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及其前景

——兼论哈耶克经济思想及其精神的现实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9 次 更新时间:2014-05-02 0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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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承蒙朱嘉明先生惠赐稿件,授权本刊发布。本文是朱嘉明先生2011年5月参加台湾紫藤文化协会主办的“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的实践——周德伟教授回忆录出版暨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后刊载于台湾《思想》杂志2012年第20期。朱嘉明先生为微信版做了必要的修订。

   今天,在很多人看来,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思潮,一种价值观,一种理论。其实,自由主义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自由主义还是一种历史上存在过的共识,一种政治权利的原则,一种历史的范式,一种真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进入21世纪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正经历日益严重的危机,这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自由与奴役两大思想体系的斗争”的继续。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评估哈耶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现实意义,解析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危机的原因,对于所有关心历史进步的人们都是必要的。

    

   一、21世纪的自由主义危机的形成与发展

   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实践,证明它的优越性:财富爆炸式膨胀;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大众福利水准提高。其间,虽然不能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包括发生了1870年代的经济混乱,但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基本上依然稳定运行。然而,进入20世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自由秩序分崩离析,人类进入一个充满武力和暴政的时代。接踵而至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重建、冷战,国家和政府权力不断强化对自由经济的干预,甚至形成了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结合的“社会主义阵营”;全球涌现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很少有自由主义的因素。自由主义,更精确地说是古典自由主义每况愈下,然而顽强地坚守阵地。1980至1990年代,自由主义从精神到实践再次勃兴。

   如果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后的美好时光。那么,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则是现代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辉煌基于1980年代雷根和柴契尔夫人改善自由市场经济的努力和冷战的结束。1990年,针对市场经济体系缺失的转轨国家,在美国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即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同年,分裂达41年的德国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1995年,旨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的WTO成立。全球化、市场化改革和私有化是1990年代的主旋律。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福山继1989年提出“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后,于1992年出版了影响很大的着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宣称已经普世化的西方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像在1990年代那样的乐观。

   然而,进入21世纪,2000年之后,自由主义从辉煌回归暗淡是与两个个历史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2001年的“911事件”。“911事件”全面刺激各国政府权力扩大,对民权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地负面影响。例如,美国民权自由公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认为,911以后出现包括没有根据的窃听、刑求、绑架和拘留,以及侵害学术自由等十种滥用权力的情况。第二件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人们对此次金融危机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是,主流舆论不是解释2008年危机,主要是政府责任,政府不仅多年来成为了投资银行的代理人,而且实行不正确的货币政策,是政府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结果,而是恰恰相反,将此次危机归结为政府的缺位和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失灵。在2008年之后基本舆论导向下,全球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为了避免人们福利遭到进一步伤害,民众需要支持政府扩大对市场的干预。所以,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以进一步强势干预市场经济的机会,各个国家政府实现了更“合法”地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动”、“主动”和“被动”的集合。第三件是2010年至2011年的朱利安?保羅?阿桑奇主导的“維基解密”。这个事件一方面严重颠覆了美国在民众心目中的自由和民主国家的形象,另一方面,刺激了国家力量的进一步膨胀,推动了当代政府联盟的发展。没有人可以想象到,自由主义成为了上述历史事件的牺牲者。

   与此同时,中国崛起构成了对自由主义不断强化的挑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今天世界少有的拒绝西方民主制度,坚持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起飞,造成民主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相对“衰落”的强烈反差,与七十年前的一段历史十分相似:1932年,苏联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的工业产量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样的格局是因为苏联不仅没有遭受大萧条的冲击,而且成为大萧条的受益者。与苏联经济成功相对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随之上升。社会主义由“空想家的美梦”,变成“发展中的事业”。当时,在世界各国,有不少人甚至思考和讨论西方的社会制度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公开承认:过去20年,有两个事物的发展对我最初所提理论形成了挑战: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二是中国崛起。原教旨主义对我的理论并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影响。“而中国经济成功的持久性,就经济体制而言,真的很有影响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我的理论带来了挑战。”。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自由主义全方位危机充分显现。其一,在经济领域:美国和欧元区存在债务危机,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指数下降,创新能力削弱,大型公司不可抑制地膨胀,国家资本主义复兴。其二,在政治领域:民权自由,公民社会不断遭遇侵蚀,政党政治混乱,民主制度制衡体系发生解构,“治理”成效甚微;在社会领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冲突增大。特别是,有组织的少数剥夺组织力低和政治力不强的多数,不仅强化所谓理性官僚统理的“新的奴隶的樊笼”,即政府,加强财富驾驭人类的能力,而且因为伴随政府控制资源范围和数量的膨胀,将使野心家有所凭藉,加剧人类之间的冲突和威胁和平秩序。其三,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像现在收到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歪曲,来自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批评,以及大众的误解,自由主义为各色各样的反自由主义后果“背黑锅”和“埋单”。例如,凯恩斯主义的过错竟然算在哈耶克的头上。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自由主义危机,不是仅仅发生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发生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欧洲和北美地区。全球化曾经强化了自由主义的世界影响,全球化也加速了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退潮”,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程度的深化和扩大,是不可抑制的世界性共同现象。

