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宪政社会主义没有超越极权意识形态范畴

——和华炳啸“宪政社会主义”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0 次 更新时间:2014-05-02 1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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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礼庭  

    

   最近,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出现了二大理论流派,即新权威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早在2012年初,我已经对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了分析评论:“‘新权威主义’必须以民主宪政制度的主要原则作为目标性发展方向。” 【1】 如果没有传统的民主宪政(区别于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普世价值规范下的“宪政”,下同)作为发展目标, “所有不能把中国带向现代化,而结果走向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的集权制度的结果,当然包括民主化的主官努力得出集权制度的异化结果的‘权威主义’,都只能称为传统的‘权威主义’,而不是‘新权威主义’。”【2】它也就只能是一种民主宪政的异化、即极权主义的变种!今年年初,我又进一步指出: “恰恰是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就逐步地、可控地实行民主宪政原则这要点,不但是新权威主义的价值所在,而且是新权威主义能够实现民主宪政的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更重要的,它也是有效避免萧功秦先生所担心的社会动乱的保障:……”【3】“到底能不能实现从威权主义向民主宪政的平稳过渡、而避免萧功秦先生所担心的激烈的、民粹式的‘井喷和爆炸’的动乱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大多数民众对民主宪政的觉悟和认识的程度、以及自觉操控民主程序的经验和能力……如果民众不能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进行民主化的实践演练,并从其中实现民主的觉悟、经验和能力的积累,那么把民主宪政作为新权威主义的发展目标的设想,完全有可能就是水中月、镜中花,是很难实现的。”【4】当今世界,无论是乌克兰的“民族认同”、还是台湾“反服贸”的民众运动在规范程序方面的欠缺,都是因为民众缺乏长期的民主运动的锤炼,缺乏一种相对完善的操控民主规范程序的经验、理性和能力的结果。

   对于中国政改的另一思潮“宪政社会主义”的分析评价,我同样做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没有超越极权意识形态的范畴”的评价。理由如下:

   一、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相对于‘专制和集权’制度而言具有毫无争议的科学性、先进性和优越性。

   我们先来请看华炳啸先生是如何批判和质疑的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的。华炳啸先生的第一个问题——“谁在行使权力”:“‘美国社会的种种现象明确地告诉人们:财富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已经达到了同涨同消的共生状态。国家的权力不过是占有巨富的资产阶级制定、推行有利于自己政策的工具,政府机构已变成了资本家们回收竞选中付出的‘种子钱’(自己竞选或政治捐款)的特别机构而已。’……选民实际上是在竞争性的财阀之间作出选择,即使美国也不例外。…… 无论在哪个代议民主国家,民主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民主要求主权在民,但最高统治权始终在少数政治寡头手中;民主要求公平竞选,但经费和传播媒介却为少数人所拥有;民主要求平等,但政治、经济、人格的不平等到处存在;民主要求分权,但政治权力却日益集中。在民主神话的背后,他们看到的是民主的破产,也即‘西方民主神话’的破产。” 【5】

   说实在的所有这些对民主宪政制度的指责,都已经是老调重弹了,那么我也以老调重弹来答复,先来分析金钱在全民普选过程中的“作用”:“在现代民主制度中,选举是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而政党,从本质上说是‘民间团体’,而不是‘政府机构’,所以,政党的经费开支,主要地不能像中国一样化纳税人的钱,应该,也必须自己筹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献金法’都明确规定:政党运作经费,必须来自民间,是不能‘自掏腰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律对‘政治捐款’都有非常详细和苛刻的规定。就算你才大气粗,也不能仗势欺人。化自家的钱来搞政党政治,也是受到严厉禁止的。……最近被检察院强行起诉的日本前首相、民主党前干事长小泽的违法事实,主要就是因为‘自掏腰包’用自己家里的钱作为民主党的经费,而违反了‘政治捐款’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样,这种必须来自民间自愿的‘捐款’”【6】也确实为“‘买官卖官’留下了后门。问题是这扇门是不可能绝对关上的,否则政党的经费就必然成问题。要知道,来自纳税人的财政支出是满足不了政党开销的,而且这也违反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所以出路是唯一的,就是用法律来规范这种民间捐款行为,使金钱对民主政治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比如,美国在民间政治捐款方面的法律有以下规定:联邦竞选法规定由联邦选举委员会管理有关选举事务。联邦选举委员会由6人组成,他们经总统提名,由参议院认可产生。联邦选举委员会专门执行联邦选举管理法,对违法行为提起公诉。根据联邦竞选法规定,任何个人在同一年内,对同一竞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所有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25000美元,对同一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对同一政党的全国委员会捐款不得超过20000美元。任何政治行动委员会在一年内对同一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对同一政党的全国委员会捐款不得超过15000美元,参议院的民主党、共和党两个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对同一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7500美元。虽然法律对竞选经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但实际中还是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捐赠者往往通过捐软钱(soft money)的方式回避法律的约束(美国法律对选民将钱捐赠用于支持某一政策的数额没有限制,但实际上一项政策很可能就是某一位候选人倡导的,因此捐钱支持一项政策与支持该候选人并无区别)。 每个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10天或选举后30天内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所收到的捐款和竞选开销,其中包括所有捐款在100美元以上的捐款人的姓名、通讯处和职业。(以上文字来自: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8631353.html )请读者仔细分析这些法律规定,美国总统竞选经费高达几十亿上百亿,而每人最高捐款才1000美圆,当选总统上台后,如果真想投桃报李,面对几百万捐款者,怎么报,也报不过来啊。当然,上面也指出了法律有漏洞可钻,……就是所谓的“捐软钱”,但这种行为因为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对竞选当事人的客观效果往往得不偿失。所以,这种行为实际上并不普遍。”【7】(客康观上说,这种“捐软钱”的政策同样有其存在的必需性,同样是不能彻底取缔的。因篇幅的原因,在此不展开分析论述。)

