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根株浮沧海”:胡适的哀伤

——《私人记录》之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8 次 更新时间:2005-07-04 23: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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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倡导自由主义。1910年留学美国,先入康乃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二三十年代曾先后创办《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周刊等有影响的刊物。抗日战争时期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4月远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等领域都有成就,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

  1949年1月1日的胡适日记很简短: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

  此前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2]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2月12日,他在上海和雷震见面时又出示了这首诗,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胡适和傅斯年“两人都下泪了”,他们的泪到底为何而下?这首诗为什么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讲的那么简单。“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首先不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而是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他们知道以和平方式播洒文明的种子、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即将付之流水。

  胡适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更有兴趣的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这里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一

  

  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 [3] 话虽如此,国民党方面乃至美国方面希望他做大使、做外长的呼声却一直不断。不过他连顾问性质的“总统府资政”都拒绝了,他留恋的倒是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位置。

  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一起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当天他得知蒋已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早晨,他一回到南京就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23日,李宗仁来看望他和梅贻琦,谈了一个小时。1月24日早晨,他写了一封信给吴,恳切地表示: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心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4]

  他也确实尽着作为北大校长的一些责任,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报纸,见到一则梅贻琦的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个电话,恰巧胡适也在那里,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痛哭流涕。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

  焦增煜是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旧制学生,应于实习两年期满之后给予毕业证书。但当其第六年下学期实习时期,焦君因时局关系,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下旬离开北平。其所携北京大学教务处注册组所给历年成绩表及实习证件,均属真实,特为证明如右。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 卅八年三月九日[5]

  凭着这一纸证明,这位学生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这不是孤立的,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学生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以适之函来(廿一晚,即适之非台前夕所书),余告以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嘱其于暑中参加入学考试。”[6])

  2月13日,陈雪屏来电,吴铁城希望胡适来做驻美大使。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比较清醒。2月14日,他就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7]

  当然,也有人认为胡适不应该从政,香港学者陈君葆在2月28日的日记中说,他与曾昭伦夫妇以及刚到香港不久的王云槐一起午餐,“我初与他谈话,便说胡适是不应搞政治的,朱光潜到了不应该和不必说话的时候,倒说起话来,那真是犯不着。”[8]

  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阁,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当天包天笑的日记中说:“胡适在美国,恐尚未知其事,亦未得其事先同意,将又蹈傅秉常之覆辙。但傅尚回国一次,胡则在此时期,未必回国也。”[9]连局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倒霉”之中的国民党政客们岂能不知,这只是应付美国人而已。6月13日,胡适日记只有一句话:“马歇尔向国民党新政府提出两条建议”,同时粘贴了一则英文剪报,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就是马歇尔的两条建议之一。[10]6月21日,他经过七八天的“仔细考虑”、“日夜自省”,致电叶公超等转阎锡山,诚恳地要求辞职。电文中说:“适在此努力为国家辩冤白谤,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他请阎锡山、李宗仁、朱家骅等谅解他,他说:“今日恳辞?俏?揭病!盵11] 但即使穷途中的权势者也不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诚恳所感动,权力的逻辑是没有情、诚可言的。6月28日,他接到阎锡山仍不放他辞职的电报。当夜他还见到了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文:“廷黻兄与职商量,劝其(适之)就副院长职,留美一个月,与美政府洽商后,回国任行政院长。但不知国内情形许可此种布置否?适之昨谓李代总统实在未来电邀就外长。堪注意。”蒋复电:“甚望适之先生先回国,再商一切也。”[12]

  6月30日,胡适连发三个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都是坚辞外长事。一给蒋介石,认真地表示宋子文电报中所说,“从未赞成,亦决不赞成。”[13] 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14]朱家骅的档案中有这一电文的抄件。

  8月16日,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胡适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

  “两个月来,精神上十分苦闷!‘外交部长’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打了许多电报辞谢,但政府至今还是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我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两个月了。我在8月6日发一电,说,……‘政府至今仍不许我向外发表不干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此电去后,十日不得覆电。)

  你们劝我在外教书,把家眷接来。此事我也仔细想过,但我不愿意久居外国。读了White Book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

  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许是两者都来。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15]

  12月23日,“实在是提不起劲儿来,有些日子真难受”时,他又给赵夫妇写信,再次提及:

  “六月中,阎内阁发表了我的外交部长,后来他们用种种法子,力劝我不要向外发表我不就外长的话,因此,我从六月到十月初,什么报馆记者都不见!10月初公超的外长发表了,但局势大坏,我也不忍就谈我私人的吃饭问题,所以一搁至今。”[16]

  此外,蒋介石希望他出面组织在野党,宋子文希望他出面领导救国运动,他都谢绝了。2月12日胡适日记中载:“11:00 雷儆寰来,可同饭。”那天胡适和雷震一起午餐,推心置腹谈了数小时,他对雷震说,蒋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17]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雷震此后热心于组织反对党,这一天胡适说的话想必已印入他的心坎。这当然是后话。

  6月14日,蒋廷黻在美国对胡适说,宋子文从欧洲回来后极力主张要他出来领导救国的事业自己愿从旁力助。胡适去看宋,果然如蒋廷黻所言,“我猜想他在欧洲必见了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受了他的影响,故作此幻想。”[18]

  6月22日,“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自法国回来,在子文兄[处]见面,他力主张我出来担任救国事业的领导工作。

  我早猜子文是受T.C. [托马斯·科克兰]的影响,T.F.[ 蒋廷黻]不信。今夜我听T.C.的话,更恍然明白了。”[19]

  总之,在“根株浮沧海”的日子里,胡适也未改变初衷,从无介入实际政治的打算,所以他不可能答应宋子文们要他出面领导政治上救国运动的请求。《自由中国》创刊,他只愿意做名义上的发行人,连一个政论刊物他都不想直接介入。自然,对他而言不介入直接政治并不是放弃个人应尽的责任。

    

  二

  

  1949年3月下旬,胡适曾到过台湾。3月27日下午,当时的台湾省议会、文化协进会及各文化机关团体发起邀请他作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傅斯年等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堂,听众达六千多人,连讲台上也坐满了人,只给他留下了一席之地。他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縝、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这些观点本身难免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他的用意是要在一个面临“自由”与“不自由”、“容忍”与“不容忍”抉择的“危险”时刻,针对有些人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的论调,挖掘出一些古代的自由传统,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20]

  这次演讲和他此前不久(1948年10月20日)在浙江大学所讲大致相同。在即将天翻地覆的历史转折关头,胡适所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他将自由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老树上,用意也无非想让真正的自由在中国扎根、生长乃至开花、结果。这一观点从学术上诚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用意则是不容轻慢的。

  4月3日,雷震与王世杰到溪口看蒋介石,第一次向蒋透露了他们和胡适等人想筹办《自由中国》杂志的意思,蒋“表示赞成并愿赞助”。[21](据蒋经国4月1日日记,蒋介石准备发动“民主救国”和“自由中国”两个运动,大约与此有关,无非是想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热忱)4月6日即胡适离开大陆的那天,他和雷震、王世杰一起吃早饭,显然获知了蒋的这一态度。4月14日,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应雷震所托胡适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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