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彩玲: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条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7 次 更新时间:2014-04-23 17: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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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玲  

    

   【内容提要】多元利益主体共存,平等参与,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公共理性是理想协商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实行的必要条件。为此,凝聚价值共识与社会共识,避免社会断裂的风险;改革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培养合格的协商主体;救助政治贫困,促进机会平等,从而为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基础,就成为当前最为紧迫的工作。

   【关 键 词】协商民主/机会平等/自由/秩序

    

   无论是作为一种民主理念,还是作为一种民主实践形式,协商民主都已经在我国的政治发展中获得了充分的关注与支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写进党代会报告后,对协商民主的理论探讨更加炙手可热,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推广也更是方兴未艾。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主形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其他民主形式一样,其完善与发展是需要一定条件支持的。那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我们是否有了足够的准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所必须了解的。只有充分了解了这些条件,我们才能科学分析我们存在的问题,从而扬长避短,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般条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所谓条件,是指影响事物发生、存在或发展的因素。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这一论断揭示了“条件”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持,这种条件,首先来自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是内涵于“民主”这个大概念之下的,那么,它的实现,需要满足“民主”这一概念所蕴涵的基本前提和基本要求,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般条件,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实现的基础和底线。

   民主需要一定的前提,这一点已经是理论界的共识。对于民主前提的探讨,卡尔·科恩的探讨比较具有典型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论民主》这一著作中,卡尔·科恩讨论了民主的前提和条件。在他看来,民主需要两大前提。首先,民主要以一定的社会存在为前提。共同关心的社会(政治和非政治的)存在,包括家庭、社团、国家、国际社会等等,都是民主的起点。在所有社会形式中,表现为国家社会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是最高级的社会,具有头等重要性,而在政治社会中取得公民权尤为重要,这是每一个公民在政治社会中的成员资格。有了成员资格,才是可以进行参与的社会;有了成员资格,才有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才有共同利益关系的存在,才有民主管理的需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关系,是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彼此不存在任何关联的人们是不需要民主的。只有包含着一定共同利益的社会的存在,才有需要共同讨论、协商、解决的问题,才会产生构建民主的动力。其次,民主以理性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民主作为一种“人为的体制”,是通过共同参与来为共同体做决定的社会管理方式,它必然要求其社会成员具备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能力,如思考问题、表达思想、形成决议的能力,制订计划的能力,掌握、判断行动规则的能力等等。这些基本能力是人的基本理性。尽管每个人不可能也不需要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和一切问题上都保持理性,但总体而言,民主它时刻都是靠人的操作来运行,离开人的理性是不可想象的。科恩认为,社会与理性这两个前提与人类相伴而在,因此,民主的前提已经普遍存在,但他并不认为,民主的前提无论何时何地都已成功实现。

   民主还需要条件,民主的条件是民主程度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既然民主的前提已经普遍存在,那么,民主在诸多社会中为什么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这就需要我们从对民主条件的认识和把握中来寻找答案。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政治民主化从来就不是任何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言:“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的。”[1]亨廷顿也认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中或是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的结合的结果”[2]。科恩则明确指出,民主需要地理条件、法制条件、心理条件、知识条件、防卫条件等五种类型的必备条件。当然,就具体情况而言,这五种条件也并非缺一不可;就某一具体社会而言,哪些条件更为重要,哪些条件必不可少,是由这个社会的特殊性质与特殊问题决定的。也有学者认为,民主的生成需具备六个基本条件:强大的中产阶级;成熟的政党;健全的市场经济;完善的法制;高素质的国民;人文主义取向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等。无论是五种条件,还是六种条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民主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等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民主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持。民主的条件越成熟,民主的程度就可能越高,反之,民主的条件越不成熟,则民主的质量与程度就越低。对民主前提和条件的讨论为我们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般条件提供了思想资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然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民主的前提与条件,它同样也应该具备。或者说,民主的条件,正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般条件。

