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西藏民主改革——现代政治秩序建构及法理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4 次 更新时间:2014-04-26 08: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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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  

[6]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21/c1024-22635998.html 访问。
[7] 诚如沈卫荣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话语”,它们是构成国际社会文化的基石,“话语”可以控制人类一切思维行动,拥有影响乃至左右世界的巨大力量。但话语不像“说话的权利”,是可以用武力、强权或者金钱争夺、收买得到的一种权利。如果说者没有能力用听者听得懂的语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将所要传递的讯息和理念传递给听者,这就表明说者没有能力完成建立一种“话语”的过程或者参与一种现存“话语”的建构。反之,如果能够建设性地介入、参与到这些“话语”的互动之中,并积极地去影响、甚至改变这种“话语”的发展方向,就拥有了使这些“话语”为自己利用、服务的一种能力。否则,就只能受这些“话语”的牵制、左右,甚至被它们巨大无比的力量打垮。说到底,世上并无所谓“话语权”,有的只是能否建立、介入和驾驭“话语”的能力(ability)和既存“话语”的强大的“话语霸权”(the hegemony of a discourse) ,见其书《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175页。
[8] 诚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这种将西藏想象为“香格里拉”,不过是后工业时代的西方人寄托精神空虚而生造出来的一种“他者”形象,“香格里拉”,实际上只是西方人的伊甸园。西方对于西藏的误读,有诸多原因,除了上述东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维的影响,还有信息源的缺乏、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等原因,大部分西方人对于西藏的印象来自于西方学者和传媒提供的关于西藏的材料和信息,而不会去深究,而西方人看到的关于西藏的电影很多也是西方人在中国藏区以外拍摄,这就决定了西方传媒所反映或表现的是“西方的西藏”;参见杜永彬:《西方对西藏的误读及其原因》,《当代世界》2009年第4期。
[9] 强世功:《一国之迷:中国vs帝国》,《读书》2008年第8期。
[10]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60页。
[11] 实际上,在诸多藏学著作中,都指出了僧侣、贵族集团为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的残酷斗争,最典型的就是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对于20世纪上半叶西藏僧侣、贵族集团内部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描述,参见该书第六章、第十四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见张荫棠:《致外部电请代奏办事艰难情形吁恳收回政权》、《致外部电请迅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等折,分载于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7、1304页。
[13] 参见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14] 罗布:《试析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措施及其成效》,《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5] 参见郭卿友编著:《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零零五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17] 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页。
[18]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页。
[19] 参见陈端洪:《人民必得出场:卢梭官民矛盾论的哲学图式与人民制宪权理论》,《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20]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页。
[21] [美]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22] [意]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008年版,17页。正是因为西藏地方政权实际上是在一个范围极小的僧、俗农奴主阶层流动,所以毕达克在该书中重点分析的仅是6个亚谿家族(即前达赖喇嘛家族)和5个第本家族(最高层贵族)。
[23]《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245页。
[24] [美]卡拉斯科著、陈永国译:《西藏的土地与政体》,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第83页。
[25] 可参见雅法关于林肯宪法哲学的两部大著中的出色研究,《分裂之家危机:对林肯—道格拉斯论辩中诸问题的阐释》([美] 雅法著、韩锐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自由的新生:林肯与内战的来临》[美]雅法著、谭安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而解放黑奴、平定南方奴隶主叛乱,同时真正确立一种“美利坚民族国家认同”,则是林肯对美国政治发展的最大贡献,参见[美]弗莱彻著、陈绪刚译:《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界定美国宪法》,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零零五年),第2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7]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道:“记得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挽救了整个西藏”,见见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四十周年》,《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第24页。而民主改革后的新政府中原西藏地方上层爱国人士占有相当比例,一方面是通过稳健审慎的方式来确保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说明改革西藏旧有政治、经济制度,是包括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在内的广大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
[28] 《西藏工委关于建立各级政权的指示》,参见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
[29] 王大海:《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纪念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三十周年》,《中国藏学》1995年第3期。
[30]参见[法]罗桑瓦龙著、吕一民译:《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的书名命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1] 事实上连这个也不绝对,如对于政治斗争中失败的贵族和僧侣,也会遭受残酷惩罚(可参见[美]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的相关描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这明显不符合反酷刑的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和规定。
