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

——以归国留学生骨干为分析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8 次 更新时间:2014-05-01 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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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屡遭败绩。在对富强之道的艰难探索中,归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力量,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致力于对民众的启蒙,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推动了“科学信仰”的形成。“科学信仰”激发了国人追求科学事业的热情,抚慰了民众在社会动荡、信仰崩溃社会环境中焦虑不安的心灵。但启蒙思想家们对“科学方法”理解上的缺陷,也对民众的科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20世纪初叶的中国/科学/科学信仰

    

   一、问题的起点:20世纪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

   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主题,是完成整个社会的“现代性”(modernity)改造,即实现整个民族和国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个转变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经济的市场运作方式、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民族文化和民众思维的“科学化”。经济运作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三个方面的转变是互相关联的,但经济运作方式和政治制度转变的相对缓慢性,决定了思想的转变——“科学化”的改造——必然成为中国社会转变的先行的关键因素,成为经济运作方式和政治制度转变的前提。

   近代中国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中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与之发生剧烈冲突的。与腐败、没落的中国宗法专制制度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在二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总和,这个奇迹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成就的运用。在近代中西关系中,西方列强正是依靠科学技术而确立了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优势地位,迫使拥有几千年文明史并怀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开始了不情愿但又不得不为之的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艰难的探索过程。

   中国学习西方、接受“西学”的过程,首先从技术层面(洋务运动)开始,然后转向制度层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最后在20世纪初转向思想层面即文化思想的“科学化”改造。这个转变一经形成,对“科学”的信仰迅速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潮流。鲁迅在1918年说“中国自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①坚持认为科学在中国有其名而无其实;梁启超在1922年认为中国社会“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点,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受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②这种认识无疑反映了当时中国科学的实况。但在另一方面,胡适在1923年“科玄论战”尚未结束时,已注意到一个事实,即“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③很显然,自变法维新以后的30年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学科体系——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包括这两个部分——并没有取得真正实质性的成就,但“科学”这个“名词”却获得了“无上尊严”,不仅无人敢于公然表示“轻视或戏侮”,而且得到“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换言之,“科学”是作为一种精神虚像而非客观实在得到中国社会的崇信。

   我们知道,“信仰”是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人、物的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换言之,它是一种精神姿态。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对于“科学”所持有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姿态。这种精神姿态包括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认为科学万能,宇宙万物的所有奥秘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相信可以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只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包括生物、社会、物理或心理的诸多方面。二是赋予科学以价值判断,以为科学可以消除人类社会的弊端,为人类创造美好前景。中国的“科学”拥护者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主体价值观念,作为一种过时的事物,已无力促成国家的富强。因此,他们全面攻击以儒学信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将科学功能扩大到人生价值观,致力于以科学及其价值观来取代传统儒学在国人信仰体系中的位置。有的学者又称之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④但我认为称之为“科学信仰”更为合适。

   “科学信仰”的存在是20世纪初以来贯穿于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不仅表现在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殷切呼唤和期待,先进文化人在内忧外患、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对科学(很大程度上是其物化形式——技术)的坚韧追求,而且还表现为一个悖论性的事实:在“科学为政治服务”论调甚嚣尘上、政治理论根本违背科学原理要求的“文革”年代,科学实质上虽已沦为政治的奴婢,但仍受到表面上隆重的礼遇和赞扬;在当代中国社会,不管人们所处的地位如何不同,实际利益存在怎样的差异,也不管人们的知识水准如何悬殊,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如何歧异甚或无知,对“科学”这个名词(在更多场合下以“科技”来表达)却表现出惊人相似的虔诚笃信——至少表面世上是如此。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对于“科学”(尤其是“科学精神”)本质的认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基本仍处于模糊状态。这种虔诚而少质疑,模糊而少分析,崇信而少理解的态度,正是人类“信仰”这一心态的突出特点。⑤“科学”在当代中国人思想中的这种状态表明,“科学”已经演变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获得不能轻易改变的“信仰”地位。

    

   二、清末民初之际“西学”向“科学”的转变

    

