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新青年》编辑部的新与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14-04-19 23: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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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进入专栏)  

    

   标志着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五四运动,至今已经有九十五周年。九十五周年前的中国文化界,并不存在一个楚河汉界是非分明、新旧两分的文化鸿沟,即使《新青年》同人团队内部,也依然处于新旧交织、亦新亦旧的思想混沌之中。总体上说,无论是“新青年”、“新教育”、“新思潮”、“新文化”,说到底都是在以新的招牌来包装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旧的底蕴。

   1917年4月7日,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在日记中全文抄录了前辈文学家林纾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宜废》。该文刊登于1917年2月8日的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其中所要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胡适此前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的《文学改良刍议》。抄录如下:“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济于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当年的胡适显然没有虚心学习和认真领会林纾的这段话语,4月9日,他在致陈独秀信中写道:“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

   所谓“腊丁”,指的是罗马帝国时期用于记录传播天主教《圣经》及其他官方文案和学术文本的拉丁语。随着欧洲各国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运动日益普及,拉丁语的主导地位被通俗易懂的各国方言文字所替代。“马、班、韩、柳”指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不能道其所以然”,确实是像林纾这样的“古文家”的一大盲区;但是,“古文”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工具,并不是任何个人能够强制废止的。“嗜古”更是一种天然正当的个人爱好和个人权利,容不得任何个人及团体强行干涉。就像是用电脑打字的人,不可以剥夺别人用毛笔写字的正当权利;玩飞机模型的人不可以剥夺别人玩风筝的正当权利一样。更何况正在讨论“文学改良”及“文学革命”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与“古文家”林纾一样在使用文言文。在这种情况,胡适把自认“嗜古”的前辈文人林纾与不可能有任何人性嗜好的非人类的“留声机器”加以类比,无论如何都是不文明、不人道、不科学、不礼貌的人身攻击。

   与林纾的上述预判相印证,钱玄同在1920年9月25日写给周作人的书信中反思检讨说:“我近来很觉得两年前在《新青年》杂志上做的那些文章,太没有意思。……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所主张,也是20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拿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

   1922年4月8日,面对陈独秀关于“非宗教同盟运动”的极端表态,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再一次反思检讨说:“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

   回顾历史,《新青年》同人中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相关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不新而唯词之新”的似是而非、价值混乱、自相矛盾的以儒反儒、以旧反旧。陈独秀、钱玄同等人采用“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单边片面、唯我独尊、极端绝对的专断态度提倡白话文,恰恰是中国传统孔学儒教“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单边片面、唯我独尊、党同伐异的文化专断基因的极端表现。当年的陈独秀其实并不十分理解被他拟人化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民主与科学的真实内涵和明确外延,他真正明白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民主价值和科学方法,是在穷途末路中困居四川江津的晚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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