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司法过程的庭外干预——城里法官的乡下父亲干预司法过程之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2 次 更新时间:2005-07-09 00: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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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交待与问题意识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司法过程就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的过程。然而,在法定的当事人与参与人之外,实际的司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幕后的参与人。本文要考察的,就是这些幕后参与人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城里法官的乡下父亲。触发本文研究主题的缘由,是不久前无意中寻访到的一个刑事案件。幸运的是,笔者不是通过审判庭、法院档案、访谈法官等正式渠道,而是通过一群村民之口,获得了此案的前因后果。也就是说,笔者不是从国家法律的角度,而是跟随几个村民的视角进入这个案件的。村民们叙述这个案件的特殊立场,让我看到了司法过程的另一面,同时也为我展开了一幅几乎是所有的法律教科书、法律条文从来没有触及到的新画卷。在反复琢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它实在是推进我国诉讼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1]因此有必要记载下来,并予以专门的探讨。

  

  在交待这个案件之前,有必要简略地提示以下为人所熟知的事实,因为,它们构成了本文主题得以展开的直接背景。

  

  首先是推行了数十年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国家的户籍管理中,至今依然存在着农村户口与非农村户口的划分,虽然现在有松动的迹象,但毕竟还没有造成根本上的改变。在各种统计资料中,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总是分别统计。包括农民、农村、农业在内的“三农问题”,依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板块。在法律领域,甚至调整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的基本法律都是并列的:调整城镇居民的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农村村民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等之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它们在确认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这种体制上的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构成了研究本文主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背景。

  

  其次,国家设立的法院总是以城镇作为主要据点。最高法院设在首都,地方各级法院分别设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地区中心城市和县城。这些城市也许有行政级别之分、规模大小之别,但它们都属于城市或城镇这个范畴,却是没有疑问的。当然,设在县城或县级市的基层法院一般都在某些乡镇建立了派出法庭。但这些法庭都不属于乡村社区的法庭,而是基层法院派出的机构,本质是基层法院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在人事、财政、心理归属上,派出法庭及其法官都属于城里的基层法院,而不属于乡村社区。近几年,随着“撤区并乡建镇”的推行,派出法庭的数量有日渐收缩之势。[2]因此,尽管多年以来,城里的法院一直在坚持“送法下乡”,但是,“法院在城里”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送法下乡”暗含的一个前提。

  

  再次,法院在城里,法官也就是城里的法官。当然,城里的法官也可能派驻到乡镇工作,甚至去偏远的乡村调查案件,收集证据。国家的主流媒体(比如人民法院报)还经常表扬一些“扎根乡镇”的法官。但即使是这些法官,他们的“户口”也在城里,他们的身分依然是城里人,而不是乡村社区的成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城里的法官并不是生活在城里的孤独的个体,更不是全都诞生、成长在城镇里。其中,相当数量的城里法官,都生于乡村、长于乡村。这些昔日的乡村青少年,通过参军、高考等方式,从法律上离开了乡村,进入了军队或高校,在转业或毕业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安置或分配进了城里的法院,成了城里的法官。但是,在乡下,依然还有他们的父亲母亲、叔伯姑姨、兄弟姐妹等等之类的牵连。他们在法律上离开了乡村进入了城里的法院,但他们并没有彻底走出乡村社区中的关系网络。

  

  笔者多方查找,没有找到现在的法官队伍中,出生、成长于乡村者的统计数据,甚至抽样调查也甚为困难,因而无法在此交待有乡村背景的法官的比例。但是,经验表明,有乡村背景的法官足以构成一个可供分析的群体,却是没有疑问的。再说,即使某个法官的父母在城里,但他(她)也许拥有乡村的岳父岳母(公婆),这种情况下的法官,也可以视为拥有一定的乡村背景——尽管这种牵连相对间接一些。

  