   19世纪中叶以后,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与中国发生正面而直接的冲突。中国社会震惊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开始严肃地对待西方文化,但“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很难遽然突破。在昧于世界形势而以“天朝上国”自诩的心态环境中,开眼望世界的林则徐、魏源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已经是很开放、大胆的观念。洋务运动在将“师夷”自强思想付诸实施时,主导观念仍然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或“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个时期,无论是这场自强运动的发动者,还是普通国人,他们所意识到的只是“技”不如人,传统信念尚未从根本上受到怀疑和触动。张之洞(1837-1909)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被时流视为至理名言,引起心理共鸣,说明它颇能总括彼一时代的精神,代表当时国人的共识。诚如梁启超所言,“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⑥可以说,洋务运动时期,即使在当时趋新的文化人观念中,“西学”几乎也未超出“技术”的范畴。

   “科学”一词为中国人所熟悉是在20世纪初。当时中国社会使用的“科学”一词,来自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西周时懋(1829-1897)。1874年西周在《明六》杂志发表文章,首先用日文汉字,将science译为“科学”,寓“分科之学”的含义。伊藤博文在1879年9月呈送天皇的教育提案中,使用了“科学教育”的措辞。日本人以“科学”一词称西方分科之学,以对应中国传统的不分科的儒学。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于1897年首先使用“科学”一词,接受了日本人对“科学”的理解,随后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也使用了“科学”一词并沿用了其意义。中国传统“格致”与“科学”并存,从1897年持续到清朝灭亡。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全国学校机构和课程设置中一律取消“格致科”,从此中国传统的“格致”成为历史名词。1915年1月由留美学生创办《科学》杂志在国内发行,“科学”成为概述西方学术的新名词。⑦

   这一时期,严复的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科学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留学英国的学生,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不久就指出,“西学格致”的要害在“即物实测”,经验实证。数年之后,严复明确地把“格致”叫做“科学”。他认为,与西方科学对照,中国传统学问之弊在于墨守故训或专心臆造,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缺少实证环节,大多是主观臆造的“心成之说”,故“多诬”而无用。1902年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写道:“其曰政末而艺本也,愈所谓颠倒错乱矣。且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是西政之本。”⑧严复明白指出西方科学的实证特点为中国传统的“格致”之学所缺,是其超越前人的地方,但他有时仍将中国旧有的“格知”概念与西方的“科学”概念等同或并用,说明了那个时代的过渡特点。

   严复晚年的思想出现由“科学”向孔孟儒学回归,尤其是欧战开始以后,他对以科学为重要特征的西方文化的认识全然改观。1917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窃尝究观哲理,以为时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与熊纯如书札》,第45函,1917年)次年他写道:“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民国与欧罗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之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同上,第59函)又赋诗道:“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并且说:“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大路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原来宣扬西学(科学)的先锋已变为捍卫国学(儒教)的宿臣。

   严复的这种转变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悲剧归宿”。⑨其实,这种“悲剧”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严复批判洋务运动“中体西用”观念,批判旧学,但不批判孔孟;提倡科学而不全盘西化,对严复而言,“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开教化”的手段,并未作为信仰深入其心,因此,科学在它的故乡受到的待遇足以影响它在异乡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被认为是“科学的破产”,这种认识当然会波及严复。从个人心理讲,一个人在“血气已衰”的暮年,幼年教育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潜在信仰往往很自然地浮现出来,呈现日益强化之势,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往往显示出此长彼消的现象。更何况,他时时刻刻身临其境的传统文化氛围又促使这种变化。因此,他在晚年回归传统信仰是必然之事。这是老一代留学生的共同特征。

    

   三、五四运动中“科学”与“民主”成为旗帜

    

   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于一向不放在眼里的蕞尔小国日本,此后,巨大的危机感剧烈地搅动着国人的心灵。严复于1896-1906年十年间系统译介《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和《法意》等西方著作,将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介绍进来,使焦灼感日盛的中国人很快明白了竞争和淘汰的残酷性和自强的迫切性,其震撼作用是巨大而持久的。⑩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进化论是作为西方“科学”被接受的,但它又成为接受西方科学的重要前提,因为它说明了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追求创造、追求进化而造就的科学的发达;同时,进化论又向国人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完全不同于儒学传统动辄以“三代”、文武周公为号召的复古意识;它阐明“科学”发达和社会发达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急切寻求富强之道的中国人学习“科学”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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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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