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天道与神意:宪政主义的形而上起源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2 次 更新时间:2014-05-05 0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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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摘要〕宪政原则起源于道德原则。后者有两个起源,一是形而下起源,一是形而上起源。形而下起源就是经验的起源;形而上起源则是宗教的或类宗教的文化传统起源。形而下起源为宪政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功利基础,而形而上起源则为宪政主义提供超越性和神圣性,使现实中的凡人敬畏宪政原则。西方宪政主义在形而上层面受益于基督教的资源,而中国的儒家传统,尤其是有关天道的学说,则是中国宪政主义的形而上源泉。现代社会,尤其在中国,人们往往关注宪政主义的世俗层面,而忽略甚至否定宪政主义的形而上起源,这不仅是对宪政主义的错误理解,而且也是导致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宪政主义;形而上;基督教;儒家

  

   一、宪政主义的含义

   所谓“宪政主义”,是指有关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它认为任何个人都是理性有限的凡人,因而不可能达到完全理解和把握这组最高原则的境界。然而,由于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遵循这一组最高原则并加以实施的,以及在这一秩序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又是具体的个人。如何限制他们的缺陷、而扩展他们的美德,以达到政治生活的理想境界,就需要包含具有这一功能的宪政原则,以形成一种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个人的缺陷受到他们或社会所有成员的互相制约,而他们的美德又能得到互相的激励。在这一外在秩序无法完全实现对凡人的制约时,则依赖于宪政原则本身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在凡人的内心起作用。这是宪政主义的又一方面的重要内容。

   所谓在政治秩序中的“个人的缺陷”,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由于理性有限,而不可能总是做出正确的公共决策;第二是由于具体的个人有其自身的感知角度,会夸张自己的成本和收益,而低估别人的成本和收益;第三,尤其是,当一个人获得了比常人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权力时会产生心理变异,即有可能认为自己在能力上和道德上超出常人,而更倾向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利用手中权力打击持不同意见者。这种个人缺陷将会损害政治秩序,使之无法实现达致公正以促进社会繁荣的目的。

   同时,有限理性的个人也会在一些时候,在一些事务上,有深入的洞察和正确的判断。然而,如何发现这些个人的洞察和判断,并选择为公共决策,又是一个政治秩序的难题。

   宪政主义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上面的问题。一方面,宪政主义通过各种人类精神的或思想的活动总结提炼出一组通行于全社会的最高原则,并在历史的试错中不断地改进这些原则,如尊重和保护生命权和产权的原则,在社会中遵循这些原则,就会使这个人类群体不致犯太大的错误。

   另一方面,宪政原则还涉及一组有关政治秩序的最高原则,这组原则可以用来限制在政治秩序具体环节和职位的个人在其权力边界内活动,如他或他们不能不经正当程序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不能限制公民的信仰与表达自由;这组原则也可以用来发现和采纳对于社会整体来讲正确的判断和建议,如投票制度,以及保证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原则。

   宪政主义能够得到实施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中的人接受这组宪政原则。这些原则之所以能够被人接受,不仅因为其内容的正确性,这表现为遵循这些原则,社会会因此而改善;而且因为其形式的超越性甚至神圣性。总之,宪政原则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形象,使从事政治的凡人都会感到敬畏;这使得即使没有任何外在约束,宪政原则也能得到遵循。

  

   二、宪政主义的形而下起源和形而上起源

   宪政原则起源于道德原则,道德原则有两个起源,形而下起源和形而上起源。形而下起源就是经验的起源。这是经过人类社会漫长的试错过程,对各种制度的利弊得失和兴衰成败进行总结和提炼,得出的一般原则。一个比较经常看到的经验起源就是契约。在上古社会,契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交易的契约,这与今天的契约是一样的;一种是经济-政治结构中联盟关系或上下关系的契约。如姚中秋提出,中国上古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君臣之间或政治联盟之间的契约关系。〔1〕这种关系在十世纪以后的西欧也能看到。如在英国,英国国王与领主之间,领主与封臣之间,封臣与土地保有农之间,都存在着这种契约关系。从历史经验中可以提炼出,好的政治结构取决于好的契约关系,而后者应具有自愿、对等和信守的道德原则。

   这种对契约的道德原则的总结又得到了来自交易的契约原则的补充。在封建制度下的契约关系中所包含的对等,即君臣间的对等交换关系,被平等,即个人或组织间的法律身份平等所取代。到后来,契约主义就是宪政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道德原则的形而上起源,主要来自宗教或类宗教文化传统。不同于形而下的起源,宗教或文化传统起源于对上帝或天的敬畏和崇拜。这不依赖于经验,而依赖于中立和超脱的个人对天道或神意的顿悟。由于这种起源形式具有某种神秘色彩,以及它的传播要借助于神圣性,所以通常采取宗教的形式,或其它能够引起人们敬畏的形式。在其中,宗教或其它文化传统借用了人类远古产生的祭祀形式。

   应该说,近代宪政主义的形成得益于这两种起源。宪政主义的形而下起源,为宪政原则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它使人们相信,坚持宪政原则会给他们以至整个社会带来幸福和繁荣。而宪政主义的形而上起源,以其神圣性和超越性的特征,突显在全知全能至善的上帝面前,在高远深邃且善的天道面前,政治结构中人的有限性和世俗性,以强调用宪政原则约束他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对于宪政主义的形而下起源,在有关宪政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中有充分的讨论。如在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中,由契约主义导出的“一致同意原则”是宪法的效率和公正的基础。但对于宪政主义的形而上起源,则讨论得相对较少,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致不少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知道这一起源,也就忽略了对这一起源的挖掘和运用。

