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为什么不让她们活下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2 次 更新时间:2005-07-11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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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岭  

『 一 』

不止一次看过这样的电影:美丽的女战士不幸被俘,虽拼死反抗,但仍遭敌人侮辱……接下来,无论她怎样英勇,多么渴望自由和继续战斗,都不能摆脱一个结局:死难!比如在敌群中拉响手榴弹,跳下悬崖或滚滚怒江……

小时候,面对这样的场景,在山摇地撼火光裂空的瞬间,在悲愤与雄阔的配乐声中,我感到的是壮美,是激越,是悲痛之后的力量,是对女战士由衷的怀念和对敌人的切齿痛恨。

成年后,当类似的新版画面继续撞击我时,心理渐渐起了变化。除了对千篇一律的命运重复生厌外,我更觉出了一丝痛苦,一缕压抑和疑问……它更多地让我感到一股被毁灭的疼,一股死亡的惊恐。

为什么不能设置一种让其逃脱魔爪重新归队的结局?为什么不能让那些美丽的躯体重返生活?难道她们必须死去?难道她们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渴望?难道她们的\"过失\"真的必须以\"死\"来抵偿吗?究竟一种什么样的创作心态?

终于,我懂了:是\"完美主义\"的要求!是\"道德治解\"的要求!是\"革命荣誉\"的要求!

不错,她有\"过失\",她唯一的过失就是让敌人得了手。在同志们眼里,这是永远的\"心痛\",永远挥之不去的\"内伤\"。在这样的大损失大耻辱面前,任何解释都不顶事,任何背景都失去了效力。对女人来说,最大的生命污点莫过于失身--无论何种情势下。而革命道德,似乎更强调这点,不仅精神纯洁,更须肉体清白,一个女战士的躯体只能献给自己的同志,而决不能被敌人染指。试想,假如她真的有机会归队,那会是怎样一种尴尬?怎样一种不和谐?同志们怎么与之相认?革命完美主义的尊严怎受得了?

唯一的出路只一个。也就是所有创作者都想到的那种办法。在一声訇响中,所有耻辱都化作了一缕腥红的硝烟,所有人都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硝烟散尽,只剩下蓝天白云的纯净,只剩下美好的遥远记忆,只剩下复仇的决心和战斗力……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这是所有人都暗暗希望的。

她升华了,永生了。干净了,解脱了。她再也不为难同志们了,再也不令爱自己的人尴尬了。她成全了自己和所有的人。

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才华和匠心良苦。他们是那么聪明,那么为革命荣誉着想,为男人的虚荣心着想。以死雪耻,自行了断,既维护了革命的贞洁牌坊,又不让活着的人背上心灵包袱。谁都没有过错,谁都不欠准的……

失身意味着毁灭!这一点,不仅革命电影中存在,西方作品中也随处可见。《魂断蓝桥》我虽喜欢,却不愿多看,因为太压抑。相反,我更偏爱《罗马假日》,乃至百看不厌,那也是讲述爱情与离别的故事,但那种伤楚却散发着明亮和健康的水果清香,有愉悦感,它让我觉得生活的轻松与美好。其实,我更愿看到《魂断蓝桥》中有一个活下来的\"劳拉\",果如此,我会深深地感激那位编剧……她曾被迫当过妓女,就再也配不上男主人公了?即须以死来结束理想的爱情?难道惟有死才能恢复她被爱的资格?这种推理的依据是什么?

决不仅仅\"为了艺术\",决不仅仅为强化悲剧效果,更隐蔽的,是一种可怕的\"男权\"文化,一种大众心理学,一种对女性身份和价值角色的认定(即使在以解放妇女为目标之一的革命运动中也不例外)。

为此,我断定《魂断蓝桥》是件庸品。那个暗示\"劳拉\"去死的导演乃一俗物。我喜欢它也仅仅因为它的前半部,因为斐文丽那泪光汹涌的眸子。

曾经热播的两部公安题材的电视剧《一场风华雪月的事》和《永不瞑目》,当剧情刚展开到一半--当女警察欲罢不能地爱上了黑社会老大的弟弟,当卧底的无辜大学生被迫与毒贩千斤有了肌肤之亲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丝不祥,似乎已预感到了他们的\"死\"……不仅因他们犯了规,违反了工作纪律,关键还在于:其身子已不再\"纯洁\"!而这,正是革命完美主义者最难谅解和宽恕的\"罪\"……

『 二 』

最近读一本由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著的《沉默的另一面》。书中记述了1947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宣布分治和独立建国,在被拦腰截断的旁遮普省发生的大规模教徒流亡和冲突:以宗教隶属为界,印度教、锡克教人涌向印度,伊斯兰教人涌向巴基斯坦。短短数月内,一千二百万人逃难,一百万人死亡,十万妇女遭掳掠。

