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乐和治理模式与农村议事会，有三点感想：

第一点，这些探索是符合方向的，就是给农民扩大自由，农民自己能做的事情农民自己做，这样的改革肯定有生命力。

第二点，这些探索特别是乐和模式，肯定会与现有体制有摩擦。所以，希望各级政府多一点支持，让工作少一点困难。

第三点，我们现在处在过渡期，这种新的做法要与现行的体制结合，在未来的工作当中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有一个基本看法，乡村治理基本理论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实践当中的问题很复杂，比如说土地的分配、村庄的卫生治理、群体性事件等工作很复杂，但是道理不神秘。社会治理，需要我们思想进行转换。

一、社会治理做到三条坚守

第一条，竞争性领域，谁投入谁受益，不要违反规则。例如，合作化时期，老王与老张都投入了同样的土地，应该说，老王与老张的收益是相同的。但是，老张有四个儿子，老王有一个儿子。我们搞的集体经济制度，把儿子都当成社员，还要分配，这就麻烦了。后来，又出现外嫁女的问题，姑娘出嫁以后就不是社员了，就不给分配了。

第二条，公共性的领域，谁是居民谁受益。例如，湖南人跑到佛山打工，已经成了佛山的常住居民，当地人修了公共场所不让湖南人进去，这对不对？这就不对了。湖南人在那打工，成为当地的常住居民，可以不享受当地的分红，但是当地的公共服务一定要享受。公共服务是居民就要享受。我们有些地方做到不对，是因为我们看户口。一些公共服务是挡不住的，如果还是要去挡，这样就会把社会搞坏。因此，只要是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是居民就要享受，不能人为的搞很多的鸿沟。

第三条，公共性领域决策时，要有适度竞争。我们的村民议事会其实就是引入了决策的竞争。全国政协就有一个机制，在议事时让议事的双方进行辩论。我们发展党内民主，就是对一些问题要争，要在更大范围里争。

二、公共领域和谐几个基本要求

一是公民能自己做主，不要合着做，不要组织做，也不要政府做。

二是社会组织能做的，政府不要做。社会组织靠民间契约可以做很多公共事务。例如，乐和互助会能做的事情就不要政府做了。

三是多个组织能做的，不要一个组织做。组织之间竞争，能够提高效率、防止腐败。

四是下级政府能做的，上级政府不要做。1988年开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开始实行。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至今我们对自治没有搞清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干，公共领域的花费也是自己掏钱。这就理解偏差了。什么是自治？公共产品有范围的，没有产生跨辖区的问题，我说了算，这就是自治。这个边界当然是变化的，但是一个时期里还是比较固定的。

五是小组织能做的事情不要大组织做。

三、城乡一体化背景之下，农村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一是居民要富裕。GDP肯定不代表一切，但是，丢掉GDP是万万不行的。穷的农民支撑不了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让农民富裕。因此，农业必须现代化，必须有竞争力。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达到城乡收入同水平，长沙县就一定要发展，将大量的农民进行转移，城市化率必须要达到80%、90%。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才有和谐的基础。

二是产权须改革。例如，佛山南海区的做法是政经分开，经济活动让股份制去管，村委会就管公共事务。

三是社会要多元化。经济活动一定要专业化，专业化才有可能多元化。例如，一个镇完全可以发展成世界性的城市，什么意思？就是要专业化。在镇域内应该是发展几个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来支撑整个镇的发展，而不是搞一些“小而全”、“自给自足”的企业。熟人社会的好与坏，我们也一定要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有一个误解，认为只有农村有熟人社会，其实城市一样有熟人社会，因此，我希望乐和模式能推广到城市里去。

四是组织有边界。

五是民主要有范围。民主不是包医百病，例如，广东的“乌坎事件”就是一个证明。同样，土地分配要搞少数服从多数就麻烦，所以。民主要有范围。

六是人口密度要合理。心理学上讲人口密度越大，心理上的毛病越多。中国平均人口密度不高，但是，各级政府让公共领域占的地大，把老百姓挤压在一个空间里。欧美城市居民区用地是城市土地的45%左右，而我们只有20%左右。各级政府一定要压缩公共空间，让老百姓住得舒服。中国的土地足以让我们城市的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独栋房子。因此，城市规划设计土地利用的理念一定要进行调整，我们的公共部门可以做出一点牺牲，而尽量让老百姓住得舒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