   “‘竞选花费多的候选人大多数能够胜选’事实的本质性原因的正确解读应该是:‘规范的民间捐款,本身就是民意的一个标志。’美国最近一次总统选举,胜选总统奥巴马的竞选花费远远超过竞争对手,但奥巴马的上百亿竞选资金,大多数都是贫困黑人和低层民众50元、100元地累积起来的。这种‘民间捐款’难道不是一种民意的‘标志’?所以美国舆论对近年来选举金费越来越高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但并没有人说应该彻底取缔‘民间政治捐款’的观点,因为要选民真正了解候选人,就必须利用媒体的宣传来解释候选人的政策体系,就如…… ‘协商民主’,也必须化钱。如果说限制竞选资金的数量是可以考虑的话,那么取缔‘民间政治捐款’绝对是愚蠢的、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不可能彻底关上‘政治捐款’这扇‘金钱影响竞选’的大门的,能做的就只能是把这种‘金钱的影响’限制到最小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高等法院会判决‘对竞选开销进行限制违反了受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是违宪的。’的真正理由。”【8】

   我们再来请看华炳啸先生批判和质疑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的第二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人的利益而争取或行使权力”:“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特征在于,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结果是,它可以强有力地抵制对个人的任何侵犯——如对个人隐私、财产、利益、权利的侵犯——却无法有效地抵制对社群、正义、公民权以及参与的侵犯。最终,这种弱点削弱了它对个人的维护,因为个人自由不是政治行为的前提,而是它的后果。’……一致性民主是一致同意的,而不是冲突的;其基础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多元主义;……它强调面对面的民主而不是简单的投票与多数决定。……当仅仅表达个人利益的多数人的意志与少数人的意志发生冲突时,多数人强制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私利的合法性何在? ……尽管多数票决制是一种相对民主的替代形式,但这不是说,多数是对的,而只是意味着,宁可让多数人错,也不应让少数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因此,多数人有道义上的权力将其意志强加在少数人头上。……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讲,一切‘正确的’政治、哲学、宗教或科学的思想,原本都是少数人的主张。要是我们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决定思想的价值,那么,我们现在仍然会生活在洞穴时代。……由于公民掌握的信息不足,多数决定的结果归根结底会成为碰运气或被操纵。……多数人的决定其实质是少数人也即精英的决定,因为在当代的社会条件下,多数人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真正自主的有意义的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是明智还是愚蠢。多数人只能在不同的‘少数精英集团’的不同意见中进行选择,并在这选择的过程中受到某一‘少数精英集团’的影响和操纵,从而失去选择的自主性。……‘利益的组织化为任何个别的政策体系中有组织的少数以牺牲无组织的多数的利益来获得特殊利益提供了机会。这至少有三层含义:(1)这些利益团体的形成远期来说是与公共利益相敌对的;(2)它们在民主方面的合法性受到怀疑;(3)公共政策应该减小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的废弃与缺失,使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利益集团政治’合法性危机和利益整合危机。” 【9】“‘实际上,不管何种统治形式,统治者总是确定地趋向于运用其权力控制各种事务,以便获得个人利益。’……治理一切社会的都是精英,而不是民众…… 政府终归是少数人的政府,不管这些少数人使用一个人名义,还是使用许多人的名义。”【10】

华炳啸先生的这段指责中包含了几层意思,请恕我分几个层次来答复民主宪政原则中的“多数决定论”及“少数政治精英执政”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一是,在民主宪政制度中,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拿来做“多数决定”的,有许多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不容“多数决定”的,比如“保护私有财产”,在发达国家是不可能、也不允许大多数穷人通过“多数决定”来剥夺少数富人合法的私有财产的!再比如,多数人不能剥夺少数人发表意见的言论自由等等!正因为此,多数民主宪政国家都设有“宪法法院”来裁判有关多数的决定是否“违宪”。二是,“多数决定论”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华炳啸先生说的:“这不是说,多数(一定)是对的,而只是意味着,宁可让多数人错,也不应让少数(精英)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三是,民主宪政的“最主要”的优势,并不在于“选优”,而在于“纠错”,民主宪政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地可以实现“不流血地”纠正执政错误的制度。所以,如果某个多数决定真是错误的,民主宪政制度也能够通过实践证明其错误后,轻而易举地纠正这种错误。四是,即使真的存在“真理往往是少数人对多数和传统的突破和创新”的事实,那么少数人手中的真理,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言论自由的沟通而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然后才能够成为决策。这也是任何真理得到贯彻、成为大多数人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规范和正义的过程。五是,在民主宪政的制度和理论中,民主只是一种实现自由的手段,自由,特别是个人的自由才是目的。这是因为,民主仅仅是取得某种决策的正常程序,而保障个人自由,是人类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必要条件,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生产力和社会的高速发展,而自由必须、也只能通过民主宪政的规范程序才能够得到保护,而免受强权的侵犯。六是,华炳啸先生说“民主仅仅是实现个人主义和个人目标的手段”这是因为所谓自由和创新,归根结底是“个人的”自由和创新。“在集体和个体这对矛盾中,首先应该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但从深层次分析,虽然集体的发展不但能给个体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个体也必须在集体中,在人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社会实践,并依赖于集体所提供的环境和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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