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少了些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5 次 更新时间:2014-04-20 10: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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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2012年2月,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书评,题为Sino-Americana,【1】这个题目一语双关,要确切翻译成中文,有点困难。于是我想到最近有一个词很热,就是“中美国”(Chimerica),也许可以套用一下,把Sino-Americana翻译成“美中国”。因为这篇书评讨论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第二本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论中国》(On China),还有一本是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三本书都是美国人写中国(人)事,而且这几个美国人写书时身份是学者,实际上却横跨政学两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就不用说了,傅高义曾经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工作过,陶涵是资深的美国外交官,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人)事往往是被自觉地摆放在“西方视野下”(“Under Western Eyes”),而且总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追问“中国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China - what's in it for us?”)虽然安德森没有用诸如“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主义”等更严厉的字眼来批评这些著作,但很显然他对为迎合“中国热”(Sinomania)——这是安德森另一篇书评的题目,讨论的也是三本有关中国的著作【2】——纷纷出炉的书籍颇为不满,于是称其为“美中国”式的著述(“they are Sino-Americana”),也即呈现出来的只是“美国眼中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很有一些距离。

   就拿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来说吧,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还是简单地套用“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框架,譬如在书的最后一章讨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之于转型期中国有何意义时,依然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来证明传统中国的闭关锁国:“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中国提议通商时,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3】完全无视近年来的研究纷纷指出,用现代化叙事来解释“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存在着严重的历史误读。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重新把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放到18世纪的中英历史背景加以考察,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并非西方和东方、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持有不同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帝国之间的较量,英国试图将“主权平等”的观念用于中英关系,而中国则以“差序格局”的理念来应对与英交涉。由于彼此不让步,导致了清朝最终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诸多要求。【4】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马戛尔尼使团事件”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自由贸易”原则,这条如今已经被世界普遍接受的原则,“在18世纪是否像今天这样,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方式。很显然,如果所谓‘自由贸易原则’在18世纪的国际关系中仅是一种西方争夺贸易垄断地位的话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乾隆坚拒英国的贸易要求看做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呢?”【5】

   然而傅高义对这类复杂的现代性叙述似乎毫无兴趣,他只满足于线性地展示从“传统”到“现代”的直接变迁。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作为历史学家的安德森对《邓小平时代》颇有微词,其中之一就是:“在近900页的书中,只有30页叙述了邓小平前65年的生活”,这样一来,人物就完全失去了历史背景,似乎邓小平一出场仅仅是“文革”的受害者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者,没有显示出他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和建设者,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6】

   安德森对傅高义著作的批评提醒我们,如果要讲述好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故事,就必须把握住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对于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来说,他完整地经历了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20世纪中国革命,并最终投身到这个伟大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尽管在傅高义的笔下,“辛亥革命”无论对中国,还是对邓小平,好像都意义不大:“到邓小平1904年出生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国已是积重难返,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1911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占领了湖广总督和第八镇统领的官署,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帝国体制随之土崩瓦解。1911年的事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倒不如将它称为‘崩溃’更为恰当。它不是组织有序的革命力量带来的结果,而是对帝国体制失效作出的反应。”【7】

   可是在别的历史学家眼中,“辛亥革命”的意义却不容小觑,譬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导致第四次变化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是一场导致持续二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8】

   倘若只是强调“导致王朝体制的崩溃”,那么沟口和傅高义并无区别。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发现了这场“革命”会被理解为“崩溃”的原因是以所谓“现代”的标准来衡量,显得颇有点不合时宜:“在国际社会纷纷谋求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大环境中,其革命的形态,只能被视为亡国的混沌之兆。二千年来王朝体制终结,此乃中国历史的空前大事件,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视其若朽木之终,自然之势而已”;可他没有简单认同这套“现代”标准,反而力图突破它,寻求对“辛亥革命”的另一种理解,不以来自西方的“现代”为准绳的理解,他发现“代之这一‘衰落’王朝而起的,恰是以各省独立的形态实现辛亥革命的各省的‘各省之力’”,那么实现“革命”目标的“各省之力”是从何而来的呢?沟口雄三的推论更为大胆,“革命”的动力并非来自外部的“现代”,而是源于“传统”的深处:“16、17世纪明末清初的‘乡里空间’乃是‘地方公论’展开的空间,其规模由明末的县一级扩充至清末的省的范围。‘各省之力’成熟的轨迹,显见于这一地方力量扩大、充实的过程。然而,这一传统的轨迹却被‘现代化’史观或‘革命’史观所遮蔽,因而被隐而不见。”【9】

