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新自由主义、民主与作为公共空间的大学

——亨利·吉鲁采访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8 次 更新时间:2014-04-23 21: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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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吉鲁   维多利亚·哈珀  

  

   亨利·吉鲁、维多利亚·哈珀 著 吴万伟 译

  

   公共知识分子亨利·吉鲁(Henry A. Giroux)就其新书《新自由主义反对高等教育的战争》接受了《挖掘真相》(Truthout)杂志社的采访。他谈到了新自由主义如何迫使穷人家的孩子更难上大学,使背上沉重债务负担的学生进入缺乏想象力的思想和道德死角。

   《挖掘真相》编委和撰稿人、《挖掘真相》“公共知识分子工程”负责人亨利·吉鲁回答了记者有关猖獗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如何重塑和颠覆了高等教育的民主使命的问题,这些也是他在新书中表达的观点。

   维多利亚·哈珀:欢迎你,亨利。在你的新书《新自由主义反对高等教育的战争》中,新自由主义是影响你的教育观的核心思想。你能否给出新自由主义的笼统定义,指出它到底是如何威胁高等教育的呢?

   亨利·吉鲁:新自由主义有很多形式,但这些形式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新自由主义不仅是掠夺型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而且是恢复阶级权力、巩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快速集中的成果的更大工程的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它是构成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公共教学法政策和形式的政治、经济工程。作为意识形态,它把获利作为民主的核心,消费是公民唯一可用的操作形式,坚持认为市场不仅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可以作为塑造所有社会关系的框架模式。它充斥着自我帮助、个人责任等语言,故意对权力、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视而不见,并把这些归结于个人和群体的命运问题。为此,它支持嘲笑同情心、关心他人等观念的残酷剧场。作为管理模式,它产生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法则驱动下的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和主题,其思想基础是个人都是自由和贪婪的,承诺于统治集团和机构积累财富的权利,同时摆脱伦理问题和社会成本的羁绊和麻烦。

   在新自由主义下,欲望集中到商品和个人对市场的上瘾中。作为政策和政治工程,新自由主义执著于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割裂私人议题和公共问题之间的联系、廉价出售国家功能、拆除政府对金融机构和公司的管制、取消福利国家和工会、实现商品贸易和资本投资的自由化以及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和商品化。

   作为公共教学法形式,新自由主义把人生各个维度都置于市场理性之下。结果之一是它作为一种赌场资本主义为激烈竞争的文化辩护,发动对那些质疑资本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公共价值观和公共空间的攻击。它削弱和破坏民主团结与合作的基础,打击所有形式的社会义务和纽带。

   新自由主义尤其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新鲜之处是它放弃了社会契约和对社会商品的任何可靠的长期投资。它对人的脆弱和痛苦无动于衷,把一切都重新塑造成可买卖的商品或具体化为金融交易。它为99%的人创造出情感凄凉的场景,却为1%的当权者和贪婪者制造了放纵的幻想。新自由主义的未来设想是反乌托邦的,是社会和公民死亡机器驱动下的结果。考虑到新自由主义的范围和权力,本书试图揭示它在政治、经济和教学法领域起作用的方式。

   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威胁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等教育是仅存的少数公共空间之一,学生们可以在此学习思考、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反思自己与他人与更广大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同时沉浸在各种科学、历史、文化、艺术和其他传统能教给他们的最好观点、价值和技术之中。在新自由主义下,任何教育年轻人成为具有批判能力并积极参与政治的公共空间都被看作是对现有秩序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右派讨厌60年代遗产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提醒他们意识到学生质疑现有秩序并问责当权者的巨大威力,同时要求教育发挥民主公共空间的作用。而且,教育为多种族工人阶级个体提供了从前无法享受的获得体面教育的机会。这被视为白人占支配地位的公共空间的威胁。

   这些是教育在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资金的某些原因,学生陷入学费飙升的陷阱中,一方面减少了贫穷学生上大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迫使现有学生进入思想和道德的死角,剥夺了他们的想象力,迫使他们纯粹从生存技巧方面思考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发展,比如怎样尽快地还清贷款以便摆脱债务负担。如果你不考虑可抛弃性、公共价值、伦理学、青年和民主本身的危机,就根本无法理解当今威胁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种种攻击。

   当今对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特殊威胁在于大学公司化和军事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这种趋势消除了学术自由,临时性的兼职教师越来越多,使用暴力镇压学生的和平抗议,基本上把学生看作消费者,把老师看作提供可出售的商品如毕业证书和就业技能的人。

   这里,特别令人担忧的是针对教师的战争和基于企业管理模式强行管理大学的尝试,大学老师被贬低为没有权利和安全感的兼职帮手,变成了像沃尔玛超市员工一样的打工族,而本已臃肿不堪的大学管理机构还在扩张,挤占了本应属于老师和学生的资金,如今管理大学的做法似乎已经把它当作通用汽车公司或者迪斯尼乐园的子公司。

   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学作为批判的中心、作为充满活力的公民教育基地和关键的公共善的缓慢死亡。如今,大学许多老师已经去道德化了,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权力和权威。许多人现在对深渊冷眼旁观,要么不愿意谈论当今大学遭受的攻击,要么对专业化的语言迷惑不解,因为专业化已经切断了他们与从事更大的公民议题和社会议题之间的联系,而且使他们没有办法建立起与更大的民主政治之间的任何有意义联系。作为学术-军事-产业联合体的附属品,高等教育已经无助于向学生讲授如何在民主社会独立思考,如何通过民主价值的棱镜思考自己与更大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学生被当作待消化的和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数据一样对待,他们是潜在的求职者,教育已经被贬低为就业能力培训。

   学生们现在被教导去忽略人的痛苦,把注意力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身利益上,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教育成为在政治和道德真空中生活的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教育是一种激进的去政治化过程,窒息了学生活跃的想象力和对更加平等、公正和民主的社会的希望。

   你写到大学教师应该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发挥重要作用。能否就这个角色详细阐述一下?

