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之野:从杨度“政治品质”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0 次 更新时间:2014-04-16 10: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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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之野 (进入专栏)  

  

   中国有句老话“人在水里不知水,人在风里不知风”。

   眼下,我们有很多人不自觉地就使用起“非自己的语言”来说话,甚至写文章;而且是把些只言片语(往往是些挺唬人的名词)——也不管其“对”与“错”,随口就用。追索一下,这种不是自己的语言,大多来自“官方”(或典籍)——就是人们常说的“官腔”“套话”。

   这严重的影响着我们应有的“人”的思维活动。久而久之,整个的“人”就可能被那“话”而彻底“化”掉了自已的灵魂。

   ——这是十分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件事。

  

   1

   那天,我跟一位蛮敬重的文友聊天,说起清末民初的“杨度”。那朋友张口就说“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太好”。我被愣愣地噎住……过后思之,越想越觉不对味。

   是啊,什么算“政治品质”呢?什么人常用这种词汇(标准)衡量别人?这词的文化来由如何?能不能用这一个词就盖棺一个人?尤其用其来判定文化人呐?

   就说杨度吧。如果说世上真该有“政治品质”这个词,而这个判辞又算精准确切。那,用“不好”或“不太好”形容判断“杨度”,似乎再正确没有了。杨度一生从立志搞“君主立宪”到最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他参与或说投靠过的政治体系之多,是他同时代任何一个文化人都无法比拟的。就信仰来说,他似乎也转换了好几次。他时而阔谈于高堂,时而藏匿于山林或国外,时而又栖于豪门、卖几个字来换几个钱花。然而,即便如此,就用“政治品质不好”来盖棺、判定、诠释一个复杂的有血有肉的人吗?尤其用来判定一个载承着无数思想、历经着一段翻覆的历史风雨的文化生命吗?

   ——我以为那肯定会有失公充、极不恰切的。

   “政治品质”属近代语汇。“三坟五典”“经诗子集”里没见过。可究其语意源头又应该是很久远的,怕3000年不止。这词儿是跟“忠臣不事二主”“忠贞不二”和士人的“气节”“节烈”“操守”等一系列儒家的常用辞一脉相承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说:一个人一旦选定一件要干的大事(多指政事)或者选定要跟随(伺候)某位正在干大事的人(多指政治领袖),就得以身相许、不可再改变,如烈女嫁夫——能坚守到底者(无论随其荣、辱、生、死)就算“政治品质好”,反之,如杨度那样变来变去、总改换门庭,则算“政治品质不好”。而中国历史由于经常有“稳定”与“重新组合”的格局变化,于是,“政治品质”的“好与坏”的反正两面的例子还蛮多,甚至出双入对。譬如,汉武帝时的苏武和李陵,就是正反一对;还有明末的洪承畴和史可法也是;像三国的吕布、明清时的吴三桂,不用说——他们既搞过人生(政治)的多次选项,又有女色搅拌其间——这“政治品质”嘛,显然就坏到极点、坏得流脓、没探讨余地。

   让我一想起就觉别扭的,是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皇帝一听说李陵在无奈中降敌,痛心疾首地说“他,他怎么就不死了呢”。这说明皇帝既知道李陵降敌的“无奈”又惋惜这个人才,可他就不去想一个生命是该以生存为起码价值的。洪承畴的故事更具戏剧性。崇祯原以为他抗清“光荣了”,在北京大张旗鼓地祭奠他,而洪本人被俘后也抱定一死之决心,可到头来“生存第一”了。这样,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最希望这些人去死、去“尽忠”的,原来是皇帝、是主子们,肯定不是他的妻儿老小。皇帝主子希望别人永远对他们“尽忠”直到死,而他怎么处置别人可就不管不顾了。譬如,崇祯杀袁崇焕,他可就不多想那“对”“错”了;而且,觉得你即便被老子错杀了那也是对我皇家尽忠……当然,也有“洪母骂畴”的留传。无疑,那位洪老夫人是被圣贤书、忠君道搞没了爱子心。而这圣贤之说、忠君之道的“愚忠”道德,毒害了中国百姓和读书人达数千年。我想,若让洪承畴的妻儿们抉择,肯定是希望他活着与家人团聚的。

