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盛峰: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 次 更新时间:2014-05-02 1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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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国家制造业社会向全球信息化秩序转型。法律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相互推进,这对全球法律格局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法律客体与财产类型层面,伴随信息资本的全球流通,知识产权成为核心法律部门,传统产权已难以把握信息资本主义的真实动力。大量自治性客体出现,信息资本围绕“原型”创新展开竞争,当代法律必须针对这些变化提供新的规范性框架。在法律空间层面,信息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域限制,法律系统不再受限于领土分化,进而获得全球范围发展的动力。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了全球法律空间,在互联网数字宪法、全球商人合同法、药物专利法以及超国家宪法等领域都出现了法律发展的新契机。全球各大系统的内在冲突,也推动“社会性宪法”的诞生。在法律时间层面,古典法律时间被充满风险的信息化时间取代,所有法律关系都进入到时间性的流动平面。“后风险社会”的到来,既使当代法律变为一个风险性系统,也使当代法律陷入与代码同化的危险。在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中,法律系统将承担比过去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

   【关 键 词】信息资本主义/全球信息秩序/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法律革命

    

   一 引言

   划时代伟大发明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命。文字书写带来法律的成文化与法典化;标准铸币促进债观念的诞生;13世纪复式记账法推动近代公司法与金融法的发展;谷登堡印刷术为法律世俗化与民族化奠定根基;时钟的发明则为民族国家法律提供了基本的计量标准。①全球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将对当代法律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它将使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围绕能量与物质构建的法律秩序向围绕信息构建的法律秩序全面转型。

   当代全球信息网络是一个由10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超级有机体,其中包括难以计数的储存设备、信号处理器、信息流通渠道和分布式通信网络以及围绕于这一网络的全部服务设施、芯片和设备——包括卫星、服务器、扫描仪、二维码、传感器等。这样一台超级虚拟计算机,其所有晶体管数量高达10万万亿支。每一秒有10万亿比特信息通过,每一年数据量接近20艾字节。另外,还包括27亿部手机、13亿部固定电话、2700万台数据服务器和8000万台掌上电脑。整个网络约有1万亿网页,每一个网页链接60个网页。②这一切的总和,无疑就是当代法律全球化的物质性根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信息化重组过程,正将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研究统计,全球的生物信息是10万尧字节,而技术元素的信息则是487艾字节,虽然总数还不如生物信息,但呈指数级增长,其中,计算机数据每年净增66%,是其他一切制造品的10倍以上,这种爆炸式增长正使整个地球裹挟在知识与信息越来越致密的网络之中。③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正在失效,信息不再受到主权边界的有效控制,这种全面互联的信息网络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与经济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当代法律、金融与贸易体制也随之改变。即时生产、灵活制造、批量定制、零库存、战略联盟、大规模外包就是其中代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正在打破,契约和组织的区别逐渐淡化,所有权的地理分布趋于分散。供应商、企业雇员、消费者与政府监管,研发、制造、包装、仓储、物流、营销,所有事物都在进入一个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④从国家制造业社会(national manufacturing society)向全球信息化秩序(global information order)的转型,⑤正对当代法律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本文试从法律客体、法律空间、法律时间三个维度,对此展开初步分析。

    

   二 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客体革命

   在全球信息化的秩序转型中,当代法律的规制对象正在发生变化,电子技术把所有交易模式都融入到一个巨大的系统之中,新的法律客体以及财产类型不断出现。知识产权正取得法律部门的核心地位,传统民法的“人、物、债”三分法面临重构性调整。逐渐逃离民族国家主权管控的信息流动性,以全球的尺度呈现为网络化、系统化的形式,法律的聚焦点从自然人转向物的自主性。如果说传统工业时代的法律媒介是主体性与叙事性的,信息时代的法律媒介则是讯息性与沟通性的,它以去疆域化的方式重新再疆域化。⑥

   (一)知识产权、信息资本与“原型”创新

   首先,与传统民法的物权概念不同,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产权不再只是无体物的概念,它还具有瞬时性,“信息价值”在全球性流通中迅速过时,传统的产权控制与产权实现方法正在失效,传统的所有权神圣原则已经无法把握信息资本主义的真实动力。其次,传统物权关注“使用价值”的维度,依赖于“过去”和“传统”的体认;传统债权关注“交换价值”的维度,依赖于“未来”和“允诺”的实现;当代知识产权则关注“信息价值”的维度,依赖于“实时”和“代码”的运作。其三,如果说在前现代法律,死亡是革命性的法律事件,死亡带来继承、身份与财产的更迭与转移;在近代法律,死亡是民族国家法律监控的对象,被纳入社会保险、统计、税收的精密计算范畴;而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死亡”则成为“创新”的同义词,成为法律系统日常运作的对象。⑦如果说“死亡”在前现代法是传统延续的象征,在现代法是主体人格的实现,那么,它在当代法则是系统运作的常规。“工业技术、死亡和欲望成为比特,成为速度电磁场平面的信息单元”,⑧全球外包生产与跨国贸易机制的重组,实际正要应对这种迅速“死亡”与“再生”的信息生产、流通和交易的要求。试以知识产权为例:

   其一,古典知识产权的理想对象是“长时段”创作的智力成果,而信息资本主义的典型对象却是“短时段”的讯息。当代知识产权的规范对象,主要不再是传统理解的文学艺术与技术工艺,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智力性创造,也不简单是商品化的知识形态,而是信息本身。这种信息甚至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交换价值”——它的价值没有未来只有当下。作为“符号性价值”,它具有“转瞬即逝性”。⑨信息的本质已经超出正确/错误、论说/非论说的维度,“必须提供新东西”,这已成为信息资本再生产的内在要求。⑩

