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 张原浩:土地制度、中国的增长逻辑与增长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 次 更新时间:2014-05-14 23: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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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作诗   张原浩  

    

   中国制造的成功不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这个生产方式是丰富而庞大的产业集群及与之相联系的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网络。政府依靠土地国有建设规模庞大的工业园区以及公路等基础设施招商引资,有力促进了产业集群和分工网络的形成。但政府拥有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必然导致投资冲动、消费压抑。不过在潜在人口红利以及欧美高工资、高福利导致超强国外吸收存在的条件下,这反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国内劳动力供给出现刘易斯拐点和欧美消费率下降时,便需要检讨土地招商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向个人界定可能是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关键选择。

    

   一、引言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相伴随的是其特殊的增长结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众多制度安排看来并不完善(如产权并未清晰完整界定给个人)、不合理现象大量存在(如投资冲动、消费压抑、长期双顺差等)的情况下实现的,甚至是在看起来不大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实现的。[2]如何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更是个难题。[3]中国的高增长很难用主流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30年的高增长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奇迹”。[4]问题是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奇迹只是表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还缺乏深入认识。许成钢就强调不存在“中国奇迹”或者“中国之谜”,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源于中国社会有一些自己的制度,正是这些制度解决了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5]那么这些特有的制度是什么,又是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机制实现增长的?因此,众多学者投身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解释。这不只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涉及如何判断中国增长前景的重要实践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持续高增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特殊增长结构做了解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分析了高投资的产权原因及其宏观经济后果;[6]尹世杰认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过剩;[7]樊纲、王小鲁利用收入和城市化水平、交通运输和通讯设备条件、银行卡和养老保险的普及率、基尼系数等变量综合分析了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8]罗楚亮引入持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收入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医疗和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变量分析了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9]万广华等引入包括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各种类型的自变量分析了农户的储蓄行为;[10]刘伟、蔡志洲分析了二元结构对于GDP最初投入成本结构,以及GDP最初投入成本结构对于消费和投资的影响;[11]李扬等强调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是造成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12]Kraay、Modigliani and Cao认为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率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13]Kraay还认为约有10%的储蓄不能由中国因素来解释,有必要将其放在中国经济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经济之中才能得到解释。卢峰从产品内分工角度认为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在特定开放时期下国际分工导致的。[14]余永定则系统分析了双顺差的成因与后果。[15]

   上述分析从不同角度很好解释了中国特殊的增长结构,不过总体上其对于中国反常的特殊增长结构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对于产权国有就持否定态度。[16]又如尹世杰对于投资挤占消费也持否定态度。[17]再如余永定对于双顺差也是持否定态度的。[18]但是,一个不合理的增长结构怎么可能让一个经济维持30年的高增长呢?可见,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不合理”的增长结构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彼此匹配,变成合理从而成就了中国30年的高增长。正如本文将要指出的:中国这样一个反常的特殊增长结构,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不但不是经济增长的障碍,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当然,当约束条件改变,这样的反常的特殊增长结构将不再是增长的原因,反过来又会成为增长的障碍。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结构调整的内在原因和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王小鲁、王小鲁等从工业化、城市化角度解释了中国的高增长及其它相关问题;[19]蔡昉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解释了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同时指出中国社会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于2013年左右趋于消失。[20]李扬等综合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改革解释了中国的高增长。[21]当然,还有诸如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劳动者更有纪律性和更能逆来顺受、[22]中国的高增长源于市场化和比较优势的发挥、[23]中国的高增长源于市场化和特殊的双轨制制度安排等等解释。[24]不过限于分析视角的选择,本文不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考虑,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红利、低劳动成本解释的进一步分析上。

   其实,困难不在于说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中国的高增长,而在于说明为何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利用工业化、城市化成功实现经济增长,或者更准确些说,没有中国利用的好。而拥有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国家多的是,为何这些国家没有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没有像中国一样的增长?例如印度有的是年轻的廉价劳动力,为何没有“印度制造”?非洲也有的是年轻的廉价劳动力,为何同样没有“非洲制造”?故不能不反思: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是否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成本上升是否中国制造面临困难的真实原因?中国的增长前景到底怎样?

