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等:优先序下的改革还需抓重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3 次 更新时间:2014-04-17 18: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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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的中国向何处去?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改革的优先序如何界定?需要一、二个突破口还是“最小一揽子”规划?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风险是什么?3月22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改革优先序与短期增长风险”分会场上,中外嘉宾进行了深入研讨。

    

   吴敬琏:最重要的是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

   “改革的优先顺序,这个说法跟过去流行了30多年的想法是有关系的,过去有一种改革战略叫做寻找突破口,一、二个突破口然后经过若干年把所有需要突破的地方都突破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建立起来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首先发言,他表示,2010年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就提出,要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优先顺序是不是就意味着不是一、二个突破口,而是一组重要的改革项目,这比选一、二个突破口更具有系统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项目是336项。在这里面选择哪些改革优先?在吴敬琏眼里,从1993年的总体方案设计和1994年开始的上一轮改革觉得有用的就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目前330多项改革里要选出那些最为重要的和关联性最强的少数改革项目,形成一个最小的一揽子改革。它是一个系统,不是单项的突破口,同时又不是面面俱到。

   三中全会决议对于整个改革的目标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通过改革实现呢?吴敬琏表示,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当然是有不同层次的:一是统一的市场,二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三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四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市场,不光是商品市场、初级市场,而是市场体系。从低到高,赶快把市场体系建立起来,让它发挥作用,找出一些关节点,在关节点上进行改革,使得市场很快地起作用,有了效益就做,人民群众才能得到实际的好处。

   “因为改革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能选出最重要且关联性最强的。也就是从现在到2020年这个时间段,实际的选择上,最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有共识的先改,没有共识的后改,比如有共识的简政放权就可以先改。”吴敬琏表示,还有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到底选择什么作为改革的一揽子计划?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而提高它的运行效率就一定要有一个体制、制度的基础,有一定水平的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制度,否则改革形成的新体制不能发挥作用,不能提高效率,那么改革最终会受到挫折。

   过去到底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而且在过去10年里政府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这是经济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在此次改革中能发挥作用,使大众能够从改革中看到实际的好处,就一定要精心设计选择出一些必要的改革。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吴敬琏关心短期增长风险的问题并不在于增长的速度是7.5%还是7%,而是要保就业。“不但是就业的数量,而且是就业的质量。”在吴敬琏看来,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即普通的劳动力比起家政服务或者保姆,家政人员的工资在提高,而且他们的平均工资比面临严重就业问题的大学毕业生还要高。这是什么问题?是就业结构问题,根本是生产结构问题。生产结构像我们这样一个急需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效率的国家,居然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紧缺程度会比最普通的家政服务工资还要低,这说明经济的增长结构、发展方式有问题。实际上面临的最大可能的风险是什么?是在财政金融部门。国民的资产覆盖率、杠杆率太高,或者是资产泡沫已经形成,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解决风险,要靠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改革,形成一个有效率的体制。改革要起效果、起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于是在这段时间,就要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靠宏观当局保持短期政策不至于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根本性地解决要靠提高效率。

    

   罗奇:服务业引导的国家是更成熟的经济体

   关于中国服务业GDP占比已超制造业的事实,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说,在1980年到2004年这25年间中国第二产业的增长(包括制造业、矿产业)比第三产业要快三个百分点。但在过去的两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一次比第二产业高出0.35个百分点,说明中国正在转型成为由服务业引导的经济体,这将是更加成熟的经济体。

   过去几年中国由于大量发展制造行业造成了经济的不平衡,现在人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经济重新平衡的过程中,服务业的比例和其他大的经济体相比,从43%上升到46%。2013年已经达到了46%。在罗奇看来,尽管这样还是很低,但是服务业的发展还是有巨大潜力的。服务业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每个单位GDP的增长,第三产业产生的就业机会比第二产业高出30%。虽然经济放缓有利于环保,包括降低工业活动的碳足迹,与服务业相比工业服务的碳足迹要大很多,同时服务业也可以有效吸收过剩的劳动力。

   “李克强总理也说过,在中国离不开创造足够的就业,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就业主要是服务业的发展。”罗奇认为,服务业和城镇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目前的经济增长曲线里中国是最低的水平,随着它向上攀升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尽管经济发展中还有诸如信贷的紧缩、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罗奇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

    

   周其仁:改革重点是以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变化还是不均衡的。改革中哪些方面是短板,一旦突破将对全面改革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经济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让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能否落实下去对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市场(marketplace)这个场所。”周其仁说,研究中国所有的场所,初级市场发育得很好,农贸市场、专项产品市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阿里巴巴网上的市场、交易平台,有一些在全球已经很有影响,这些不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以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