   尽管沟口雄三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在具体环节上或许还不无可议之处,因为若以“乡里空间”和“各省之力”来定位“辛亥革命”,那么往上追溯,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针对皇权的革命是由士绅分权所造就的“乡里空间”所引发的?往下展望,必须回答的是,为什么“看起来更顺应‘乡里空间’士绅网络存在的国民党实践反而不如看起来非历史的共产党的实践在现实中更有效”?【10】可是他借这个大胆的推论却从根本上挪动了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坐标。以往都把“太平天国运动”视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先声,因为它和后起的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都是从“西方”传入的。在这样一个脉络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解自然是强调“外部”视角,即使那些声称中国生产力低下,因此中国革命不够现代,甚至深受“传统”拖累,某种程度上是“封建回潮”的论调,其隐含的标准依然来自“外部”。

   但沟口雄三引人“传统”与“革命”的关联,扭转了这个从“外部”理解“中国革命”的视角,重新创造了新的理解坐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纵断面”和“横断面”的“交错”:“对于清朝三百年王朝制度之延续、变化乃至崩溃的历史过程,我用‘纵断面’一词加以概括,而对于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欧文明三者交织在一起,由西方向东方席卷全球的状况则用‘横断面’一词来概括。我想把这种‘纵断面’与‘横断面’的交错、冲突、混杂与变化的样态作为我们所谓的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加以观察”,且两者的交错并没有中断了历史内在发展的过程,而是重新创造了新的“历史连续体”:“两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的终结这一‘纵断面’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经历了与历史的横断面——鸦片战争以来西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洋文明的传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垄断化——的冲突和对它的吸收从而建立起新国家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克服了‘三千年以来危局’的过程”。【11】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首先,“辛亥革命”不仅不是所谓的“崩溃”,就其所开创的道路而言,应该是“中国革命”异常坚固的起点;其次,“中国革命”不仅不是所谓的“过去式”,就其面临的历史任务而言,依然是任重道远的“现代进行时”。

   沟口雄三对“中国革命”长时段的理解,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近年来流行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论述的影响,但他没有局限于这种论述,而是希望进一步发展了新的思路:将“中国革命”理解为与“西方现代性”相区别的“另一种现代”。这就需要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来重新定义“现代”。

   一般认为,“西方现代性”发端于欧洲,其主要特征是围绕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和市民社会等历史要素展开的,在意识层面的核心则是如何何造就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也即“内面的人”,由此牵涉到看似不同,实则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一是怎样将“个人”或“自我”从各种各样的以血缘或地缘为特征的“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内在独特性的个人,就像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所宣称得那样:“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从“传统共同体”上解放出来的“个人”,并非孤零零地存在,相反,“现代性”创制的“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民族国家”会用另一种“抽象性”的方式将他们吸纳,前者将“个人”转化为“市场”需要的“劳动力”,后者则把“个人”吸收为认同“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由于上述两个方面是内在于一个“现代性”展开的过程,所以另一位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特别指出:“把自我、内面的诚实对立于国家、政治的权力这种思考,则忽视了‘内面’亦是政治亦为专制权力的一面。追随国家者与追随‘内面’者只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而已。”【12】

   然而,中国并不具备“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条件,也不断有人试图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和市民社会这些要素去加以比附,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近世宗教伦理”,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一直追溯到明清之际,在意识层面同样也是高度关注“个性”解放和“自我”发现,试图构造出从明代开始的以“私欲横流”为特征的启蒙思潮。

   沟口雄三重新定义“现代”也从明清之际开始。他认为16至17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蕴含着一种新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改变”,这些改变表现在各个层面:在哲学思想上,从二元论向一元论,从去人欲的天理向存人欲的天理的转变;在政治思想上,从德治君主观向机能性君主观的转变,以及地方分权思想的出现;在经济思想上,从王土观念向民土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生存欲、所有欲观念的出现;在学术文化上,学问领域的分化和独立趋势,诸子学的重新阐释。

在社会思想上,除了宗族、宗教结社为基础的民间互助机制的补充,礼教的渗透所带来的民间地域性血缘性秩序的确立,还有就是对“私”和“欲”的肯定:“这里所说的‘欲’和‘私’,不仅是抽象地指个体之生理的、本能的所谓一般情欲,或相对于官和国家的私心、私情等一己内的领域,以及作为‘利他’的反面的‘利己’等道德的领域。例如,就‘欲’而言……包括衣食等生存欲和与之相关的货财、田土等的物质欲、所有欲;对‘私’而言……指得是欲望的私的方面。总之,是主张私的所有。这就把传统上处于负面的概念‘人欲’、‘私’的坐标位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其处于正面,这时期出现的这一变化,从儒家道统的多重的历史来看,这种惊人的坐标转位,可以说是根本的改变”,【13】但他却不用来自西方的“个性解放”或“启蒙思潮”来比附这种“根本的改变”,而是强调如何从中国历史和思想传统的自身脉络中来理解新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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