   可见,我们需要回答:中国到底因为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成功实现了潜在生产能力转化成现实生产能力,从而实现了持续高增长的。为此,人们从地区竞争角度对此给出解释,这也解释了(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25]

   的确,中国的经济成就与地区竞争密不可分。考察地区竞争的主流文献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从财政分权和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入手探索竞争的机制;[26]二是把地区竞争与中国的政治集权以及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晋升制度联系在一起,解释竞争的形成。[27]可问题在于,竞争是一个与稀缺性相联系而存在的概念,只要存在稀缺性,在非罗宾逊一人世界竞争就无可避免总会存在。而且竞争并非总是好的:有的是生产性的、租值增值的竞争,有的是非生产性的、租值消散的竞争。因此竞争本身无需强调,竞争的具体方式及竞争准则才该是关注的重点。[28]对此,张五常用层层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建立一个土地使用的“佃农理论”,对地区竞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增长给出新的解释。他关注竞争的具体方式及竞争准则的使用,指明了地区竞争最激烈也最重要的乃是县际竞争,而县际竞争又主要围绕土地使用而展开。[29]

   可是,中国土地是国家所有,政府对于土地的拥有毕竟不同于地主对于土地的拥有。由于土地名义所有权和实际所有权相相分离,过度利用、过度投资便无可避免,低效率使用也无可避免,而长期的双顺差亦与此有关。已有不少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普遍存在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的现象。[30]然而问题在于:假如土地真的被过度利用、过度投资以及被低效率使用,而双顺差也是无效率的,那么又怎么可能和经济长期增长相兼容呢?可见,如同需要思考“不合理”的增长结构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彼此匹配变成合理从而成就了中国的高增长一样,我们同样有必要揭示到底是怎样的约束条件使得看来不应该有的持续高增长发生了。本文研究将表明,这个约束条件与中国经济呈现的低消费、高储蓄、双顺差这样的反常增长结构能够导致中国高增长的其实是同样的约束条件。

   本文探讨和回答:中国到底依靠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成功实现了潜在生产能力转化成现实生产能力,从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这个组织结构又是依靠什么约束条件才成为现实的?一个有“缺陷”的制度安排,到底与怎样的约束条件相匹配才成就了中国经济过去的持续高增长?该制度未来还会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吗?为此需要做怎样的结构调整?本文重在考察“不合理”的增长结构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彼此匹配变成合理从而成就了中国30年的高增长,把中国的高增长及其特殊增长结构放在一个依赖于特定历史条件极其转变的大历史视角下来给出一个“大拼图”解释,进而给出中国的增长逻辑的解释和前景的预测。

   接下来的第一部分说明中国制造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简单地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成本上升是中国制造面临困难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第二部分说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是中国建立先进生产方式的重要有利条件,也是特殊增长结构的重要原因,过去是福不是祸;第三部分说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未来又是祸不是福,需要将其清晰界定给个人,并且对中国的增长前景给出了一个基于约束条件之上的预测。最后是主要结论的一个概括性总结。

    

   二、中国制造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

   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中国制造的成功,中国因此而有“世界制造工厂”的声誉。众多文献把中国经济(中国制造)的成功归结为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成功。[31]但是,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劳动成本低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也低,这只会不利于而不会有利于经济增长。逻辑上,中国经济(中国制造)的成功不可能简单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有的是年轻的廉价劳动力,但是没有“印度制造”;非洲也有的是年轻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同样没有“非洲制造”。

   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只是潜在的竞争优势,将潜在竞争优势转变成现实竞争优势的是中国特定的产业组织结构。中国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丰富而庞大的产业集群,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难望项背的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网络。中国存在广泛的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形成显著的都市圈经济,地区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表现出很高的竞争力。[32]德勤公司、美国竞争力委员会《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众多驱动因素中,供应商网络的建设方面毫不逊色于几个发达国家,甚至领先于个别国家。[33]这就是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零配件生产和产品组装方面,无人能敌中国。

   全国主要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理分布示意图和省级工业园区分布情况

   图片来源:中国开发区网(http://www.cadz.org.cn/kfq/index.jsp?id=561)。

   既然中国制造不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那么中国制造的困难也就不是劳动成本上升之过。在一个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劳动成本上升一定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这只会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制度障碍限制劳动的自由流动,那么劳动成本上升,这个企业做不下去了,一定是劳动在别的企业里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一定是别的企业和部门产生了对于劳动的需求。在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断不可能劳动不在别的企业和部门创造更高的价值,没有别的企业和部门增加劳动需求,而出现劳动成本上升。所以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劳动成本上升,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做不下去破厂倒闭,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不但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反而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众所周知,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会导致经济增长。因为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所以经济增长了。我们看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会高增长,可是我们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成本上升其实是一回事。和务农收入相比较,打工收入是大幅度上升了。逻辑上,在一个没有人为制造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劳动成本愈高,经济的竞争力应该愈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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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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