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天人交战的“盗火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1 次 更新时间:2014-04-30 0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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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  

  
1919年1月4日,严复在给学生熊纯如的信中痛苦不堪地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他深自懊悔地说:“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

   现身说法的忏悔,可惜来得太迟。这一年,65岁的严复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神思涣散到连亲朋的来信也无法回复。这位原本体魄强健的前海军教官,毕生呼吁国人要加强“血气体力”的锻炼,通过由人及身、由身返国达到拯衰起颓的救国目标。而到头来,自己却被鸦片害得每天进餐都累得面红气喘,甚至连换乘火车时在站台走几百步路,都感到心慌气塞,大喘不已。在给诸子女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窘态:“甚者二便都要出来,如无歇息处所,巴不得便坐在地上。”这年春末,严复到上海红十字医院治疗喘嗽病;秋末,又回北京住进协和医院。医生诊断后,均无奈摇头,深感已无力回天。

   过早夺去他身体健康的,是被他咬牙切齿诅咒为“世间魔鬼”的鸦片,严复的大半生都被它折磨得苦不堪言。此间痛楚,用他的话说,“可作一本书也”。

   “瘾君子”的痼疾,使这位大名鼎鼎的“天演先生”声誉受损,屡遭攻击。后来,连李鸿章都知道了这事,劝他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一时感动之下,严复也曾痛下决心,要与这劳什子分道扬镳。他请了一位号称“戒烟圣手”的医生,为他开出戒烟“秘方”。第一次吃后获得短暂成功。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几天过去,就旧瘾复发。此后直到严复逝世,也未曾脱离鸦片。一些至今健在的子侄辈们回忆,严复逝世前一年回到福州故居避寒养病,原本威严高大的一个人,咳喘厉害,面容枯黄,吓得小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

   在生命垂暮的最后几年,严复还注射吗啡、服食海洛因,俨然一位“五毒俱全”的老瘾客了。研究者后来在严复的英文日记中发现,1916年严复几乎每天都要注射吗啡,并详细记录了自己抽大烟、服药膏、注射吗啡的时间,精确到分钟,有时一天注射吗啡竟然高达十次之多。

   这实在是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谜题。一位毕生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伟大思想者,自己居然深陷烟毒无法自拔,如同一位医术高明的戒毒医生,自己却深陷毒瘾一样可悲而吊诡。早在1895年,严复就在报上撰文痛批鸦片误国害民之烈,直指中国“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大声疾呼“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鸦片,期待中国雪尽江清,早日摆脱鸦片之害。

   在我看来,吸食鸦片是严复一生深邃难测的精神黑洞,绝非仅为舒缓病痛那么简单。对严复深有研究的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说,在某种意义上,吸鸦片反映了严复思想观念中最隐秘和最难以捉摸的情调。沿着这道重重浓雾中的隐秘之门,也许能解开严复诸多痛苦纠葛的人生悖论。

   1879年(光绪五年),这位深孚众望的“海归”学成归国了。由于在留学时期即已享有一定的名气,故“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不久,严复便应船政大臣吴赞诚之聘,回到自己的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

   身处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又兼有学贯中西、游历欧洲的积淀,严复的高才卓识不仅远超于当时的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当朝大佬,连鼓吹西学的名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也无法望其项背。一生狂傲不羁甚至自比“当代孔子”的康有为,就心悦诚服地承认严复为“西学第一人”。同样自负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严复也敬佩有加,不吝称赞道:“像严先生这样伟大精深的学者,全世界至多只有二十位。”

   谁曾想到,在英国处处感到亲切的严复,回到中国后才发现,这里反倒成了“气场”失调的陌生“异邦”!

   如果说回国之初,严复在个人才具和资望能力方面尚不足以担当重任,学术造诣和实践本领尚须经过岁月磨砺,那么经过整整九年之后,他才当上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一职,仅仅相当于副校长,就无论如何也让人郁闷心伤了。这样的“业务官员”,行政走卒,在当时连货真价实的朝廷命官也算不上,只是一名“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的技术官僚,可以说完全是冷板凳上“被边缘化”的角色。

   此时,与他一同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们,早就纷纷荣任北洋水师的舰长、分舰队司令员。而远在东瀛,那些与他一起留学英伦的日本同窗,回国后更是独当一面,成为蜚声四海的国之栋梁。

   没有在深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严复这番怀才不遇的心境,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按照清朝官场的规矩,必须是道台一级的官员才有资格担任水师学堂的最高长官。严复虽有满肚子的洋墨水,却没有一个出身“正途”的科举功名。这位全中国第一个呐喊要废除科举的人,自己却在这座独木桥上挤了半辈子,折腾了半辈子,一路奔波着抗争着无常的命运。

   从1885年开始,连续八九年间,这位前著名海归不得不回过头来,接连参加了四次乡试,以博取一个举人的头衔。1885年秋,已是北洋水师总教习的严复回福建老家参加第一次乡试。谁知首次出场,就碰得个鼻青脸肿,铩羽而归,连个举人也没考上。这实在是个不小的打击。第一次落榜的那天晚上,同为福建侯官人的好友郑孝胥前来拜会,发现严复喝得酩酊大醉,卧床不起。