   本文的目的,不仅在于强调形而上起源对宪政主义的形成以至施行的重要作用,而且通过这一研究视角,挖掘出非西方的,尤其是中国的宪政主义的形而上起源,将之与西方的形而上起源进行比较,从而加深对这种中国宪政资源的理解,并将其用来作为今天中国宪政形成的一个重要精神资源。

  

   三、宪政主义的基督教起源

   很早就有人注意西方世界宪政主义的基督教起源,如弗里德里希的《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人们可以从奥古斯丁经阿奎那再到洛克和康德,梳理出基督教的信仰原则如何转变为宪政原则的。在基督教看来,世俗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领袖必然存在缺陷,人间正义的最高境界要到“上帝之城”去寻找。〔2〕

   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后来的宪政主义并非源自希腊和罗马的世俗国家的传统。西塞罗指出,“罗马宪政(Romanconstitution)的基本功能与基督教传统中宪政的功能截然不同。……人类正义的本质透过神的正义方能得见(恰如透过一面镜子)。而后者乃是只能部分地启示给凡人的神秘之物。”〔3〕奥古斯丁则进一步说,“真正的正义只有虔诚的信徒借助于神的恩典才可能达到,而永远不可能在世俗共同体(commonwealth,无论该共同体是基督教的还是非基督教的)中找到。……因为,甚至人间最好的法律也只是真正的正义的‘残片’或‘镜像’,这种正义只存在于上帝之城,它不属于此世。”〔4〕

   这种强调上帝的秩序凡人不可企及的性质,明显地反衬了人世间的政治秩序的有限性和注定存在缺陷,使政治秩序中人自惭形秽,而不敢妄称自己是一贯正确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现实中的政治秩序是完美无缺的。而真正有意义的法律就是正义的法律,“不是正义的就不是法”。〔5〕这使得他们要永远地追求上帝的正义,而永远也不能妄称自己已经得到。正因如此,世俗的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永远是有限的,从而他就不应该有绝对的权力。奥古斯丁承认,“当一个统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时,一个基督徒有义务采取消极不服从的态度。”〔6〕

   而这种上帝的正义并非遥不可及,它通过自然的运转启示人们。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上帝的正义“通过显现于自然和有自由意志的事物之中的宇宙秩序呈现出来。”〔7〕他又说,自然法却可以透过上帝植入人类的理性为一切人所知。〔8〕因此,对上帝的正义的追求又可以转化为对自然法的探究。在这里,人也是自然,人的理性也是自然。上帝的正义因此可以为人所发现和理解。

   既然人是自然,对自然法的追求就可以从对人性的理解得到;也能够从人的表达中获知。胡克说,“不容置疑的良善的最确定的标记就是所有的人都普遍认为应当如此”,因此,“人类普遍恒久的呼声如同是上帝自己的意思。”〔9〕这就很接近契约主义的“一致同意原则”了。

   洛克则更进一步,“要表明我们有能力知晓,即肯定有一个上帝存在,以及我们怎么能够获得这种确定性,我认为我们不必在我们自身以及有关我们存在的确凿无疑的知识以外去寻求。”〔10〕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因而,也就可以通过对人性的理解去探究上帝的意志。

   弗里德里希指出,尽管洛克有着批判宗教的声誉,但他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在他那里,基督教的宗教原则转换为了具有理性色彩的宪政原则。洛克在《基督教的合理性》一书中指出,他所说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正是因为人的理性是上帝的作品,所以人们能够通过理性发现上帝的正义,一个途径就是发现自然法。广义地,它包括“正义,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和结合全社会的契约。”〔11〕在这里,形而上的上帝意志与形而下的契约联结了起来。而这种自然法,也许就是一种理想的法,它代表了所有的人对上帝律令的一致的理解,从而遵循这一上帝的法律又能保证所有人的最大的自由。洛克说,“哪里没有法,哪里就没有自由。”〔12〕

   既然人是上帝的作品,人性就暗含着上帝的正义,因而人的生命及其权利,就是上帝正义所包含的内容。“没有人对于自己或者他人具有毁灭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他人生命或财产的绝对专断的权力。”〔13〕弗里德里希指出,“为保护公民及其财产而对政府权力行使规范化的制约,是洛克超验的正义信念合乎逻辑的结果。”〔14〕在这里,从信奉上帝的宗教出发,洛克已经明确地得出宪政主义的精髓主张,限制政府。最后,从上帝意志,自然法,人性,人的表达,洛克落脚到了人权。

   康德有着更为理性主义的声誉,他试图用理性解释一切。他的著名的“绝对命令”是最高的道德原则。然而,他最终也不能否认道德的形而上起源。他坚持,“这些神的戒律也并不是一种‘异己意志’的专断命令,而是每一个自由意志自身的法则”,但他也承认,“它们仍然必须被视为一种至上存在的命令,因为只有来自于这样一种道德完美、圣洁、仁慈和全能的存在的意志,我们才能希望确保这种至善。道德律要求人们将至善作为其一切行为的目标。除非使其意志符合神圣且仁慈的造物主的意志,他就没有希望达到这一目标。”〔15〕

   正因如此,康德将遵循“绝对命令”的人看成是“目的”,从而更强化了他们的权利的价值。“它对任何未能使所有的人参与决定法律的政府提出疑问,只有这种参与才能保证人们不被当成手段来使用。绝对命令以其忠告形式,通过把人的道德判断解释为实际上是普遍立法,提供了一种学说基础。”〔16〕这样,人的权利就更具不可侵犯的性质,且这种权利被解释为一种立法权,这是人权的最高的形式和最基础的内容。

而在另一方面,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因而必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加尔文主义则认为人一开始是完善的,但自己堕落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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