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与新冷战的结构

——从碎片化的世界看意识形态政治的必要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 次 更新时间:2014-04-27 20: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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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摘要:中国所面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其内部的问题,但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其解决不但是内政,也是外交。因此,尝试应对这类问题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一国一族的框架内。如何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充分利用阿拉伯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利用多种普世主义话语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在变动的碎片化格局中区别朋友与敌人,抑制瓦哈比主义,进一步缓解这种格局下的分裂倾向,则是未来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碎片化与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政治

   随着俄国正式出兵乌克兰,美国媒体便开始将此描述为“新冷战”的开始。虽然美苏两国的军事紧张局面很容易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但是,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对峙的核心仍旧是国家利益的绝对争端。与冷战时期相比,这种争端缺少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支持。它凸显的,恰是在后冷战时期新自由主义话语全球化后的一种各国政治普遍内卷化的特点。在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土壤上,我们看到的是民粹主义与排他的宗教极端主义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野蛮生长。

   乌克兰所发生的政治危机,在一些基本点上几乎重现了2010年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冷战结束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扩张,以及相应的自由市场化改革使得包括埃及、叙利亚、突尼斯、伊拉克等国在内的阿拉伯世俗政权出现了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同时,在这些国家内部,都发生了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产生的严重产能下降,大量社会经济改革产生的财富进入到一批寡头囊中,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经济严重依赖外来金融援助及国际市场动态。在这种情形下,迅速资本化的官僚体系一方面分裂成互相竞争的利益团体,另一方面,也丧失了对于国内人民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冷战之后蔓延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理论预设在于对发展逻辑的肯定,其合法性来自于共同富裕的保证。

   与冷战时期的政治相比,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去社会化的分裂政治。这种基于庸俗个人主义逻辑的政治意识形态无法为社会共同体政治提供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纯粹无政府式的功利主义市场原则。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包含了两种内在矛盾。首先,这一原则对一切具有普遍主义特色的政治想象持敌视态度。然而其本身的全球化过程,则体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普遍主义霸权政治原则。其次,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叙述试图以经济发展原则领导、甚至取代政治话语及政治行动。由此创造的政治意识形态真空,却恰恰成为了包括民粹主义、宗派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反霸权主义的姿态,重新浮现出来。出于对于这一系列散乱全球的极端主义运动的回应,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政治也逐渐开始收缩,并在奥巴马任期内,开始出现明显的内卷化色彩。反恐战争的退潮与恐怖主义的滋长,则是这种全球政治结构的重要表现。而在阿拉伯地区(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边缘)以及东欧(前苏联解体后其沙文主义霸权的边缘)各地所产生的政治动荡,则凸显出了分裂主义与排他的极端主义的色彩。这愈加显示出了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现场中的碎片化特点。这种碎片化,是意识形态分裂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对峙的结果,是新冷战时期全球的力量结构与政治问题基础。

    

   阿拉伯政治动荡与新冷战的全球危机

   与其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着新冷战的开始,不如将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政治动荡看做是新冷战时期政治的警钟。从19世纪开始,阿拉伯世界内部便出现了互相对抗的几种矛盾力量。首先,作为殖民知识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由一批受到良好欧洲教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提出并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对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分裂力量,以及反抗欧洲殖民主义的对抗力量。前者作为一种世俗意识形态,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排他的“阿拉伯民族”想象。这种想象承认伊斯兰作为重要的阿拉伯共同体想象资源,代表了阿拉伯的传统及其特性。但是,伊斯兰传统并不能完全概括阿拉伯内部的宗教及文化多样性。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过分强调伊斯兰属性忽略了广泛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包括库尔德人、贝都因人、阿拉维人、科普特人、尼格罗人、摩尔人、柏柏尔人等复杂的宗教与民族传统。因此,这种共同体的想象以地理边界和为核心,创造了一个具有统一历史背景及文化习惯的阿拉伯民族想象,并淡化内部宗教及人种差异。以这种共同的阿拉伯身份,诸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了独立的反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的世俗国家。然而,这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一个个独立国家的建立,很快便呈现出了沙文主义的霸权色彩。随着1961年叙利亚退出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开始,这种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阿拉伯世界普遍主义政治也开始走向破裂。

   相比之下,泛伊斯兰主义则是一种生命力更顽强的普遍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同样诞生于19世纪中叶。其基本政治想象来自于伊斯兰传统内部对于世界大同(Ummah)的追求。很大程度上,伊斯兰保留着基督教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它既为穆斯林提供了一整套宇宙观,也提供了完整的道德律。这种道德律与穆斯林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并以教法(Shari‘ia)的形式呈现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21世纪美国反恐战争背景下所描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政治的伊斯兰”(political Islam)与“非政治的伊斯兰”的对立。伊斯兰所提供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及世界大同理想本身,在今天看来,便是极其政治化的。在基督教改革之后产生的政教分离背景下的知识结构,并无法真正将伊斯兰的世界观囊括进其普世知识话语中去。至于“政治的伊斯兰”,则更体现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政治结构下,一次以国家利益及战略目标为核心的,对多样化的世界意识形态结构阐述的理论无力。