   股市与国民经济增长的脱节是高端市场制度安排的问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界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如何让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全面的改革中,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中一个就是资本市场,因为它的带动性非常强。

   在周其仁眼里,目前讨论把一部分国有资产转到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就是非常好的思路。但怎么做呢?没有市场调节,高端市场是很难运作的。还有垄断企业的开放,比如说电信业,要动员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去。中国的民营企业比过去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要进入这些垄断性较强的市场,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帮助做配置是很难实现的。还有地方债务,完全拿土地抵押给银行套钱来发展,如果说没有走到头也快要走到头了。下一条路是什么?是要债市承担未来城市化融资的问题,债市也是一个高端市场。现在中国大幅度走出去,全球资源配置,外汇市场非常重要。外汇市场到今天很不容易了,双向汇率的变动。但可能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改革要放进去,就是人民银行在市场中的地位要划清楚,要有一个权力清单、一个负面清单。简单地讲,就是除非出现某几种情况,一般不能入场这么大手笔买卖外汇,银行在外汇市场里起的责任太大,最后各方都在与央行博弈,会有很大的系统风险。央行撤出来使各种市场力量互相博弈,才可能反映供求。所以,以高端交易所为代表的市场是改革的重点。并需要有配套改革,第一条要修改法律,因为高端市场都有一些相应的法规盯着,这些法规有正面的东西,但从经验来看也有反映过去观念跟不上、甚至一些部门利益包在法律里头。现在政府领导人的理念对,法无禁止公民企业都可为,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为。周其仁建议,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首先要在高端市场做,就是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关系要理清,现在是边界跨越得太多。

   “我有过这样的观点,现在的高端市场非常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这个时代是部委管工厂,最后的结果是非全面改革不可。”在周其仁看来,现在的高端市场叫市场,但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要经过行政审批,人财物都管,没有发挥市场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上海交易所理事会十几年不开会,完全没有功能,成了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这样的市场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另外,界定这个关系不能由现在的监管部门主导,否则它难以割舍,要由深化领导小组主导。所以,用一句话概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要紧紧围绕以交易所为代表的高端市场,改法、改组织、改机构。从整体看这些市场现在落后于国民经济的表现,因此如果改对了可以避免短期增长的风险,也可以凝聚更多新的改革获利阶层以进一步推进改革。

    

   拜尔:推动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的改革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董事会联席董事长克里斯托夫·拜尔深信中国未来的改革必须是综合性的改革,而对于综合性改革来说就意味着同时要开展多方面的工作,所以要想确定优先顺序非常困难。在拜尔看来,这些工作是相互关联的。拜尔建议,中国改革日程的优先顺序,应该是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教育改革。

   这是从三方面考虑的,首先从人口结构变化看,中国人口结构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这种人口红利到2020年、2025年就应该分配结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会很快消失,以前大家都说中国劳动力过剩是很好的竞争优势, 但现在的优势正在消失。未来的增长要靠什么动力呢?这一点必须要考虑; 第二是人口的流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中国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属于留守儿童,就是有5000—6000万的儿童,相当于意大利或者是泰国一个国家的人口。通过研究发现,这些儿童的辍学率更高,远远高于城市的儿童。这个问题要得到严肃的应对。第三是服务业的发展。从劳动生产率来看,必须要承认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在下降的。“比较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觉得这样的迹象很让人不可思议。”拜尔说,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提出建议方案,如何进一步改革劳动力市场和教育行业。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拜尔建议,首先户口要完全取消,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来取消户口系统。可持续的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增长的关键动力,这就是要取消因户口带来的工资等方面的歧视。第二点建议与教育相关的。 去年的研究发现,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方面存在严重的错配。一方面工厂找不到工人,出现了用工荒,比如在浙江缺少140万到180万的工人。另一方 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就业难的问题,如果比较一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就需要加大中国的职业教育。

   正如拜尔所担忧的,中国城镇化推广过程中,出现了进城务工人员缺少技能、居住条件恶劣、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因此,学习德国、韩国等培训进城务工人员技能,让他们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技能教育、人性关怀是解决城镇化后顾之忧必不可少的条件。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这方面的举措是很困难的一个挑战,不仅要建立职业学校,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大家的思维,要使得私营部门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改进劳动大军技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建立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涉及政治理念方面的改革,需要界定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学生自身的角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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