不同时代都吸收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但也都各有各的经验教训。这就决定了我的价值立场，我对两党都抱有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同时也注意总结他们的历史经验教训。我对于这一百年的认识是比较复杂的，虽然我这样的立场不容易得到中国知识界的认同，很多人的态度都是非此即彼的。”
“我们在回顾、总结历史时，最需要追问的，正是长期支配我们行为背后的基本观念、历史观、伦理观等等。面对这样的对前提的质疑，需要的是正视的勇气，理论的彻底性，而绝不能遗忘与回避。” 钱理群在书中郑重说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家庭回忆录》正是一部拒绝遗忘和回避的勇气之作，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