   实际上,泛伊斯兰主义这一普遍主义理想试图打破传统的在欧洲内部形成的民族国家结构。其想象的基础,在于对伊斯兰的普遍认同。同时,泛伊斯兰主义意图以一种简单化的原教旨主义式的阐述,排除伊斯兰内部的多样性差异,并进一步达成世界大同的伊斯兰“圣战”(jihad)目标。虽然在伊斯兰内部,“圣战”的目标更多强调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与磨练。特别是在伊斯兰苏菲主义传统的阐释下,“圣战”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一个求智的过程,通过思想斗争及自我反省,达到意识的升华并最终达到“伊斯兰”的境界。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霸权的背景下,“圣战”更多呈现出其针对“异教徒”压迫而进行的暴力反抗一面。而在这一背景下,原教旨化的瓦哈比主义,则显示出了更为有效的社会组织动员效率。其所推行的对于“圣战”的暴力运动诠释,则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支持。到了20世纪,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目标也开始包括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起的世俗国家。穆斯林兄弟会则是在这一对抗过程中形成的一支重要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团体。

   然而,这种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发生的,具有普遍主义政治动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冲突,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却被掩盖了。在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对于冷战式的叙述集中在讨论美苏两强争霸格局下的世界政治。在这种框架下,发生于阿拉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斗争,都被简单地囊括在泛泛的“代理人战争”框架下。阿拉伯世界内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结构,则更被“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冲突”这一主线所掩盖。而也正是在这种框架下,以瓦哈比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沙特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才能被美国一度视为其中东地区抵抗苏联沙文主义霸权的重要伙伴。而相反,中国在这一地区所进行的反对霸权主义话语的政治活动,其历史与意识形态作用则基本被忽略。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资源,则更未得到系统的总结与反思。

   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接续了19世纪的殖民历史,并联系着贯穿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政治,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后冷战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然而,这种分裂的状况,却一直被忽略。直至2001年,美国针对阿拉伯及泛伊斯兰主义影响深远的地区开展的所谓“反恐战争”(Waronterror),这种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局面才由于其战略价值,被重新讨论。这种讨论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一方面,这种冲突被重新描述为“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在这个观念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行为被重新包装成为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世界大同梦想,而在这过程中,伊斯兰被脸谱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阻碍力量。另一方面,在战争的进程中,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广泛差异性被作为一个战略机会重新认识。

   2003年,兰德公司受美国空军委托,对9/11之后的穆斯林世界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战略分析。分析报告指出,解决穆斯林恐怖主义的首要途径是“区别对待穆斯林内部各个派别,寻求与美国诉求基本一致的宗派,以求推进民主观念及稳定局面,并以此对抗极端主义及暴力组织。”报告提出,解决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方法,首要是应当加强地区经济建设,减少贫困人口。同时也需要联合伊斯兰内部的和平主义派别,帮助他们兴建讲经学校,培养宗教人才。虽然这一系列政策手段是对应极端主义切实可行的方法,但其切实效力却非常有限。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便在于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便在阿拉伯地区着力实行的军事霸权主义政策。

   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便成功在海湾地区驻军,当时其倚靠的重要地区力量是君主制的沙特。此后,在小布什政府的军事策略下,其在阿拉伯地区,特别是伊拉克所实行的“去复兴党化”战略使得一批在冷战时期树立起的阿拉伯世界世俗权威开始瓦解。这一行动,实际上为泛伊斯兰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存在直接触动了阿拉伯人19世纪以来的历史伤痕。无论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坚定地反对这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存在。这也就使得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战略丧失了基本的群众基础。而其对沙特王室的倚重,又触及了困扰阿拉伯世界已久的宗族主义冲突历史。因而,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反而更进一步促成了后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随后奥巴马时代美国全球政策的内卷化,则更打开了世界格局进一步分裂的潘多拉之盒。

    

   后冷战时期民族问题的内部与外部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更多体现的是两种普世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将这种冲突包装成为“文明的冲突”无疑是在掩盖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也淡化了伊斯兰宗教本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基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美国国家利益及全球霸权战略基础上。其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则侵蚀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内部必要的生产型经济增长动力。由此而促生的民粹主义、宗派主义、保护主义等,则是在一场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后所必然爆发的反抗政治形式。其特点,毫无疑问也是意识形态式的。

   随着2010年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发生,阿拉伯的碎片化更呈现出宗族主义、国家利益以及宗教信仰结合的多重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所浮现出的最为严重的危机,体现在海湾国家对于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等世俗国家政变后出现的多种政治宗教组织差异性的支持立场。这个现象,也体现了泛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内部的普世性危机。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乃至全球穆斯林政治运动团体中,影响最广泛的应当是起源于18世纪中晚期的瓦哈比主义,以及起源于20世纪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

瓦哈比派属于穆斯林逊尼派中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一支。其信仰具有绝对的排他属性。由于20世纪初与伊本?沙特家族联合,成为沙特阿拉伯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沙特的政治与经济支持下,瓦哈比主义在全球各地迅速发展。瓦哈比主义对于伊斯兰教义那种排他的原教旨诠释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得益于沙特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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