  

   2

   湖北作家邓一光先生写过一篇《远离稼穑》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老实巴焦的农民只喜欢种地,后来无奈当了红军,结果当了三次俘虏……人生结局十分惨淡。小说很感人,我读了两遍。那年我在汉口,《芳草》主编钱鹏喜先生告诉我,邓一光出生于将军之家。这让我心生惑疑。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总当俘虏的“四爷”(小说中“透露”的人物关系)呢?“求生”和“求名节”,对于一个人到底哪一项更重要呢?在生死于瞬间的血腥战场上,当了俘虏,这个人就没脸再见人了吗?我们在生活中就只能崇尚和理解英雄与烈士吗?在求生与求死之间,人类的终极关怀应该选择哪一个?人,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不愿意做英雄的平常人,该不该在这世上存活下去?这种“活”该不该受到理解和关怀?我相信,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无论在古代现代绝不是无意义的。

   ——这是“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海涅在《两个波兰人》中这样说过“为祖国牺牲是挺好的,可活着就更妙了”。

   说到文化人,既有钱歉益样的怕死者,也有把死看得很淡的,譬如跟杨度同时代的王国维——他平静而轻悄一头栽进昆明湖,遗书上写“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至于他到底是“殉清王朝”还是“殉文化”;还是因“与罗振玉交恶”还是“心灰于时局动乱”或“丧子悲切”?就都是后人的“淡操心”。这位正置壮年、学术研究正属旺季(不搞政治)的国学大师,既然选择了昆明湖、又精心挑选了五月初三(有人说他有意避开五月初五——屈原投江日)——那他这死自然是他“牛心拐孤”的一种人生归宿。王国维的死跟杨度后来“聊倒”于杜月笙门下,每月拿杜的500块银洋“活着”的人生选择,同样是一种“自我”。个中的无奈、酸楚、隐忍、恨悔,是他自家肚子里的事。至于,谁愣要在其中寻觅一种“可贵与卑微”“对与错”的品质,我以为没多大意义。

   因为人生际遇是由不得你的,包括你的抗争;而你的“品质”正是该凸显在这“际遇”与抗争的夹缝里。世间有几人能像像墨翟和阮籍那样,一个遇到“歧路”就流泪,一个遇到“穷途”就大哭。可抗争之苦,只有自己清楚,外人是单看结果的。

   ——这道难题,怕是只有上帝才能解得开。

   蒙田有一句话值得咂摸——“世上最大的事,是一个人知道什么才是他自己的”。是的,现代的智者们可能更明白了,一个人先弄懂自己比干好什么事都强。

   我总忘不了邓一光写他“四爷”——一个人从战俘群里冲出来,抱一块大石头叫骂着冲向美国坦克群的情景——他尝过前两次被俘虏的耻辱,这次又是面对外国敌人,这位倍受战争之苦的“老兵”倒是真想赴死呀……可到头来——他还是活下去了。

   ——是的,人在强大的客观“际遇”中,去抗争——着实是难能可贵的。

   ——可那,又是多么渺小而无奈呀。

  

   3

   说到杨度,其一生行止是很值得后人在其“品质”二字上,细细品咂的。

   我既不说他曾以《湖南少年歌》——“我本湖南人,唱个湖南歌。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当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如果中国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国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唱热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三湘青年的血;也不谈他在日本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跟孙盟誓“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杨度从小与其妹就有“才子”“才女”之誉,而且他跟别的读书人不一样,他既不死抠八股文章也不摆弄什么华章琦句。他早年师从湖南名儒王壬秋(闿运)。老师很看重他,称他为“贤子”。当时,他专攻“帝王学”。后来又倾心于正风行的“新学”,进了湖南师范。而纠杨度一生的悲剧,也就是从这“研帝王之学”开始的。

      ——那么,什么是“帝王学”呢?