  部分城里法官拥有一个乡下父亲(包括母亲、岳父岳母、公公婆婆),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习焉不察。但是,如果把这种现象与实践中的司法过程联系起来,就会产生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在城里的法官主持的司法过程中,他/她的乡下父亲在其中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角色对于城里法官作出的司法判决,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解释这种角色及其产生的影响?通过这种角色,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这些问题,既有助于理解司法过程中正式法律规范之外的社会因素,也有助于解释转型时期某些特殊的社会关系。更由于这些问题都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发生的,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提炼和探讨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自身经验的察看与总结。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城里法官的乡下父亲作为司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幕后参与者,采用现实主义的眼光,通过法律社会学调查,以探究这种角色产生的社会根源,承担的社会功能,以及在学理上可能蕴含的启示意义。

  

  二、村民眼里的大牛故意伤害案

    

  笔者遭遇这个案件的法律背景,是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产生了新的宪法修正案。随后,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系统,掀起了一个学习宪法修正案的热潮。四月中旬,地处长江上游三峡库区的A县人大常委会跟我联系,约我给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搞一个宪法讲座,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因为,我本来就打算到那个县走一趟,去拜访自中学时代起就交往密切的一个朋友。他叫万里波,[3]现在A县天龙乡小学教书。万里波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在一家师范专科学校拿了一个历史专业的大专文凭,后来又自费去北京“游学”,希望系统地学习一些佛教知识,甚至打算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尽管最后都没有什么结果,但他却能时常冒出一些与常人不一样的念头。后来年岁渐长,他也渐渐打消了那些奇异的想法,老老实实地在当地娶妻生子,教书育人。我们虽然音信不断,但也有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宪法讲座如期举行。在县城的一座电影院里,我面对数百名机关干部,报告了自己对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理解。当天下午,我在县城的汽车站搭了一班公共汽车,行程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汽车抵达天龙乡。万里波已经在街口等候多时了。

  

  街道很小,人也很少,没有汽车,也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仅有的几家小店铺也没有顾客。万里波告诉我,平时都是这样,只有赶场天才热闹,整条街上全是人,“走都走不动。”

  

  万里波的三口之家就在小街边上的小学校园里。晚饭后,万里波说,他自己的家里太挤了,今晚就陪我到他父亲的家里住。他父亲的家就在天龙乡政府所在地的太平村,大约有两公里的路途。我心里暗暗高兴,在这样一个春天的夜晚,能够在一个真正的山村里睡上一觉,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沿着简陋的乡村公路走。一路上,万里波告诉我,乡下的院子里就剩下父亲和母亲了。他有一位长兄叫万松涛,1980年代毕业于一所政法学院,现在是县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前几年,万松涛有意让父母进城跟他一起生活,父母虽然进城住了半年,后来还是决定回到村里的老宅居住。万里波还告诉我,他的父亲叫万开国,一辈子在太平村作农民,早年做过一种编斗笠的手艺。那种手艺很有趣,就是把当地盛产的慈竹用刀剖成竹片,编成两张几乎完全一样的斗笠状的骨架,把一些经过处理的竹叶有均匀地摊在两张骨架之间,一只斗笠就成了。赶场天挑到街上一卖,换得的钱就是他们两兄弟小时候读书的学费。

  

  原以为万家老宅是一个安静的农村院落,没想到踏上院坝,就听到屋里人声鼎沸。随万里波进门一看,几个人围着一张八仙桌正在喝酒吃饭。我的无意造访似乎令老人既意外又高兴,连忙让座添碗。我和万里波只好又加入到他们的饭桌上。

  

  过了一阵,我才弄明白这顿晚饭的中心内容:餐桌上一个叫文才的中年人,也是本村人,因为一个案子,特别带了两个“弟兄”来感谢万开国帮了忙,万开国就留他们吃饭。通过他们七嘴八舌的叙述和解释,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大概如下。

  