布塔利亚以大量实录记述了这场人类灾难,尤其妇女的遭遇更加惨烈:为防止妻女被敌玷污,为了保护其贞节名誉,大批妇女被自家男人亲手杀死,或自行殉身。被采访者中有一位叫曼加尔·辛格的老人,当年他和兄弟一起把家族中的十七个女人和儿童全部杀死。他说:\"有什么可害怕的呢?真正要害怕的是蒙受耻辱。如果她们被穆斯林抓去,我们的荣誉,她们的荣誉就会牺牲,就会丧失。这是一个关系到荣誉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自豪,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布塔利亚记述了多个类似的故事,杀害妇女的方法有服毒、焚身、刀砍、绳勒、枪毙。在锡克族居住的一个村子,九十名女人集体投井自杀,仅三人幸存。一位叫巴桑特·考尔的幸存者回忆:\"我们大家都跳进了井里……我也跳了进去,带着我的孩子……就是这样,井太满,我们没法淹死。\"读到这,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世上竟有一种叫作\"谋杀\"的爱!死,反而成了一种救赎、一种恩惠与眷顾?

据说,那眼井太惨烈太著名,连印度总理尼赫鲁都忍不住去探视一番。

对于那些亲手杀戮亲人的男人来说,即使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也不为当年的事有一丝愧疚,反倍感自豪,为自己的妻子姐妹毅然领死而充满赞美之情。

几十年后,当许多被掳掠的妇女大难不死返回故里,迎接她们的第一句话即:\"你为什么回来?你死了会更好点儿。\"

对这种针对女性的屠杀,布塔利亚透过行凶者的价值心理,着重分析了事件背后潜藏的社会文化,她指出:\"不论印度教、回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联系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联系于文化传统的保护。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抗争的工具。\"

其实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古今亦然,中西皆然。

由于女性天然的生理构造,其原始的生殖色彩、性行为中的被凌驾性和受侵略性,使女性肉体艰难地担负起宗族的繁衍、荣辱、兴衰、尊严、纯洁、忠诚等象征属性,女人身体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隐喻,人们在她身上灌注了超额的价值想象和历史记忆:政治的、伦理的、民俗的、宗族的、国家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现象:古老的民俗特点往往能顽强地在妇女身上得以持久的保留和延伸,对女性习惯和形象的设计与制定,总是远远大于对男人的要求。于女人而言,这些\"不能承受之重\"带来的往往是悲剧,是身心的双重禁锢和摧残。一旦发生宗教危机和异族火拼事件,女性的身体便首当其冲,沦为双方的战场--因为自己的重视,也势必会引起对方的重视,尤其宗族冲突。\"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糟蹋和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想像。\"(布塔利亚语)。这一点,在印巴冲突、波黑战争和科索沃动乱中都表现得极充分。

所以,战乱中的女人,是最不幸的。历史的牺牲,更大程度地表现为女性的牺牲。战乱最大的代价、最沉重的灾难和黑暗部分,往往以落实到女性身上为终结。胜利亦只是男人的胜利,而不会给女人带来多大的轻松。比如日本侵华战争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慰安妇\"问题直到今天,还成为笼罩受害国的一块阴云:被炸毁的城市、被抢掠的资源,被虐杀的生命,都可以不要赔偿,不要精神安慰。但被侮辱的女性身体,却需要讨一个说法……或许在我们眼里,战争最大的毁坏,就是对女性身体的占领,最严重最难以愈合的创伤,即女性体内的创伤。

这种关于女性身体的文化想象和价值象征性,即使在西欧,在文明程度较高、理性发达的地区,也难有例外。比如,在法国或意大利,二战胜利后,人们党自发地组织起来,对那些与德国占领者或侨民通婚的女子施以惩罚,将她们剃光了头,令其抱着\"孽子\"上街游行示众,随意羞辱、虐待甚至杀戮……在自己的同胞眼里,她们是\"不法\"的,是不能被原谅的。即使对德军俘虏,也没这般态度。

可假如\"占领\"异国女子的事发生在男人身上,非但不受谴责,反而被同胞捧为英雄……为什么?难道是女性在生理构造上的隐秘性和凹陷性,较之男性肉体,更易使人产生\"不洁\"的联想,才导致对之的苛刻要求?

不管怎样,我对所谓\"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并不乐观。只要对男女肉体的审视态度上仍存在双重标准,只要不能平等地看待男女\"失身\",只要继续对女性肉体附加超常的非生理意义和属性……\"洁癖\"就会继续充当女性最大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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