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华:德国建设宪政统一国家过程中两种思想与体制的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3 次 更新时间:2014-04-23 21:14:15

进入专题: 宪政统一国家   洪堡   希特勒   基本法  

万昌华 (进入专栏)  

  

   (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泰安 271021)

  

   摘  要:德国人民建成自由民主宪政统一的国家实属不易。他们的追求历程极其漫长,实现的道路非常坎坷崎岖。分析德意志人民建成自由民主宪政统一国家历程漫长道路曲折的原因,在于:一、关键历史时期,他们民族中一些历史人物的错误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阻挠与破坏作用。是这些关键性的破坏作用,阻碍了民族的航船走向正确的航程;二、他们受了自己过去所谓的辉煌历史的误导;三、与英美等国家相比较,德意志民族整体的思想文化与认识水平欠佳。

  

   关键词:宪政统一国家  洪堡  希特勒  基本法

  

   德国建设文明统一国家过程中,在是否实行民主宪政体制问题上,其民族内部曾长期存在着两种思想与主张的博弈。一种思想是反对国家权力与职能的无限制膨胀,主张要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用形象的话来讲是这些人“要面包也要自由”。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思想家、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所言,应该建设的社会“不仅每一个单一的人享受着从他自身按照其固有特征发展自己的、最不受束缚的自由,而且在其中,身体的本质不会从人的手中接受其他的形态,每一个个人都根据他的需要和他的喜好,自己随心所欲地赋予它一种形态,这样做时仅仅受到他的力量和他的权利局限的限制”。[1](P.35) 另一种思想与之相对立。主张国家本位、个人最大限度地服从整体。也用形象的话来讲是,持此观点的人认为“要面包就不能有自由”,机械地认为世间没有两全的事情。代表性的表述是黑格尔(1770—1831)所声称的:国家是道德的最高体现,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普遍者(国家);王权是整体的代表,君主是国家的人格代表,没有君主,没有王权,就没有政府、没有法庭,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的决断是最后的决断,而且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它的最后依据是“我要这样”。 [2](P.300)在国家起源与建立目的上,前者持社会契约的观点,后者则反对之。

  

   现实国家体制是思想的物塑与外化。在建成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过程中,作为以上政治思想与主张博弈的反映,德国则有过几次极权独裁专制与自由民主共和,中央高度集权与地方充分自治,国家至上主义与人民权利优位的截然对决。

  

   尽管屡犯错误屡入歧途,但总的讲来德意志民族还不失为是一个明智的民族。亦即,整个民族并没有一直颟顸与被“谬种”绑架着走下去。并且,健康的思想与力量一直在民族的母体之中存活着。如德国学者迪特尔·拉甫所言,1848年革命时他们已经清醒认识到了自己国家有一个向英美成熟宪政国家学习的“德国问题”存在。亦即,当时“‘德国问题’经过了详细考虑……基本法已被第一次制定出来并被写进德意志各邦的宪法,尤其是被写进1919年的帝国宪法和1949年5月23日的波恩基本法。自由思想已深入人心并且使社会政治化”。 [3](P.92) 1990年10月3日,他们又最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西区)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

  

   近代以来,在历史发展道路曲折与极权独裁专制有所回潮等点上,我们民族与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我们民族中也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之说, 善良的人们也一直在信奉着“邪不压正”的哲学。但是,光这样泛泛讲着前途是光明的与期盼着正义主宰社会是不够的。民族的正确道路必须用历史的眼光与世界的眼光选择,正义更需要在正确选择的基础之上由高超的智慧来坚守。或许,已经建成了自由民主宪政统一国家的德意志民族,他们所经历过的一些思想反复与制度实践上的曲折,以及他们最后所取得的成功,对于正在期求建设自由民主宪政统一国家的我们,有所启迪与裨益。

  

   一  启蒙思想与专制主义在德国的对决

  

   单就思想与社会主张的层面而言,德国人认识到“德国问题”的存在,恐怕比前述德国学者迪特尔·拉甫所言还要早。至少要早半个世纪以上。

  

   有研究者称,德国在整个十八世纪里都是一个“被墨渍铺盖的世纪”,或曰 “读书成瘾”的世纪。[4] 在此大背景之下,普鲁士王国的启蒙运动异军突起。与开展这一运动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有规模大,参加人数多,并且参加者的社会层次高等特点。

  

   当时柏林的启蒙思想家有两个最重要团体。一个是1749年成立的“星期一俱乐部”,另一个是1783年秘密组成的“星期三协会”。其中,“星期三协会”在政治上曾发生较大影响。

  

   普鲁士在启蒙运动中曾出版多种刊物。除了著名的《柏林月刊》之外,还有席勒主编的《新塔利亚》,[1](P.30)尼克莱主编的《德意志图书馆汇编》,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主编的《德意志墨丘利》,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1782年至1794年在哥廷根主编的《国家的迹象》,在耶拿出版的《文学汇报》,在汉堡出版的《爱国者》 [4] , 以及《新德意志博物馆》等杂志。[1](P.32) 本文后面将要论及,德国最重要自由主义思想家威廉·冯·洪堡著作的部分内容,当时曾在《新塔利亚》和《柏林月刊》上发表。