  文才在太平村里办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砖厂,手下有几个兄弟给他帮忙。其中一个叫大牛,负责砖厂的燃煤供应,经常到山里的一家煤厂买煤,认识了煤厂附近的一个姑娘,两人就好上了。但是,这个姑娘还有另外的男人,于是就上演了一场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古老游戏。有一天深夜,大牛正好在姑娘屋里睡觉。对方突然敲门而入,几个人将大牛从被窝中揪出来,暴打了一顿,还强迫大牛当场写下字据,保证绝不再“沾”这个姑娘。大牛气急败坏地跑回太平村,要“文才大哥”替他报仇。第二天,文才就组织了一伙人,开了一辆卡车,找到对方就打开了。在混战中,大牛不仅把“情敌”打成重伤,而且还把人家的左手打成了残疾。文才见势不好,这才醒悟过来,将伤者送进县医院,好歹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事情不可能就此了结。文才希望私了,赔点钱就算了。受害方也同意私了,但向文才索赔50万。文才无法接受这种苛刻的条件。受害方只好向公安机关告发,大牛很快被公安局刑警队抓走。一宗刑事案件由此成立,并很快起诉到法院。只要法院的判决书一下来,大牛就是一个劳改犯了。

  

  在这个过程中,文才一直都在不停地活动,找公安局,找检察院,希望能在侦查环节和起诉环节“把人放出来”。听文才的意思,也找了人、花了钱,但事情并没有办成。直到案子进了法院,文才只好置办了一份礼物,登门求助于万开国,希望老人出面,给当庭长的儿子说说情,给他的兄弟大牛一个宽大的处理,具体的要求就是“把人放出来”,别的都无所谓。万开国答应试试看。再往后,法庭的一审判决出来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也就是说,只要判决一生效,大牛就可以“出来”了。目前,判决已经作出,但还在上诉、抗诉期内,但文才已经确信,他的兄弟大牛马上就可以出来了。

  

  在这个案例中,万开国的角色,就是一个典型的城里法官的乡下父亲。下文的分析将表明,“城里法官的乡下父亲”也可以成为一种类型化的角色。事实上,他也是本文标题的原型(就像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有一个生活原型一样)。透过万开国这个角色,我们可以对司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幕后参与者,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当然,这里叙述的仅仅是“大牛故意伤害案”的一个梗概,它不够细致,只能作为分析本文主题的一个基本框架。至于万开国、文才等人在“酒后真言”中所提示的相关信息,以及当晚与万里波闲谈得到的细节,将在下文的分析过程中进一步丰富、点开、补充。

  

  三、为什么求助于城里法官的乡下父亲

    

  当事人为什么会求助于城里法官的乡下父亲?具有地说,在大牛故意伤害案中,文才为什么会求助于万开国?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文才有求助于他人,将大牛“弄出来”的强烈动机,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在太平村及其附近村子里,共有多家砖厂在相互竞争,其中,文才的厂子最为红火。他为人强悍、善于筹划是一个方面,但是,一个人再能干也不可能三头六臂,诸如保证以低价购进优质的原材料、长途送货、收取货款、管理工人,等等之类的事情,都离不开一帮忠心耿耿的“弟兄们”齐心相助。砖厂兴旺了,文才当然发了财,大致可算得是太平村的首富。包括大牛在内的几个“弟兄们”也跟着分享了比普通村民优厚得多的利益。由此,在整个村子里,甚至在邻村,以文才为核心的这个小群体获得了强有力的支配力,称得上是这个乡村社区中声音最高的几个人。文才需要“弟兄们”的支持和帮扶,“弟兄们”也需要靠着文才这棵大树,由此,文才和“弟兄们”结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弟兄们”为“文才大哥”尽心尽力,文才就有义务为“弟兄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庇护。这个案子本来是大牛惹出来的,但在“弟兄们”看来,是“大牛被人打了,大牛的女人被人抢了”。这不仅让大牛既羞愧又愤怒,同时也让文才及其“弟兄们”丢了脸面。因此,文才“起兵”攻打对方,就具有多种目标:一是为大牛复仇,二是为凝聚人心、增进内部团结,三是为彰显实力、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太平村地区的支配力。但在斗殴过程中,大牛依仗人多势众,出手过重,致对方重伤,且左手残废。不仅自己身陷牢狱,还给文才增添了一个更大的义务:把大牛“弄出来”。因为,致人重伤与残废的确出于大牛之手,但这场斗殴实际上是由文才组织的。只是大牛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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