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6 次 更新时间:2014-05-06 12: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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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从2002年到2012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离速增长周期。

   李克强总理也讲了,所谓稳定增长就是保住增长的下限,控制增长的上线,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大体上我们会平稳的保持在7%-8%的增长。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预测,大概是这个周期的高点可能是2019年,在2019年可能达到9%的增速,但是2019年以后,大概增速会下降。为什么说最高点在2019年呢?主要几个原因。

   1、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步的落实,国家的弪济转型取得一定的成绩。

   2、主要领导人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也对立了更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

   3、2018年是我们国家的换届年,一大批新的年轻干部上来,他们也会更努力地去发展经济,努力地去工作,所以我个人估计2019二可能会是一个顶峰。

   但是2019年以后,经济会逐渐往下走,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一个是我们的基数大了,2019年我们基本上接近GDP翻两番的目标,基数大了。二是国家的经济环境估计现在是恢复国际经济环境也是有一个变化,那个时候的国家经济环境可能又是处在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环境下。

   所以到2023年我们可能的增速可能在7%,甚至7%多一点,整个的增速在7%一8%之间,但是2023年以后,我个人的感觉可能再下一个周期,就会是6%-7%这样的范围内。当然我说预测总是测不准的,测准了就是神仙了,但是没有预测万万不能的,因为你对方向没有一个估计,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十年经济我们大体是这么一个展望。

   当前看到我们10年内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环境

   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一个周期我们的高速发展,实际上超过了我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所以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环境的债务,什么意思呢?我们做过两次环境成本的计算,一次是2005年,由于能源效率低,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我们造成的损失相当于CDP的13.5%,而当年我们的GDP只增长了10.4%。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2010年的环境成本的计算。2010年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还是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环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长实际上对环境负债,这个债虽然是隐型的,可能会传递很长时间,会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这样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雾籀天气等等,可以说是大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

   恩格斯在1886年早就说过:“人们不可以过度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我们。”但是这句话很多人都没有听。一宜到上世纪60年代雷切尔·卡逊生写了《寂静的春天》指出农药对环境的危害,以后不断的有这种文件发表,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才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真正落实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也就是这十年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来改善我们的环境,降低我们的环境成本,这是给人民群体最基本的一个民生问题。有人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你就算有一亿的财产,健康都没有了,其他都没有。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保证环境质量,降低环境成本,可能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问题。

   但是这个很不容易,中央很重视,下了决心,也是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冰冻三尺菲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你就得解决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煤的应用,增加天然气、石油,当然天然气、石油业有限,你要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煤占整个比例的70%,天然气、石油占20%,尽管我们有一个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可以说是尽量推进新能源,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所以即使到2020年,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只有从90%左右下降到85%,所以形势很严峻。尽管我们风能接近1亿千瓦的装机能力,太阳能我们到明年按计划要到3500万千瓦,水能2020年到3亿千瓦,还有核能可能要到5000-6000万千瓦,即使是这样我们基数太大,而且我们还要发展。

   根据我们中国能源结构的弹性系数,大概是0.7,就是你要保证7%的增长速度的话,你要4.9%,就是将近5%的能源增长速度,所以这种情况下认真的调整能源结构是治本之策。

   我们要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染,尽管我们尽量想办法限制汽车的增长,但是汽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它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提高的,你可以限制,但是它还是在增长,北京的情况比较的突出。反过来说就是要提高燃油的标准,提高燃油的标准。我们原来汽车的柴油是国一标准,硫含量是500个PPM,按照国外欧美的标准是10个PPM,也就是我们一辆车排放量是人家50辆车的成本,当然提高标准就要提高成本,这个成本主要让生态负担,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要负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把污染问题解决。

   当然还有我们全社会的生活习惯,这些就不多说了,所以我认为这十年里,我们对环境能不能解决好环境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和对政府最大的一个考验。相对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

