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自由主义的原罪与救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8 次 更新时间:2014-04-30 09: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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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  

  
令人烦恼的自由主义

   虽然自由主义在其历史上经历了种种危机并且在今天也仍然面对诸多挑战,但其正当性在当下仍然具有一种几乎不言而喻的力量。这不仅仅是西方的情形--民主的困难、对自由主义的种种批判和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真正动摇西方人对自由民主的信念,在中国也是如此。毋庸置疑,在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前景暗昧不明,思想魅力近年来也似乎逐步消褪,但即便是最厌恶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并且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虽然很多中国人对这一在《独立宣言》中得到明确表达的自由主义原则并无任何清晰理解,但是他们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无不表明他们都在潜意识里服膺这个原则。纵然他们完全不理解自由平等的真正内涵及其所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很多时候只是无意识地把这个原则简化为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但这也恰恰表明,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体利益和自由的崇尚前所未有地成为支配了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甚至可以说,一种含混的但却是不可抑制的自由主义已经在中国社会扎根并开始要求政治对其做出回应。

   在中国,保守主义者和左派国家主义者乐意与这些利己主义者一样把自由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从而把中国的道德沦丧归咎于自由主义并试图借此扼杀其政治前景。很多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无论是重视社会正义的左翼还是坚持市场自由的右翼)则极力驳斥这一等同并视之为对自由主义的漫画式扭曲,不断重申:恰恰是自由主义在文化特别是政治上的缺失才造成当下的道德危机。另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受到保守主义的影响,不那么充满热忱,他们尝试引入传统资源特别是儒家来挽救自由主义的思想颓势,其目的更多地是通过强调自由主义对传统和儒家的需要来推动后者的复兴。自由主义遭遇的外部批判和内部分化显然加剧了国人对自由主义认识的混乱,但这一混乱也有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由主义的复杂内涵和面向,由此帮助国人深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如果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自由主义已经影响并有可能支配我们的生活,那么当务之急是在目前的思想混沌中理解和把握我们无法逃避的命运。

   然而,吊诡的是,令人莫衷一是的自由主义对我们而言却似乎过于熟悉了,而恰恰是这种“熟悉”妨碍了我们对它的理解。无论是反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还是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者--利己主义的、坚定热忱的或者回到传统的自由主义者,都似乎认为自己已经对自由主义了然于胸。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个体权利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为正当、甚至是唯一正当或必然的政治选择。但问题是,自由主义到今天充其量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如果自由主义如此自然和正当,具有普世性,为什么人类要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才发现它,并且首先仅仅在世界上的一个地区发现它,而且其自身的历程也往往步履维艰、命运多舛,传入中国达一个世纪却仍然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此外,何以那些事实上接受了自由主义的很多中国人却又并不那么热爱自由主义,既不愿意为其献身也不在其中寄托生命?如果自由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正当性如此不言自明,何以它会遭到如此多的批评乃至攻击?保守主义者和左派自认为看穿了自由主义的虚伪和狡猾,强调自由主义的特殊性,并且依据这种特殊性来质疑其普世性可能。然而悖谬的是,他们在把自由主义等同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不正义和不道德的利益追求时,事实上也就承认了其普遍性以及这一普遍性诉求的强大。此外,他们不愿或无力解释自由主义所能够释放出来的创造力,也回避自由主义已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扎根这一现实,更不敢面对自己实际上也从中受惠、并在骨子里可能也不知不觉地成了自由主义者这一事实。

   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坚信自由主义的正当与普世,却又不得不因其显得平庸和脆弱并屡遭拒斥而感到困扰;反自由主义者指责自由主义的空虚与败坏,却又因其事实上的创造力和受人青睐而感到恼怒。爱之太深则不能不因所爱之物的缺陷而困扰,恨之太切则不能不因为所恨之物的魅力而恼怒。看来,要理解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处境及未来的可能,需要我们与自由主义保持某种距离,站在自由主义之外来对其加以审视,这样或许会让我们更心平气和地面对自由主义的“伟大与不幸”。这时,我们首先要努力让我们对自由主义产生某种陌生感,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问题:何以如此普世、正当、自然的自由主义仅仅在三百年前的西方产生?

    

   自由主义的原罪

   当然,自由主义在西方的起源和现代社会的起源一样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答案。人们从中世纪末期的危机和现代因素的萌芽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来理解现代社会的兴起,把自由主义视为回应危机和构建现代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尝试。然而,由于我们身处现代,因此往往从近代历史所产生的现代结果中来对其加以审视,很容易把现代及其自由主义载体视为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然而这样会妨碍我们深入体会现代和自由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偶然性和革命性。如果考虑到自由主义首先是某些近代政治哲学家的创造,而他们试图以哲学上的创新来解决当时西方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我们就会从起源上触及到自由主义的创造性或者革命性。这时我们看到自由主义与基督教的密切关联:自由主义是对西方历史上由基督教所带来的神学政治问题的回应,而这个回应本身也借助了基督教所提供的资源。因此,对自由主义的西方起源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由主义的基督教渊源的思考。