    

   二、自由市场经济的势衰原因

   在过去十年间,特别是2008年以来,自由市场经济从“复兴”逆转到危机,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自由市场经济全面恶化的基因集中表现在来自有限政府向无限政府的转变,政府权力的扩大源于“自动”、“主动”和“被动”三个机制。所谓“自动”就是政府权力自发的扩展;所谓“主动”即政治家和官僚们利用各种藉口扩张政府权力;所谓“被动”是指面对重大的内部和对外冲突,民众赋予政府更多权力。此外,corporation的膨胀,以及政府和corporation的结盟。其中,也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全面恶化的基因。

   第一,政府的财力快速扩张。一般来说,有限政府就是政府的经济权力有限,宪法上对其严格限制的程度,不亚于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法规。而政府财力主要体现在财政预算。在过去数十年中,如下基本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政府预算扩张的不可阻挡:其一,瓦格纳定律。政府预算一般以前一年度的额度为基数,以递增的方式加计而成。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准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将会提高,这就是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其二,尼斯坎南“双重垄断”理论。尼斯坎南提出了预算最大化官僚模型和支持模型的两个假设:假设一,官僚们试图最大化他们的预算;假设二,官僚机构在最大化他们的预算时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这是因为官僚体系在国会面前具有两个先天优势:其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具排他性,国会对官僚系统的成本函数不清楚,而官僚机构清楚国会需求函数,官僚体系相对于国会拥有资讯上的优势;官僚有提案的权力,可以向国会提出“要不要随你”take-it-or-leave-it的预算要求。所以,政府预算过于庞大而没有效率,几乎无法避免。其三,政府本来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服务。但是,政府通过增加所谓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意识地模糊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置换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加剧民众对社会福利计划的幻觉。其四,政府可以发行债券。其五,政府可以实施财政赤字。

   第二,政府货币发行权和铸币税。政府操纵货币是最主要的危险,导致货币价值波动和货币经济体系紊乱。1971年,尼克森宣布切断美元和黄金的直接关系,战后经布林顿森林会议建立的货币体系完结,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成为了完全法定通货,不兑现纸币。从此以后,完全法定控制了世界的经济活动。完全的法定最重要的特征是与其不可分割的“铸币税”。“铸币税”为政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高于货币本身价值的财富。在完全法定通货制度下,世界货币体系进入了波动和不稳定的时代。伴随信用货币制度的发展,政府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权也不断加强,中央银行官僚化和“政府化”,于是,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或者已经丧失独立权利的中央银行官僚决定货币供给量,利息市场化的时代随之结束。本来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货币“异化”成为政府有效干预市场的最重要的手段。政府可以随心所欲的增加和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或者降低利息率,以影响所谓的宏观经济。所以,自1970年代,通货膨胀成为了经济生活的常态,且是政府一种新的和隐蔽的“税收”形态。

   第三,大公司法人(corporation)的膨胀。根据公司法:公司的力量来源于其具有“自然人”的性质;当公司无限扩大,科斯的产权理论就失去了“私有制偏好”基础,交易成本就会丧失约束。早在1970年代,公司膨胀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那时,人们注意最多的还是公司的一种形态,即跨国公司。但是,伴随全球化,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界线基本消失,几乎是同一语,公司跨越全球与公司之间形成巨大的和复杂的网路,其力量膨胀,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样不可遏止,挤压个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改变着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人类除了面对传统的国家和国族,还要面对的是公司国。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正在逐渐都被拥有、被操纵,为了利润被剥削。可以肯定,在当今世界,公司已经是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机构,几乎没有什么人,甚至那些被认为的公共领地,也难以摆脱公司的渗透和侵入。

第四,政府和公司的结盟。一方面,公司可以控制政府。人民没有办法通过选举和选票影响和改变公司的组织和运行;另一方面,政府甘愿演变为公司的代理人。在美国,政府的经济救助花费巨额资金帮助大银行、大汽车企业“脱困”,而在帮助中小企业增加就业方面却成效不彰,人民在大政府和大商业之间,更反感的是大商业。2011年,日本因为海啸灾难导致了福岛核电站事故,由此暴露了一个“原子能村”。这个“原子能村”源于核电设备商、国家电力企业的行政监管部门,以及主要分布在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以及文部科学省的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等部门的核工业、核子物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这原本是一套各负其责、互有牵制的体系,但是,实际上却沦为一个盘根错节、利益均沾的官、学、商的利益集团。其中,政府系统的堕落是关键。在亚太地区,政府的金融角色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许多亚洲国家都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政府与商界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全面复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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