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向历史学习超大规模国家的治道

——答长江日报理论周刊《求知》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8 次 更新时间:2014-04-24 10:39:20

吴稼祥 (进入专栏)  

  

   社会活力跟稳定一样重要     

  

   求知:近两年特别强调“顶层设计”,其实政治才是这项工作的基础部分,也是它的最顶层。你对中国历代治乱之道有系统研究,你认为中国的“顶层设计”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吴稼祥:政治顶层设计的最核心问题,是最高权力的更迭。所谓最高权力更迭,是指国家元首如何从前任过度到后任。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元首的任期,是任期制的,还是终身制的;二是新元首如何产生,是选举的,还是前任元首指定的,或者是按规定规则继承的。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元首称为“皇”(三皇)、“帝”(五帝),或“皇帝”(后秦),或“王”(周代)。尧舜时期,实行元首禅让制,元首是非终身但也非任期的,方式是半指定半遴选的,这样的政治很不稳定,因而被大禹的世袭制所取代。世袭制也有两种,一种是兄终弟及,做元首的去世,弟弟继承其职位,另一种是父死子继,现任元首去世,他的儿子继承。商朝混合实行这两种体制,很乱。周朝开始,中国开始实行比较稳定的父死子继的嫡长子继承制,相当稳定,但适应性差,政治上是靠天吃饭,现任元首生个好儿子,天下有幸,生个傻瓜,百姓遭殃。能够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最高权力更迭体制,还是当代民主制。

  

   求知:你在《公天下》一书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问题,目标是既要稳定又要有社会活力。怎么理解呢?

   吴稼祥:中国有两条河,黄河长江,从发源地到入海口,直线距离不少于3000公里,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国家规模,方圆大多在5000华里左右。这是超大规模国家。国家规模越大,中央集权的压力就越大,中央越集权,社会活力就越小。结果社会衰败,民不聊生,天下战乱。老祖宗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周代的封建制,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联邦共和制国家:天下统一主权,在天朝,多中心治理,在诸侯。它运行了近800年,最后搞不下去,是因为没有发明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授权。

  

   求知:社会活力的标准是什么呢?   

   吴稼祥:这是个好问题。社会活力的标准,就是个人,以及个人组成的团体,有权利在不损害社会秩序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单纯稳定外表下可能是腐烂 求知:延安时期,黄炎培曾和毛泽东谈到过历史周期律。每个朝代几十上百年后就腐朽不堪,人们经常归咎于封建制度没落腐朽,但提得最多的是皇帝昏庸、宦官专权、横征暴敛之类。真正的制度根源在哪里?吴稼祥:真正的制度根源,在它植根的土壤里。每个新王朝,都是一朵鲜花,但都只能插在皇权传统的牛粪里。嫡长子继承,产生昏君是必然的;为了稳定,重农抑商,流民之乱是必然的;天下之权都集中在这堆牛粪里,被蛆虫(后宫、宦官、外戚、方士、奸臣酷吏)盗用是必然的;机构庞大,不断膨胀浮肿并最终癌变是必然的;对官员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即时更换,腐败是必然的。

  

   求知:儒家强调“仁”,老百姓感恩戴德的也是朝廷的仁政。但你认为历史上的仁政主要是政治竞争压力带来的。怎么理解呢?

   吴稼祥:战时或中央集权条件下的权力竞争是残酷的,因而常常是匪气与痞气的竞争,最残酷、最流氓的人最终获胜。这种条件下,谈仁政的,都是腐儒,会被抛弃,甚至被坑。只有在制度化分权条件下,比如西周春秋,西汉早期等封建制条件下,帝王和诸侯面临对天下人才和人心的竞争,各个元首才会选择仁慈。因此,我在《公天下》里才说,“分权出黄金(时代)”,或“分权出仁政”。可以说,仁政都是权力和平竞争逼出来的。

  

   求知:社会活力、政治活力跟“朝政”腐不腐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吴稼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社会和政治活力越大,朝政就越新鲜。 

  

   从历史治乱中寻求中国治道 

  

   求知:在中国的“顶层设计”问题上,大量学者是从“民主”等既定价值出发,通过道德论证开路,以理想主义者自我标榜。你走了一条历史经验论证的路径,原因何在?

   吴稼祥:其实,我这本书对“多中心治理”的所谓“顶层设计”,不只是历史经验论证一条路径,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是“数理论证”,提出了“权力-自由曲线”,论证了非多中心结构,不能缓解超大规模国家的“霸权铁律”;第二条是“易理论证”,论证了“多中心矩阵模式”优于“单中心模型”,在矩阵模型里,规模扩大不会导致中央集权;第三条是“事理论证”,也就是“历史经验论证”,结论是,只有制度化分权,才有良性政治竞争,或者说“良治”。所有这些论证,暗含着对民主(良治)的论证,你们能这样提出问题,表明你们思维的深度不同寻常。从“天赋人权”的虚构前提出发,论证自由民主,在西方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事后论证”,比如英国,有了君主立宪框架,才有洛克的契约论思想,也才有法国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这样的论证容易完美,但不太实用。中国没有这样的前提,是“事先论证”,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这是一种发生学论证,或功能主义论证。我能这样做,得益于我首先是个经济学家,看重变量关系。

  

   求知:你在《公天下》一书中说,中国古代最有活力的时期,是西周及春秋、汉初文景之世、唐贞观开元之际以及清康乾时期,而宋以来中国已进入螺旋式沉论阶段了。具体怎么理解?