      简言之,就像“三国”时的诸葛亮,先物色(选择)一个“将来可能成为帝王”的“非常之人”;尔后,你就许身于他、跟定他——为他设计“非常之谋略”;这样,你自然也就成就了自己“非常之功业”。现在想来,这是儒家的实用学,被中国特有的“皇权霸道”污染得很糟糕的一个侧影。而这个“糟糕的儒家实用学”,又被中国文化人奉为天经地义的“人间正道”达数千年。正是这个潜入灵魂的动因,给杨度日后为袁世凯称帝搞什么“筹安会”、写荒谬的《君宪救国论》的人生大败笔,埋下了思想祸根。

      再有一点是,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被怀疑是“康梁余党”——避祸日本;是袁世凯和张之洞向朝廷向慈禧力荐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他这位曾在“经济特科”考试中获一科二名的“新学进士”,才真正步入“庙堂”之上的。这样,从“公”从私,他都开始跟袁世凯搅到一起了。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间,袁世凯成了他从“潜意识到前意识里”曾企盼过的那个“可能成为帝王的非常之人”。虽然,还没到像诸葛亮效忠刘皇叔那样鞠躬尽瘁。可他敢在载沣要杀袁世凯之时“拒不草诏,冒死论救”;在袁被“开缺回籍”、最背运之时,他能往来于北京和彰德(袁隐居处)之间来烧这爿“无火冷灶”,遂成了袁的朋友和谋士——这已经就“确定”了他们日后的某种必然关系。

       ——这里还有个症结要补述一下。

       那就是,当时清末民国初年社会制度的转型,使旧时的文化人(包括清廷的士大夫)急遽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化——如杨度这样新旧参半、又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文化人,只是把原本奉行的“修、齐、治、平”的理念,在口头上变成了时髦的“救国”口头禅——骨子里仍然把“为官”看成人生最佳选择。而在这一点上,在英国留学3年的严复和在海外浪迹多年的梁启超,以及辜鸿铭、林纾等沾洋风气的学者们,跟杨度们就有文化上的“深思远瞩”与“务近求实”的差异……可历时3000多年的儒家的“积极入世”那股子不甘寂寞的劲头,却时时在“杨度们”身上迸发。于是乎,辛亥革命前,杨度积极帮助清政府搞“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立宪”。譬如,他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写“宪政大纲”“行宪程序”啦;后来又为清廷王公贵戚在颐和园办“立宪扫盲班”啦;给“皇族内阁”当什么“统计局长”啦,均属此类表现。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政治活动”大有“闹剧中的‘丑角’”的味道。可在当时的民族和国家正处“变革”的危难之时,那是倾注着一位有识之士满腔热血的。

然而,就在清廷的“假立宪”无休止的迁延时日之际,辛亥革命爆发。“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忽然变得遥远了。杨度,自然不能不转换角色——他开始穿梭于北洋集团(其实,他跟“北洋集团”有本质上的区别)和革命党之间,当起了“纵横家”。这,与其说是他钻营,不如说他条件独特——双方都是他的老熟人、老朋友。再说,当时的“君宪派”本来就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的中间派或叫缓冲派。是的,人生的复杂就复杂在这里。杨度这一时期的活动,既是他“努力国事”的基本人生宿愿的体现,又包含他当初在日本与孙中山的“相帮之旧约”。至于他是不是“两头讨好”、想跑出个官当当,这很难辨识。但有一点值得思考——那就是,凡“想当官”或“有意讨好”的人,都是些冷静的“理智”者——私心很重的人。而当时,比较理性和冷静的人该“看看形势”再出来活动。如梁启超、严复(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参与了“当时之事”)。可杨度其人不然。他是在明摆着“讨不得好”的情势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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