  

   我国有学者曾指出,自由主义也就是宪政主义。[5](P.237)甚是。德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甚早,并且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成就上也不亚于英美等先进国家。就像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提及的,“为数众多的一系列英国思想家,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德国思想中最好的,而且不只是最好的东西。……当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时,他从两个德国人——歌德和威廉·冯·洪堡——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别人都多。”[6](P.15)

  

   哈耶克的以上所论正确。比如思想家康德,还有德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等,他们在普鲁士启蒙运动中所阐述的关于自由本位与人权优先的思想与主张,就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出生于东普鲁士格尼斯堡的康德(1724—1804),研究了人的本性的自由问题,提出了应该始终把人看做目的而不只是手段的思想。就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康德对人性和自由的考察带有鲜明的社会色彩,是新兴资产阶级关于人权要求的理论表现。”[7](P.225)

  

   康德主张政府分权,体现公共意志的国家权力要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应永远属于人民。他认为共和政体以分权为基础而由法律统治,专制政体是一种独裁制度。康德反对专制政体,主张共和政体。

  

   与康德相比较,威廉·冯·洪堡的自由主义思想更加 “激进”,以至于在公认的自由主义策源地英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莫利勋爵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公认之处”,即密尔《论自由》一文的主要论点“并非原创的而是源于德国”。 [6](P.15)这里所说的源于德国,当主要是源于洪堡。

  

   洪堡在二十四岁时(1792年)写成的《尝试界定国家作用之界限的若干想法》(或译为《试论国家作用范围之界定》。中文本译作《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指出,“人的真正目的——不是变换无定的喜好,而是永恒不变的理智为他规定的目的——是把他的力量最充分地和最均匀地培养为一个整体。为进行这种培养,自由是首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条件”。 [1](P.30)如本文一开始时所揭橥过的,洪堡提出的“最高原则”是社会使每个个体的人按照其固有特征发展,在最大限度自由的状态之下不受束缚的发展。[1](P.35)洪堡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如下的一段话深表赞同:“每一个人按其本性所最固有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和最甜美的东西。因此,如果人性在最大程度上在于人的理智,那么,按照理智而生活是最为幸福的。”[1](P.28)总之,洪堡通过对单一的人及其存在的最终目的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每一个人的最高和最终目的就是对其力量的个性特点进行最高的和最均匀的培养,而行动自由和环境的多姿多彩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要条件。

  

   洪堡肯定人所拥有个性的崇高价值,认为个性是使人们彼此相异所必须的要素,也是人类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强调个性,强调人类追求的多样化和公民生活方式的最大可能的多样化。如我国学者吴春华教授所指出的,洪堡的这些观点“不仅赢得了英国自由主义者的高度赞许,而且启发约翰·密尔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形成英国19世纪自由观的核心内容。”[7](P.231)

  

   洪堡写作《论国家的作用》的年代,也正是普鲁士王国举国在国家的推动之下大力发展经济的时期。我们现在讲就“GDP”、 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的普鲁士亦如此。1740年即位的腓特烈大帝,即王位后不久就给新成立的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部发出指令,要求发展王国的羊毛和麻布工厂,然后尽量多开办缺门的手工工场。据统计,他在位期间,国家共在勃兰登堡地区投入了224万塔勒尔,用于资助和建立工厂。为了扶持丝织业的发展,他对丝织品的输入实行高关税直到完全禁止进口的政策;对出口则给予补贴。其在位期间,国家支出的有关织机补贴就达到114万塔勒尔。他还通过移民和开垦荒地等措施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向奥德河断层区的沼泽地带迁去了5万余人,排干沼泽,进行耕种。[8](P P.19-20)腓特烈大帝1786年去世之后,普鲁士上述发展经济的既定政策,作为所谓的正确路线仍被继续执行着。

  

   促进经济发展,帮助人们发家致富,按照一般的看法,这是国家在做好事,是应该大加赞赏的事情。但年轻的洪堡对之却不以为然。其在《论国家的作用》一书中写道: “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作任何关照,除了保障他们对付自身和对付外敌所需要的安全外,不要再向前迈出一步;国家不得为了其他别的最终目的而限制他们的自由”; [1](P.54)“国家关心公民负面的福利即他们的安全——这种关心是必要的——它构成国家的最终目的”,这才是国家作用的真正范围;[1](P.59)“在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权利被另一个人所损害的地方,国家任何干涉公民私人事务的尝试都应该受到鄙弃”。 [1](P.37)

  

洪堡在书中写道:“国家对提高民族实际富裕的整个努力……国家对全国人民的整个关心,部分恰恰是通过穷人救济机构,部分通过间接地促进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所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操作、进出口禁令等等……所有为防止自然灾害和灾后建设的一切活动。总之……意在维护或促进民族物质繁荣的国家的任何机构设置……所有这些机构设置都会带来各种不利的后果,对于一种从最高尚的然而总是从人性的观点出发的真正的政治来说,它们并不合适。”[1](P.38)洪堡展开论述与分析道:“在任何一个这样的机构设置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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