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49 次 更新时间:2014-04-23 21: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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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琳玲  

  

   上午9时,未名湖畔北侧,一座朱门青砖的古典风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静矗立着,与清朝皇家风格的朗润园浑然一体。精巧的朱门旁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两块带“国”字的招牌,光绪年间内阁、军机处会议的旧址,一时令人联想起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经世济民”的人生情怀。

   在这庭院右翼的一个小间里,头发银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许久。眼下,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著作——《城乡中国》的下部。

   两小时的采访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中急速地流淌而过——他逻辑缜密,又充满细节,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生动故事,张弛有致地调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维。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80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成长轨迹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相信伟大领袖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狂想,如愿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

   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

   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读”,且不受准军事管理的束缚。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在寂静的大山里,他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源源不断寄到山上的书包,也引起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让他下山到团部一趟。在团部办公室,一个年轻人坐在乒乓桌上,开始考问他各种理论问题。后来他才得知,这是现役军人领导的农场,为展开“批林批孔”、读6本马列原著招理论教员的面试。考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80年代的北京闻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时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理论教官的朱嘉明。

   等他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时,已是1978年的北京。

   当年的北京,百废待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热气腾腾。1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无法满足于课堂上教授的那些经典。他和同学们传阅各种书籍和有关国外现代化的报道。一次在西单墙,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广泛的朱嘉明,把他带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读书和问题讨论小组。在一次聚会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来自现场调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饥荒的威胁,安徽当地的农民偷偷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吃饱了肚子。

   这让在农村生活过的青年们异常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可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还得不到上层和社会的认可,要偷偷地搞,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的北京城,关于“方向”和“产量”之争尚不见分晓,甚至被视作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农业文件,仍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

   因为投稿的机缘,周其仁结识了在《未定稿》杂志当编辑的王小强。两人合写了一篇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到处投稿无门。一位前辈权威得知此事,对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叮嘱说,“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中共内部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平反复出,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从人大经济系老师白若冰那里,他听说有一帮年轻人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说要“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热血青年们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杜润生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争着说,他在一旁听。这个老头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别会问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过跟你讨论,把你引向深入。”

   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兵分三路,王小强、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那份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高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说,这份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中央国家机构从有下乡经历又读过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500人来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1982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直接领导。

   1985年年初,发展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锡文、邓英淘、罗小鹏、杜鹰、白南生、高小蒙、谢阳、周其仁等继续专注于农村研究。次年,农村发展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简称发展所),由杜润生直接领导,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戴小京回忆,他们俩有一次到安徽凤阳调研一个多月,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记录,“农民家里晚上没有电,就点个油灯跟农民聊天、喝酒。”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年轻时候都是一样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说我要怎么杀,怎么去改造世界。后来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很多治国救世方案,其实是因为对实际情况还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还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农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1972到1973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1990年,在风雨飘摇中,农研室被解散,两百来号员工听候发配。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史的博士学位。

   在海外,牵动他的仍是中国问题。他对美国经济学界盛行的“黑板经济学”兴趣寥寥。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里,他读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读巴泽尔“关于主动资产”的分析,读阿尔钦的产权理论,心目要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

   发展组成员之一、清史学者王高凌(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高王凌)曾撰文回忆,1993年他随已退休的杜老去福建,老人在车上感慨:“要是这时候(宋)国青、(周)其仁、(高)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

   “这是他心里的几员爱将。”王高凌说。

  

   发展所的学术协调人

   在80年代的改革史上,发展组及后来的发展所可谓赫赫有名。

   从1982年到1986年,在杜润生的统帅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

   有一年,中央“一号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王小强、周其仁去国务院印刷厂负责最后的校订。他们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时,周其仁才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连党员都不是。

   在农研中心老同事赵树凯、蒋中一、何道峰的记忆中,周其仁是发展所中的“领军队员”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逻辑性很强,对问题高度敏感,理论比较超前。”相比王岐山、陈锡文擅长组织、领导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学术协调人”。

“其仁说话是很有煽动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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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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