   那么,我们具备了民主的前提和条件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面临着巨大的争议和挑战,这是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的。且不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民主价值的各种模糊认识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就社会本身而言,我们确实面临着准备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民主化道路的巨大障碍,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是满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一般条件的重要前提。在所有障碍中,我们当前最应该关注的是贫富分化扩大带来的社会断裂的风险。根据孙立平教授的研究,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断裂社会”表现为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人们几乎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之中,而且这两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封闭;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因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城市不断繁荣的同时,农村情形则不断恶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断裂。除此之外,社会的断裂还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的社会往往容易被人误以为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但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多元社会尽管也存在着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等特征,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断裂社会则不然,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3]。造成社会断裂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贫富分化的加速甚至失控,这是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因为民主的一个前提就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的社会。因此,优化社会结构,走出社会断裂,是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很难想象,在贫富分化这条断裂带上,我们能建设出高水平的民主政治。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不正在撕裂着我们社会的团结,也昭告着这部分人合法政治参与的坎坷吗?因此,加强社会整合,走出社会断裂,是我们当前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贫富分化不仅带来社会断裂的风险,阻碍着民主政治建设,它更制造大量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影响了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正如科恩所言:“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而自治是民主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理念。既然民主需要倚靠公民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需要健全的公民参与到社会管理中,那么,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社会成员有这样的闲暇和能力。但是,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由于在社会结构的底层,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是很难有余暇去顾及公共事务的。至于严重贫困者或者绝对贫困者,由于无法获知参与公共事务的信息,也缺乏相应的教育水准,就更不可能成为公共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参与者。科恩还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只有丰衣足食的人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热心公益的公民。”因此,科恩得出结论,一个社会“只有少数享有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还认为:“贫穷的国家负担不起公正与自由的民主,许许多多的好处,只有富国能实现。”[4]这就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明了民主所需要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条件不仅仅是针对整个国家的,也是针对每个公民个体的。既然民主的前途有赖于经济发展的前途,那么,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并让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就成为当前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又一前提条件。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殊条件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需要的条件,首先来自于民主政治的逻辑,其次才来自于协商民主自身。如果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般条件是它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方式所需要的条件,那么,其特殊条件则是它作为与选举民主并行不悖的民主形式之一所需要的条件,这是由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比较而形成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在西方的政治语境中,协商民主是西方学者为了化解票决民主的困境、弥补票决民主的缺陷而提出来的,作为对代议制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等主要民主形式的补充和完善而兴起的,是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妥协、交易、沟通、审议等方式,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中,从而实现自己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由于协商民主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则具有广泛的空间,也由于主张协商民主的思想家们强调倾听、理解、尊重、互让,认为民主过程就是决策者不断听取民众意见并使之转化为政治决策的过程,这与中国的政治实践产生某种程度的关联,因此,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后很快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虽然协商民主理论是从西方传入的,但是,早在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议的演讲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民主合作”概念,并把“民主合作”直接解释为“商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雏形。在实践上,当年的抗日根据地所推行的“三三制”已经开始了协商民主的尝试,新中国更是协商建国的产物,目前协商民主在中国已经具备丰富的实践形式,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基层民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虽然从产生背景、实践形式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但是,它依然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并与西方协商民主有着共同的精神旨趣,如它们都强调合作、协商、对话与共识,注重理性的观点和说服,反对操纵、强迫和欺骗,具有公开性、平等性、规范性、合法性等特征。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和任何一种民主模式一样,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持的,正如协商民主的重要思想家詹姆斯·博曼和威廉·雷吉共同认为的那样:“只有当某种最低条件满足以后,民主化才能够真正开始。”[5]4一般情况下,协商过程依存于自由、平等、理性、公开、坦诚等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是协商民主自身的内在要求,还能为协商过程有序化和正常化的运行奠定基础,是影响协商过程能否得以有序开展的重要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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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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