   一觉醒来,还得再捧起八股文章发愤研读,严复大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不料,1888年,严复就近赴北京顺天府参加考试,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来年春,赴京再应顺天府恩科乡试,仍然名落孙山。不顾一切地辗转科场,却接连碰壁;饱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却要向鄙弃已久的八股制艺讨出路;学术上融古通今、兼修中外,却在区区的臭八股面前屡次败北。此时严复的心中,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恼和屈辱!功名二字已经把他的心伤透伤烂,可命运从来没有过一丝怜悯。苦闷到极点时,他甚至悔恨“当年误习旁行书”,如今才落得“举时相视如髦蛮”,觉得自己一肚子洋墨水全是多余,徒留笑柄。

   人生机遇火光闪现的瞬间,严复并非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李鸿章一生任人唯亲,辜鸿铭曾讽刺其“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李早就看重严复的才能,想把严收编为“自己人”,因此“尝示意其执贽称弟子”。如果傍上这棵大树,何愁没有高官厚禄,前程似锦?可清高孤傲的严复一口回绝,就是不愿放下架子去“攀龙附凤”,只想凭自己的真本领做事。

   苦熬十年后,终于升任会办。四弟严传安苦苦劝大哥:当上会办了,应该多到李鸿章那里“走动”一下,有所表示。严复不得已勉强“走动”了一下,果然立竿见影,第二年(1890年)李鸿章就提升严复为总办了。严复不禁在给四弟的家信中惊呼:“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清高自负的士人本性,决定了严复最终不可能把自己融入蝇营狗苟、鬼蜮如林的腐恶官场。自由文人的个性,反倒使他恃才自傲,口无遮拦,肆意评论朝廷。初莅北洋,他就因言辞“激烈”,不通人情,被官场视为“书生气”、“不成熟”。在李鸿章手下的北洋水师学堂供职仅三四个月,就碰上了日本窃取琉球案,严复无比愤慨,年轻气盛的他出语“激直”,常常对人说:“不出三十年,中国周边的属国都将丧失殆尽,我国将如老迈的母牛任人车裂分割了!”老成持重、“劲气内敛”的李鸿章听到这话直皱眉头,很不高兴,“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从此对这位“异议分子”敬而远之。

   而严复对李鸿章“移花不移木”那一套洋务模式也颇不以为然,恰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揶揄说:“严复学贯中西,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时间久了,终于看出了官场门道的严复变得心灰意冷。他总结做官的秘诀:

   “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看得透,却做不来;做得来,也学不精。官场风气日下,严复四顾茫然,只好感叹“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

   官场的僵化黑暗,世味的凉薄无情,终究在最无望的岁月里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更增添了他难以排遣的苦闷。就在谋职北洋那段痛苦的黯淡时光,他染上了鸦片烟瘾。

   此时,如果不爆发那场山崩地裂的巨灾国难,也许这位四次落第的老童生,还会第五次、第六次在科场匍匐前行;这位不甘心被边缘化的政治“局外人”,还会在勾心斗角的官场继续焦头烂额,以谋一官半职。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成为彻底改变严复命运的转折点。多少个压抑的长夜,他从无边的噩梦中猛然惊醒,常常半夜“起而大哭”。鲜血淋漓的梦中,他见到了悲壮冲向敌舰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横刀自绝的镇远号管事林泰曾,因“临阵退缩”而被斩首正法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那些熟悉的同学少年,大多曾和他一样怀着富国强兵的美好梦想,一起远渡重洋,负笈英伦,为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寻师访道,互相砥砺,发誓要振兴中国,无负平生。谁知今日一个个要么血殒海疆,要么投降受辱,还连带着洋务派三十多年苦心经营的自强事业也沉入深海,毁于一旦。

   严复回想起1872年自己还在“扬武”舰上实习时,曾经巡历日本。那时长崎和横滨等地可谓万人空巷,日本人拥到岸边争相一睹大清海军的雄姿,严复的心中豪情百倍。可是,仅仅二十二年过去,即如他所言:“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之海军。”这样巨大的反差刺激,实在椎心泣血。

   痛苦的人生,没有权利悲哀。严复的心胸被一种异样的激情壅塞,积蓄多年的思索与信念,像沸腾的热血打着漩涡呼啸而过,只觉“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他已明显感受到,这个国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大抵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一念及此,他的心情如写给陈宝琛的信中所言,“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甲午惨败的这一年,中国的热血之士都行动起来了,纷纷开出自己的救亡药方。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约、迁都、变法三项救国之策;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向清政权挑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严复也无法再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从来述而不作的他,终于决定要化笔为剑,用文章来呐喊冲锋了!

   新年春节刚过,严复就发表了第一篇重磅文章《论世变之亟》。这篇纲领性的文章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也是他为千年危机拉响的第一声尖厉警报。他清醒地看到,面对一场灭顶的家国巨难,皇城根下的士大夫们还在坐井观天,隔靴搔痒,懵然于时务,“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忍无可忍的严复一上阵来,就如大海潮音,作狂狮怒吼,当头棒喝道:这一次中国的危机不再是偶然之中的一时之虞,而是千古未有的深层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根本原因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只有严复,只能是严复,才能站在中西交汇的巅峰绝顶,登高远眺,极目苍茫。他认为造成中西社会差距的根本原因就两个字:“自由”。中国的“历古圣贤”都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双方的特点大相径庭: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在这样一幅中西文明对照表中,严复虽“未敢遽分其优绌”,但他用词的褒贬,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严复对旧传统的最终打击可谓血浸纸背,一剑封喉:“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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