[32]如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即是“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六条则强调“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其他如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德国基本法第三条等均强调了平等权。
[33] [法]西耶斯著、冯棠译:《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页。
[34]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页。
[35] 墨竹工卡县的百岁老人库拉说:“在旧社会里,为领主支了一辈子差,干了一辈子牛马活,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在新社会里,我们终于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参见《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中国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页,
[36] 可参见旦增伦珠:“从农奴到全国人大代表:西藏人谈西藏变迁之一”,《中国藏学》2005年第4期,曾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热地,也是农奴出身。
[37] 农奴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可以将自己的农奴折价买卖或交换,大约在1916年,扎西顿珠在绒夏当“雪巴”,带去一个佣人南姆加,在当时是个好裁缝,被定日宗的普扎康巴看上,普扎康巴有匹棕色的马,双方协商结果为普扎康巴的马折合十品藏银,扎西顿珠把南姆加以7品藏银折价,另付3品藏银给普扎康巴。参见《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六)》,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38] 如才旺卓玛口述到,有一次她去给谿本送草,“每送到一个脸上就被盖上一个印。去德钦颇章支乌拉,一天要送20到100次土,脸上盖不下,手臂是候补。晚上休息时每人的脸、手臂上都是黑色的农奴主的大印。想起旧社会受侮辱的事情,真会气疯,我们农奴的尊严完全被剥夺,人还不如牲口被重视呢!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永远抬不起头来”,参见《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页。
[3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国际人权文件与国际人权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4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国际人权文件与国际人权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41]《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42] 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割鼻、割舌、砍手砍脚、剜眼珠、戴石帽、站木笼等残酷的刑罚可谓种类繁多。可参见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一书中陈宗烈所摄的农奴所受酷刑的照片,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489页。
[43] 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至477页。
[44]《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45] 在旧西藏,教育被寺院教育垄断,而寺院教育除了学习一些藏文文字以外,绝大多数学习内容是有关宗教的知识。据1949年调查,哲蚌寺洛色林扎仓近4000名僧人中,就有80%是文盲。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整个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文盲率高达95%,详见李波:《民主改革后西藏教育的发展及其人权意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46] 仓决卓玛:《西藏妇女权利地位今夕谈》,《西藏研究》1999年第3期。
[47] 在旧西藏民众心目中,“农奴是农奴主掌心之物,他要玩弄、欺凌女农奴就等于用食指掐死虱子一样容易”,“农奴主看上哪个女农奴,这个女农奴都难逃魔掌,不管他们是尼姑还是俗家妇女,想糟蹋就糟蹋。命令她早上去,绝不能晚上到”,参见《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226页。
[48] 韩大元:《试论政教分离原则的宪法价值》,《法学》2005年第10期。
[49] 刘正峰:《美国规制宗教活动的判例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5期。
[50] [法]西耶斯著、冯棠译:《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页。
[51] [俄]克鲁泡特金著、杨人楩译:《法国大革命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52] 王秀哲:《政教关系的全球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5期。
[53] 多杰才旦主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l一2页。
[54] 王献军:《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9页。
[55] 曾传辉:《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56] 王献军《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57] [美]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58] [法]达维?耐尔著、李凡斌、张道安译:《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6年编印。
[59] 此处借用[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书名的涵义,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60]《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82]19号文件)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 http://www.sara.gov.cn/GB/zcfg/zc/75352506-2bd0-11da-8858-93180af1bb1a.html
[61] 这实际上也是旧西藏地方政权和农奴制的阶级本质所在。但在“西藏问题”外宣方面,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阶级斗争话语的排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其可接受、可理解的话语言说模式,进而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已经占据了实质的道义性基础上再获得程序上的话语权。
常安,男,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宪政史、民族问题。
来源:《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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