   所谓神学政治问题(theologico-politicalproblem)也就是神学与政治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这是人类普遍面对的问题,但因为基督教的特质而在西方尤为突出。由于基督教的上帝绝对超越而又无处不在,而耶稣区分了上帝和世俗权威或者说区分了灵性和政治,结果在拉丁基督教世界,教会的宗教和精神权威与世俗政治权威之间产生了冲突,中世纪欧洲处于政教纷争的局面。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限制国家和政治权力的宪政思想的发展,但没有形成稳定持久的政治秩序。新教改革导致的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冲突,因为新教教派为了对抗天主教及支持天主教的世俗权威,捍卫自己的生存,进一步张扬了教会作为属灵权威的独立性和优先性。宗教改革引起的宗教冲突和战争导致了欧洲的权威危机,用霍布斯的话来说,欧洲人有两个主人,他们不知道该服从谁。

   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教确信拯救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意义和目标,因此要求社会和政治生活服务于这一目的、至少不与这一目的发生矛盾,因此基督教占据精神、道德和政治优势。中世纪后期但丁、马西利乌斯(MarsiliusofPadua)等试图借助古典政治哲学削弱基督教的这一优势,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古典政治追求的自然同样是把德性和至善作为人的存在意义。如果以自然之善作为人生和政治目标,那么基督教当然可以通过超自然的启示来挑战自然和古典政治哲学,因此古典政治哲学不但不能撼动反而会强化基督教的优势。霍布斯和洛克针对神学政治问题自由主义方案的创新首先体现于对古典政治的拒绝。他们把人假设为一个自然状态中的存在,追求生命的保存是其首要目标,为此人们诉诸自然法和社会契约建立政治共同体,从而通过政治权威来实现这一目标。政治的主要目的是为每个人实现自我保存提供保障。

   从自由主义与神学政治问题的关联来看,其激进性在于从个体的意志和权利入手来安排政治体的共同生活,拒绝了基督教的拯救和古典自然对政治的引导和规范。当然自由主义并不否定拯救和自然本身的正当性,而只是把它们从政治权威的范畴中排除出去,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区分使它们在社会领域中进入个人权利的范畴。然而,这种非目的论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创造,因为对个体而言,救赎或德性从此不再是对存在的某种本质性规定,而不过是生活的诸多选择中的某些选项,也就是说它们对人的生命来说甚至是可有可无的。

   不容否认,神学政治问题的自由主义解决方案带来了积极后果。它首先克服了导致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双重权威,确立了政治权威的稳固性;其次,前自由主义的共同体当中,国家或教会以善和拯救为名对个体造成的压制被逐步取消,个体获得了信仰自由;第三,自由主义实现了拥有不同信仰的个体和群体的和平共处。但其消极后果则是有可能在根本上质疑善和拯救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导致现代人在信仰和意义问题上陷入普遍的不确定性,而这一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很容易引发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

   很多自由主义者一直无法理解何以人们不能接受自由主义的善意。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谦卑节制的,放弃了任何对至善的声称并反对任何个体和团体以至善的名义进行压制的企图;它仅仅为个体和共同生活提供一种政治保障,致力于实现平等尊重和共同商讨,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的问题则交付于个体选择。他们认为自由主义+X(各种信仰)的方案是现代多元社会的最佳选择:即实现了个体的自由,也保障了各种善得到尊重并能和平共处。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充满愤怒: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并没有颠覆保守主义者所重视的传统和信仰;正相反,自由主义为它们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

   然而,如果自由主义者认真地思考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哲学,他们会注意到,把个体生存和权利置于X之先的自由主义事实上削弱了X。自由主义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主张的价值中立、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致力于保证各种善的共存,但这一原则拒绝承认这些善可以指导人们的最重要的共同生活--政治生活,也对这些善对于个体所具备的意义不置可否,因此它们失去了其政治和道德权威。当然,自由主义者可以说这些善的政治和道德权威本身并非不证自明,人们有理由对它们进行质疑。确实如此,但由此我们也看到了自由主义挑战一切传统和权威的激进品性--自由主义貌似谦卑地放弃对自然正当和超自然拯救的追求,事实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最勇敢的哲学之一。自由主义者把一切善置于所有个体的审查之下,结果也就确立了个体理性、情感和意志对于一切善的优势。自由主义本来就鼓励个体把生命致力于自我保存和这一保存的不断改善--即所谓“追求幸福”或“活得好”,因此个体越发可以张扬自己的主权和欲望。事实上,由于自由主义在信仰和价值上造成的不确定性,个体或者藐视种种善的价值,或者对于种种不能构成人的本质构成的善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他们会抛弃对不确定的善的追求,转而牢牢抓住他们能够确定的事物,诸如金钱、权力、快乐等等。所以,自由主义给与人选择的自由,这是其正当之处,但是它甚至在很多基本的问题上不能教导人如何选择,并且因此有可能使人们由于不知道如何选择而做出低劣的选择,这是它根本的弱点。

   自由主义的政治创新所伸张的个体主权隐含了个体的骄傲和僭越,而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这一骄傲和僭越是自由主义基因中的原罪。

    

   自由主义的上帝形象和救赎

   不过,我们并不能因为自由主义的原罪而抹杀其价值,正如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不能因为人的原罪而否定人所承载的“上帝的形象”。而且,我们如果继续以基督教的概念来比附理解自由主义,我们甚至也可以说自由主义也具备“上帝的形象”。这与前文刚刚指出的自由主义对基督教的“悖逆”与挑战是否构成矛盾?我们仍然要回到自由主义的基督教渊源来理解这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近代政治哲学家特别是洛克的自由主义方案之所以在一个基督教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中被接受,并非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由于启蒙的理性和科学战胜了宗教,而主要是因为洛克的方案在很多方面汲取了基督教的资源。很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得益于基督教的支持,虽然二者对自由平等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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