   我试图在书中强调,因为高等教育越来越严重的公司化和军事化,不仅有很多大学教授遭受围攻,而且许多人已经屈服于权力的诱惑。当然也有少数人选择了非常不同的道路,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尝试一些涉及更广泛公民价值和更重要社会问题的教学和科研模式。

   就第一种情况,我写到自己命名的“关在门里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那些舒舒服服地享受当权者提供的优惠条件的教授们,他们已经被收买成为当权者的奴仆,接受大学依附于市场的转型过程,尽自己的能力为这种毒害性的高等教育观辩护。通常来说,他们是没有眼光的技术专家,对学生的期待很少,主要关心的是把教学和科研转变成为商业行为。关在门里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去帮助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或使用其知识和技能帮助学生或其他人更好地认识权力的运行方式以及传播有力量、有道德、和有责任的话语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教授既聪明又轻薄,不仅反对政治而且对人类的痛苦和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冷漠无情。他们的学术研究常常完全是私有化的,与重大社会议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们总是盛气凌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多么滑稽可笑。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大学公司化的进程,但由于过分专业化的术语、深奥复杂的结构,正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所说,他们拒绝“打扰和平。”而且还有机会主义的问题以及当局在打击学界思想勇气方面发挥的强大力量,敢于说话的勇气已经让位于舒服自在的配合上面。在这方面,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已经让位于“公关知识分子”,即那些在各大主流媒体上口若悬河频频亮相的学界大明星。

   就第二种情况,也有一些教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重大公共问题联系起来的典范,他们跨越多个学科,面向来自不同背景的读者,拒绝接受与会计视野一致的教育观念。这种知识分子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惊醒其他人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主动为人类的痛苦做见证,承担起探索教学法可能性的责任,教育学生成为自主的、会自我反思的、关心社会的、有责任感的人。在此方面,我在本书中的主张是知识分子不仅要教导学生如何批判,如何寻求真理,而且要认识到教育就是一种自由实践。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威权主义趋势日趋明显,国家和公司暴力泛滥的时代,大学教授有责任惹恼当权者,质疑普遍共识,挑战常识。成为积极投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既不是外来观念也不违反作为象牙塔学者的本分而是定义本身的要求。简单地说,我在书中主张大学教授有义务进入公共空间,不害怕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引起争论。充当道德见证人,提升政治意识,阐明权力因素和不为公众所知的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太多的知识分子往往只是讨论如何提高做事的效率,但是没有询问这些事是对是错,是否有利于人类和世界而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工具性的空洞形式。

   我在本书中发现特别有趣的是,你不仅集中在批判语言上而且谈及“受教育者的希望政治。”你指出魁北克和纽约市学生在抗议活动中发挥的鼓舞人心的作用,他们抗议大学公司化,同时把针对高等教育的斗争与更广泛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议题结合起来。

   学生们在主流媒体中受到指责,这在魁北克抗议者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来说特别真实。当然,他们还没有被妖魔化,但他们在大学校园内外一直是国家暴力尤其是警察不加分别地处理的对象。我试图做的是阐明他们在学界的斗争的本质以及这些斗争是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比如在魁北克,学生组织了两年,要改变人们拥有的有必要提高学费的观念,用纯粹市场机制定义大学。这在政治上的含义是把提高学费与攻击笼统的福利国家联系起来。这是激进想象力发挥作用的惊人表现,远远超过了单一议题政治的示威游行。他们不仅激发全球学生的斗志而且强化和扩展了美国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这些运动,加上智利、法国和希腊的其他学生运动,将造成赌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扩大有关真正的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辩论范围,即由99%的人而不是1%塑造的民主。我想强调的是这两个运动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被推动紧缩的传统政党和既得利益集团劫持的民主不仅是对民主本质的攻击而且教育是政治的核心内容,是改变民众面对压迫性政权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当今一代年轻人代表了我们拥有的最佳希望,他们拒绝过一种被收债机构控制的生活,重新要求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承认新自由主义下领导机构的大部分已经不再服务于大部分年轻人或广大民众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想清楚说明这些抗议运动已经让阶级权力议题和激进想象力的重要性重新返回到全球政治辩论的话题中。

   本书的结论是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A. Peters)对你的采访,其中你把政治和私人生活融合起来,提到了许多大学教授面临的状况,以及作为美国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你能更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吗?

我用一篇采访记作为本书的结论是要为本书中探讨的批判教育学、青年研究、社会正义、文化政治和高等教育等议题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对我来说,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我发现自己在大学的大部分生涯基本上处于敌对的环境中,不利于指导我工作的文化资本和批判性学术研究。特别真实的是我在波士顿大学的经历,在那里由于校长和右翼极端主义者(John Silber)的阻挠,我没有得到终身教授岗位。他的这个决定是在职称评审不同阶段都全票通过的整个程序后作出的。同样真实的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经历,我不得不忍受若干没有任何眼光、思想狭隘、思想空虚的院长的折磨。幸运的是,这些可怕的经历没有在我供职于迈阿密大学时再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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