   其二,古典知识产权的对象是“大师杰作”(masterwork),而当代知识产权的对象则是“索引性符号”,它取代了物质化的操作而转向反身性的沟通。“劳动”被“设计”所取代,“劳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核心环节。知识密集型与设计密集型的产业转向,使得当代法律不再仅仅关注抽象的物质产权,而首要考虑如何通过规则设计为“独一无二性”进行确权。它不再像古典知识产权那样关注“智力性创造”,而关注高度资本化的“原型”(prototype)竞争。这些“原型”既不是科学系统的真理,也不是艺术系统的美丑,而是“研究与发展”(Research & development),它建立在现代社会系统高度分殊与高度耦合的基础之上。(11)这种结构耦合所产生的“技术科学家”、“科技艺术家”的杂交现象,并不挑战社会系统运作的封闭性,但通过结构漂移和结构耦合机制,又在不同社会系统之间产生出新的“链接”机制。

   其三,当代知识产权的控制技术也在发生调整,更多通过代码而不是法律的手段进行,或者说,法律本身也更多以代码的形式出现。如果说近代法律主要围绕竞争、剥削、斗争、团结这些“社会性话语”展开,当代知识产权则通过信息与知识的拥有/不拥有、标准/非标准这些“符码性话语”进行涵括和排除,“社会性”正被“信息性”所取代。(12)

   其四,著作权、专利、商标与外观设计规则的重塑,正使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权力与垄断以另外的形式得以延伸。(13)这既是信息爆炸、创新迭出、设计密集的时代,也是围墙高筑、知识垄断、资本绞杀的时代。(14)如果说,传统物权和债权因其时间与空间层面的稳定,因而是内生性的产权制度,那么,当代知识产权则因其无时间性而成为外生性的、建筑学意义的框框。这种框框(特别是品牌)“给信息和通信的混乱赋予了一定的秩序,它协助使原本可能是混乱的扩散被规范成为‘流动’”,它既使信息变成排他性的权利,也成为可营销性的对象。(15)

   其五,当代生产不再是英雄性的个人创造,而变成网络化的系统产物,变成通属性的“实验室”、“研发部门”、“工作室”的集体成果,这些知识“原型”通过知识产权的设定,进入到知识与信息积累的连续性轨道。与传统物权基于“同质性劳动”的凝结逻辑不同,当代知识产权建立在“差异性区分”的运作基础之上,这一法律所介入的是“差异性创新”的常规化与制度化生产流程。传统知识产权在著作权、专利、商标之间预设了创造性递减的阶序关系,但在“差异性创新”的制度化生产中,商标与品牌标识转而成为重心。(16)

   (二)“自治性客体”与“混血产权”

   近代物权与债权指向自治性主体,而当代法律则必须应对自治性客体的兴起。福特资本主义是“规模经济”,涉及物质与主体的大量聚集,传统民商法规范的是对于土地、资本与劳动力的争夺,法律的着眼点在于当下,其财产权具有高度稳定性;信息资本主义则是“范围经济”,涉及符号与网络的快速构建,资本围绕于“原型”创新展开竞争,法律的着眼点在于未来,其财产权具有高度流动性。(17)这种可能迅速失去价值的产权具有吊诡意味,它的“虚拟性”与“索引性”使其能够被快速动员,同时,这也使它在速度性原则下迅速贬值,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其价值的转瞬即逝性。这种“转瞬即逝性”构成信息时代“差异的创新”,使其区别于传统时代“需要的体系”以及现代时期“趣味的追逐”。

   近代法律的财产观念预设了自然与客体的先验性,“自然”有待于人类的劳动与立法过程,从而纳入人—物—债这样的古典民法结构。但是,全球信息化秩序摧毁了这种二元论基础。伴随生产与交易的信息化、知识化过程,“客体”与“主体”共同进入到同一个网络结构之中,法律系统则承担这种“类主体”与“类客体”的分类整理、授权、传递、沟通的网络创建工作,通过法律这一“形的编织者”(weavers of morphisms),构建起“产学综合体”(universityindustriaI complex),这“促成了大量的创新发明,使一大批‘混血儿(hybrids)’、类客体得以创生,也使得把这些类客体和类主体联系起来的网络得以在空间上日渐延伸及于全球每一个角落”。(18)主客体界限的打破,“自治性客体”的大规模制造与传播,正是当代法律风险理论风靡全球的物质性基础。

   当代法律为“自治性客体”提供了分类整理的规范性框架,通过规范性框架创设特定的时间拘束,通过将特定的知识/信息沟通不断传递到系统化网络的下一个位置,通过二阶性的观察与运作,不断创建并延展这一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主体行动者与知识客体都成为系统自我指涉运作的中介与拟制,借助讯息、告知与理解的沟通过程,以及法律制定、解释与决断的运作过程而得以展开。

   具有吊诡意味的是,恰恰因为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性,才使这种结构耦合的动员、网络的联盟得以实现。这一耦合使当代法律客体抹去了自然/社会、物质/符号的二元性差异。特别是,伴随生物技术以及软件平台的开发,正产生出一种“混血”的产权形态——例如互联网平台标准与DNA基因银行等。如果说传统法律关注实体财产的当下性,强调占有、控制与积累,那么当代法律则注重信息财产的未来性,强调分享、失控与流通。企业、资产、市值、资本这些传统概念都正经历更新,信息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也再出现合流,因为它们共同涉及虚拟性、未来性与衍生性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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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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