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毛泽东关于军队介入“文革”的思想变化过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5 次 更新时间:2014-04-23 2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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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家民  

  
“罗瑞卿事件”后,毛泽东表达了对军队既放心又不放心的心理

   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乘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罗瑞卿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

   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特别说道:“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言外之意,他对整个人民解放军是放心的。

   4月17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是“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

   毛泽东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当然也包括军队,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于是,毛泽东决定,将本来说得不十分严重的罗瑞卿,也放进了主要批判对象中。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通知》稿中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毛泽东这种对军队既放心又不放心的状态下开展的。他放心大多数,而不放心上层的“一小撮”,既相信军队不会跟着“造反”,又不相信军队是“真空”和“一片净土”。

   1966年7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的气氛已十分紧张,军队高层领导也不知运动将向何处发展,自己的命运会如何。

    

   一开始,毛泽东并不希望军队和公安来干扰“运动”

   从1966年8月20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庆祝国庆。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观看烟火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毛泽东默许军队“惹火烧身”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军委和各级军队领导,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他们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深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但他们也始终认为: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但是,这些措施显然与毛泽东的“大乱”方针不符。领会了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大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则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 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

   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乱冲乱闯,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

   这时,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来到北京,要在1月5日召开把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后被周恩来三次说服制止,造反派答应会议延期。军队在京院校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等院校红卫兵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拟于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也被周恩来制止。

   1月11日,毛泽东出席了由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

   对于元帅们的担心和抱怨,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他认为乱还是正常现象。在“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就说过:“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是不满意的。他希望“文革”之火也能烧一烧那些有问题的干部。他后来说过:“对于那些有问题的老干部,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煳了。”军队高级干部当然也在此列。

   但毛泽东的本意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干部,被打倒的也不希望触及皮肉,而是要“触及灵魂”。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但后来毛泽东认为贺龙的问题性质变了,就不再保了。

   毛泽东同意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3月30日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江青、叶群等凭借自己攫取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在全国煽风点火,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风。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剑英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要抓各军区、军兵种的领导人。3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等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

   毛泽东认为,1967年是进行阶级斗争决定性的一年。人民解放军除了自身的运动外,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对大中学校学生进行军训。

    

   局势混乱超出想象,毛泽东不得不让军队“支左”

随着全面夺权的迅速蔓延,它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各路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纷纷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乃至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量流血事件: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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