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能否走新加坡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6 次 更新时间:2014-04-16 16: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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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姚洋,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一直践行实地调查和乡土研究,其经济思想之外的社会公平主张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姚洋变了。”在读完姚洋2013年11月份在上海交大的演讲《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后,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说。在这个演讲中,姚洋指出,中国未来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更多的民主,另一条是给予法律更多权威。

   对姚洋的误解声音一直存在,因为他为政府说了一些好话。而姚洋自己说,学者的职责就是揭示真相,如果这个真相刚好是“政府做对了”,那也只能承认“政府做对了”。但是,“大家都爱揣摩你的动机,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姚洋并不介意公开声称,“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再次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他自己的排序。

    

   要想让社会有活力,新加坡不是一个好的参照系

   陈浩南: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您作出了中国转向新加坡的判断,理由是中国正在采取自由市场经济和威权体制结合的治理方针。但您又认为新加坡模式不适用于中国。您还说过,“为了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型经济,中共领导层需要找到能培养有活力的社会的新的治理模式。”那么,在您看来,新加坡是否缺乏您所说的“活力”?

   姚洋:这些年来,新加坡的变化很大。我们想象的新加坡,好像都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样子。事实上,新加坡在李显龙执政后,还是有很大变化的。社会的容忍度也在增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不像以前那样高,这说明新加坡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新加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但它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所以有通过选举获得的合法性。这样,一些事情做起来更能放开手脚。如果不是通过选举当选的政府,就会有很多忌讳的东西,有很多放不开手脚的地方,对社会的管制就会更多些。

   新加坡社会一直比较稳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它的收入水平提高非常快,现在的人均收入按汇率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了,它已经是世界一流国家了,老百姓的抱怨当然就少了。另外,新加坡是个同质化较高的小国家,500万人,面积大概相当于北京的海淀区。规模小对新加坡的稳定,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哪怕政府管制多一些,管起来也很容易。要是在一个大国,政府管制太多,就得付出很高的成本。所以,新加坡有它的特殊性。

   陈浩南:那么新加坡的社会活力如何?

   姚洋:从社会角度说,我的感觉,新加坡人一般是避谈政治的,至少我接触到的新加坡人没有谈政治的。从商业方面看,它很有活力,有很多创新。但是,从人的思想来说,它不能算作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因为新加坡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思想家。当然,李光耀可能是个例外,不过李光耀不能说是一个思想家,他是实干家,从实干中总结出一些思想来。除了李光耀之外,你很少听说过新加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这跟它的国家小也有关系。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传统,将来是要在文化上、思想上对这个世界有较大贡献的。我们老说软实力,怎么去提高软实力?管是管不出软实力来的,只有开放才能有软实力。

   所以我说,中国不能走新加坡这样的道路,不能用它来做样本,它太小了,太特殊了。

   陈浩南:刚才您说到新加坡人一般是避谈政治的,我在其他学者的文章中也读到过这一点,说新加坡人属于政治冷淡型。

   姚洋:对,这可能是因为新加坡华人占的比例太多,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新加坡的华人,主要来自广东,而且可能主要是潮汕地区。潮汕地区的人是比较务实的,本来就不太关心政治,在中国也是这样。他们只想着自己过得好就行了,不太关心思想。

   所以,新加坡很难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的参照系。

   陈浩南:那么,在姚老师看来,有活力的社会是怎样的?

   姚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有以下几点要素--

   第一,社会结构要有弹性,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被政府管起来的,因为这样就会把人的创造力给压抑了。另一方面,没有弹性本身就是没有活力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靠政府的高压来维持运转,它是没有活力的。一个有弹性的社会可以容纳很多东西,不怕一些小的震荡,就算有,社会本身也能吸纳,并不需要政府出面解决。

   以印度为例,很多人都觉得印度不好,乱七八糟的,可印度社会很有弹性,政府不用怎么管,特别多元。大家今天上街游行,游完之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中国人会觉得这样太乱,其实一点都不乱,这就是有活力、有弹性的表现。一个社会如果什么都靠政府去管,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政府自己的包袱也太重了。

   第二,一个有活力的社会要能产生一些思想家,而不仅仅只产生企业家。新加坡可能会产生很好的企业家,但没人认为它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思想家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需要独立的空间,可以自己去生长。从印度来看,你就发现那个社会能产生思想家。包括我们的民国时期,蒋介石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还没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不是说蒋介石不想控制,是历史没给他那个机会,他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国民党,也没有完全控制过军队,白崇禧最后还是很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存在,如阎锡山等。此外,如汪精卫当时是左派,戴季陶是绝对的右派,从左到右有各种派别的人。可见民国社会是有一定容忍程度的,因此才出了鲁迅这样的思想家。

   第三,在有活力的社会里,政府要允许社会自治。很多事情可以让社会自发的组织去做,比如NGO组织。

   陈浩南:在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里,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姚洋:政府应该管它应该管的事情,不该管的就别管。政府应该意识到,管得太多,实际上是给自己找麻烦。有些事情本来社会自己能解决,结果你去管了,管了以后老百姓觉得原来这是政府管的呀--从此以后他就老去找政府。例如我们的上访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但是,这个上访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大家一有事首先想到的是上访,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我们那些驻京办,很大的任务就是管这些上访的人,浪费了多少资源?