   第二个挑战——财政和金融方面。

   刚才林毅夫教授等他们都讲很多了,我讲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 10.7万亿,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也是10.7万亿,起码说没有减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外乎几个意思,因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 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应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由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2009年的时候,第一季度我们的信贷增长了4.6万亿。当时我去了 一些地方,地方同志告诉我们,银行追着我们借钱,你只要有理由就借你,一个季度就增了4.6万亿,我们想不借就是傻子,借少了更是傻子,借了还想还就更是 傻子了,所以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还,所以都等着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买单就是鼓励赖帐,即使中央政府买单也只能买那些跟民生有关的社保、保障房这些方面,不可能政府建大楼,大手笔的花钱都让中央政府来买单。

   再一个是变成银行的坏账,这样就更成问题了。现在财经 办法就是逐步滚动,简单说就是借新债还老债的,但是借新债还老债里面还有还新债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下很大的工夫。我曾经讲过,美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这也是一种风险。

   我们从上面两点看,就是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都是需要用我们新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去用在这方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再去追求一个更高的、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你要应付这些问题。

   第三个挑战——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官员政绩观的挑战。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改变过分地依靠投资这种外延性增长的模式?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现在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投资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投资可以拉动生产资料的消费,有一部分投资转化成为工资,也可以拉动消费,投资还可以增加就业,投资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办法,因为你只要有投资它就会有GDP。

   但由于我们过去过分地注重GDP的增长,过分地强调投资,也就带来了一些负作用:

   1、投资里有水分。投资里水份有三种:

   第一种是有害的,豆腐渣工程,建的时候有GDP,垮的时候你再修它还有GDP,这个GDP不是有害的吗?

   第二种是无效的,建的时候是GDP,建成以后不能投产了,不能投产就不能继续产生GDP,就等于搁那儿了。

   第三种是低效的,就是说你建的时候有GDP,建成以后你的运转费用不足以收回你的投资,只好政府去补贴。这三种都是GDP的水平,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期 里7%—8%的增长是要踏踏实实的增长,要没有水份的增长,要把这些水分都排除出去的增长,否则你GDP达到10%、12%、13%,那有什么用?

   2、过度地依赖投资会造成类似于吸鸦片的情况,越吸越上瘾。

   假如说一个项目里,占GDP里有10%的水分,第二年再增长GDP,得把这10%的水分补上,他的投资就得不仅仅造成第二年要增长1个百分点,第二年要 比第一年高1个百分点,但投资增长绝对不只是1个百分点,因为他要补上前面没有产生效益的GDP,所以,投资的增长要超过GDP的增长。大家都学过发展方 程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按照索罗的公式,那是很粗浅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投资增长速度绝对不应该高于GDP的一倍。但是我们看看近年来,投资增长 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那说明你投资的效益太差了。由于它能拉动GDP的增长,所以大家还是使劲地去追求。

   3、过度地投资会挤出技术进步。

   因为他热衷于去投资,就不重视于如何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力(TFP)。所以,对TFP的计算,国内我们也看了各种文献,国内计算相差得很远,最低的差 0.2%,最高的差0.6%。但我看这几年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没有增长,那就说明由于过度的投资把它挤出了,使得人们不够重视TFP。实际上综合生产要 素就是三个:技术进步、教育(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管理。这三者都不重视,怎么能够更好地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挑战是需要政府官员真正转变观念,真 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

   这些挑战对我们是严峻的,但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觉得希望比挑战还要大,也是三个方面:

   第一,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国家的建设当然内容很多,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说了,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以后再创新。我们国家原始创新包括数码相机、iPad颠覆式原始创新还不多,但技术创新还在不断地在发展。

   第二个层次是管理创新。管理创新的目的是要提高效率,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提高管理各方面的效率。

   第三个层次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我去年和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我们几个人写了一本书,用的克强总理的话,“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其中我的 一篇文章在第一篇,就是说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资源,我们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来真正解决好我们国家发展的问题。所谓体制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结构,所谓机制它是演化的途径,也就是说结构如何调整得更合理,而且结构要向更加合理的方向演化,你就要有一种引导他演化的动力和程序。所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潜力如果激发出来,将是对我们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我这里只讲两个例子。

   第一是城镇化。

中央提出城镇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城镇化作用在哪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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