   吴稼祥:加上民初十年,就是中国史家取得最低共识的五大“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有个好皇帝,或明君,第二,社会稳定,且充满活力,生活富足,思想活跃,文化繁荣。所有这些,只有在制度化分权,或多中心治理,且没有导致分裂动乱时,才有可能。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所以不仅少,而且短暂,就是因为稳定的制度化分权这个条件,在非民主制下很难获得。宋元明三朝,基本上没有制度化分权,中央集权愈益严重,所以在五大“稳定悖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现在有人讴歌宋朝小朝廷,说宋朝文化如何如何,这是小脚爱好者。女人的小脚无论怎样完美,也不是自然美。宋朝最大的时候,也不是中国传统“天下”版图上最大的国家,南宋更是偏安一隅,政治之腐败、懦弱与无能,令人发指。文化之所以还可以,得益于当时的列国纷争,文人有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自由”。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家思想家和践行者之一丘处机,对于南宋来说,就是个爱国“华侨”。

  

   求知:你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的中国治道叫做“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请你解释一下。

   吴稼祥:多中心治理好理解,中国自己的版本,最古老,最原汁原味的,就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周天王和各诸侯国;当代版本,最历史悠久的是瑞士,1291年开始实行联邦制,最“众所周知”的版本是美国,1787年实行联邦制;最贴近我们的,就是大陆-香港-澳门“一国两制”。多中心治理,并非列国并存,而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央管辖下,地方自治。孙中山与毛泽东早期都主张这种国家体制,二十年代初中国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是想在中国实行多中心治理。历史经验表明,就单个政权而言,多中心治理是生存能力最强的国家体制。两周生存了800年,两汉也只有400多年,唐不到300年,两宋320年,其他更短命。瑞士像中国春秋时期的莒国,夹缝里求生存,保持中立,居然免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主要原因,就是瑞士主权不在任何君主手里,无权出卖国家、百姓以求自我生存。不仅如此,瑞士也幸免于多次欧洲金融危机,从没有听说瑞士有欧债危机,只听说它的竞争力一直在世界排行榜前10位。这主要是因为多中心治理带来的巨大活力。当然,新教伦理,也有作用。不过,多中心治理有古典形式于现代形式之分。古典形式,是君主联邦,权力自上而下“分封”;现代形式是民主联邦,权力自下而上授权。双主体,是指公民个人和地方实体,地方实体在法律上是法人。中央联邦政府及其首脑的权力,不仅来源于全体公民授权,也来源于地方法人授权,就是双主体法权的意思。 

  

   全球化时代活力就是竞争力

  

   求知: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启了国家竞争的时代。中共中央文件反复强调,当前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你提出在国家竞争中,效率相同规模大者胜,规模相同效率高者胜。效率对国家的要求是什么呢?

   吴稼祥:这么高端的问题啊。这里的效率,对国家而言,就是活力的另一种提法。在个人层面上,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是活力和效率的源泉;在社会群体,包括地方、企业、社团,宪法框架里的自治和自主,是活力和效率的源泉。我还想强调,只有效率还是不够的,还有效益问题。中央集权国家,有时候干一件事情,效率很高,比如大跃进时期,很短时间,把全国的铁锅都砸了,但效益很差,好锅变成废铁;苏联时期,搞了个“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号称全球八大生态工程之一,结果是生态灾难。中国建高铁,快得很,美国呢,且搞呢。消极后果越小,效率越接近于效益。没有活力的效率容易阳痿,比如当年赶英超美。中国搞了市场经济,经济活力被释放,结果怎么样?英美不用赶,慢慢就到后面去了。

  

   求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度,要“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现在流行的理解,是让政府减少行政审批,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否可能,又是否足够?

   吴稼祥:这是必要的,值得给予高度评价,但只减少行政审批,释放的主要是经济活力,还不能是社会活力。要释放社会活力,宏观上,就是多中心治理,微观上,就是让个人和社群有更多的自主权利。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显然不仅仅是审批权下放的问题。

  

   求知: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有专制的传统而缺民主、法治的文化。在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探讨中,你把防止苏联式崩溃作为一个重要前提,这似乎表明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吗?

   吴稼祥:你看得真准。有些伪自由主义者,一提到国家统一,就呲之以鼻,如果这样,美国怎么从13个殖民地,到现在50个州?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最伟大著作,不是坊间哼哼唧唧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而是《论美国的民主》,他在那本书里提到,美国最牛B的地方,是把小国的自由,与大国的强大结合起来了。一个国家公民的护照的价值,就是由这两种要素构成的。圣马力诺是自由的,旧体制下的中国是庞大的,但它们的公民如果在外国被非正义逮捕,是很难得到救援的。因为前者没有力量,后者不讲人权。美国呢,整个舰队就开过来了。

  

   求知:不管怎么说,中国历史周期律背后的“高压稳态”窒息社会活力并导致权力腐败,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路径依赖。你的信心来自哪里?

   吴稼祥:信心来自四个方面。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创制能力很强的民族,从古到今,至少创制了8种国家治理体制,1,平天下,王道禅让(尧舜),2,平天下,单中心王道A版(夏商),3,兼天下,多中心王道B版(西周),4,霸天下,单中心立体中央集权(秦帝国),5,分天下,多中心王霸道A版(汉初、唐初、清初),6,龙天下,单中心王霸道B版(刘邦-刘彻创制,后汉各朝代常规政体),7,元首任期+一国两制,当代大陆,邓小平创制,8,总统制宪政民主,当代台湾,蒋经国创制。第二,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力量,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必然体现在其他领域,它要求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不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第三,中国共产党奉行共产主义的“公天下”理念,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识来自传统污染,并非把保持权力当做党的宗旨,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不要的“服务”,不会一再强加。第四,习李体制是我在当下能设想的最好体制,团队精神强,领袖素质好。领袖素质有三条最重要: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三者具备,无事不成,虽有九九八十一难,三素质具备的唐孙班子还是取来了西天真经。

  

   该文发表在《长江日报》2014年4月24日第19版求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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