   所以,政府官员应该想明白,这事不是政府能管得了的,你就少管点,只要把法制健全了,把宏观经济管好了,就够了。剩下的很多事情,你就让社会自己去做,这样可能会更好。

    

   美国和印度的社会,都是有活力的社会

   陈浩南:在您看来,哪些国家算是比较有活力的社会?

   姚洋:最有活力的社会肯定还是美国,这个社会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当然,美国也经常犯错误,周期性地犯错误,但美国社会有足够的弹性,有足够的自治能力,允许不同的声音。

   印度社会是个非常有意思、非常丰富的社会,也是比较有活力的。当然,印度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它的种姓制度、印度人与生俱来的爱争吵的习性等。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太爱争吵,为了一件事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什么也不做,没效率。我觉得印度的没效率,不应该怪印度的民主,很大程度上要怪它的国民性,因为印度人就是爱争论。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有一本书,就叫《爱争论的印度人》。我们跟印度人一起开国际会议,只要同时有两个印度人,这两人肯定先吵起来。印度有印度的问题,但印度社会有足够的弹性,能容纳很多东西。

   印度大概是发展中国家里比较少有的民主没有中断的国家,它的政府从独立开始一直就是民选的。而且,印度也是比较少有的能够和平交接班的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运转得不错的。

   另一方面,在印度基层,你基本看不到政府的影子,全是社会自己在管理自己。这样的好处就是社会弹性很大,坏处是好多老百姓很贫困,并且根本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救助。印度的民主也养成了非常发达的社会组织,很多基层工作都是非政府组织在做,而不是政府在做。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是需要学习印度的。很多人说印度的问题是民主的问题,我不这么认为。

   印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也可以搞成。有人老说我们教育水平低,所以不应该马上搞民主,但印度教育水平比我们低多了,照样搞成了民主。

   有一次我们去印度开一个蛮高层次的国际会议。中午吃饭前,他们请了一个女电影演员来演讲。我当时心里就纳闷:电影演员敢来我们这儿演讲,她有这个水平吗,不怕露馅儿吗?结果她讲了半个小时,讲得真好!她也不是非常有名的电影演员,但她有社会学硕士学位,有她自己的NGO,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做得非常好。我听完之后就想,我们中国有哪个女演员敢到这种会议上来演讲?她能讲什么呢?中国社会为什么就不能产生这样的人呢?

   陈浩南: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姚洋: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氛围,我们绝大多数的演艺界人士受到的人文社会科学训练太少了。一个好的电影导演,如果不懂社会科学,基本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都不懂,他要拍出好片子来是极其困难的。王全安把《白鹿原》导得一塌糊涂,完全把那个史诗给毁掉了,有人说他把一部史诗拍成“乡间荡妇田小娥的浪漫情史”了。看了这部电影,你就会觉得王全安缺少最基本的历史关怀,他没有那种素养,达不到那种高度。

   陈浩南:但是,印度的民主是优质民主,还是劣质民主呢?

   姚洋:印度的民主还在改进之中,它还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就像中国也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一样。印度是先有了形式民主,然后再学会搞实质性民主,属于“先结婚,后恋爱”;中国是先试验一些实质性民主的内容,然后再建立形式民主,属于“先恋爱,后结婚”。两者都有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

   陈浩南: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我们要先发展经济,再搞民主,这样就会避免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

   姚洋:我不支持这种观点。你看全世界的情况,有一些民主体制一直做得很好,比如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个小国家,大概三百多万人口,它从一开始就实行民主,在非洲是独树一帜的,做得很好。再说印度,它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太坏。所以,你不能说先搞民主,就搞不好经济。中国的经济这些年来有发展,但这未必是搞威权主义搞出来的。

    

   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有活力的社会

   陈浩南:回过头来,再说说咱们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有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种有活力的社会?

   姚洋: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应该可以算。

   1980年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个重新启蒙的时代,就像五四时期一样,从上到下没有太大的矛盾,大家的想法基本一样,包括邓小平的想法都是这样。你读一下1987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你就能看到那种活力,那种要求政治改革的思想,从上到下都有一股劲,就是主张中国要变、要改革,并且非常明确地提出该怎么去改。

在社会上,那时还出现了很多的思想运动。当然,1980年代的活力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没有落到社会层面,这是我们缺少的一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一定要能把这种活力落实到社会层面,否则所谓有活力就是空谈。就像五四时期,五四运动仅仅是知识界的一场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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