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李凡跟我等数人组成中国基层选举观察团到潜江观看村民自治。我在那里遇到了不少年轻人。他们因为高考落榜，不得不回村种地，但他们的言语、做派跟父辈完全两样了。在村民选举时，我看到他们在一起玩世不恭的样子，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兄弟。我走到他们中间，跟他们聊天，真是没有隔阂，我问他们：“既然嘲笑这种形式选举，既然觉得它假，为什么不站出来参选，弄假成真?”他们对我的问题不屑一顾：“你太小看上面的力量了。”

我后来想起这些比我还要年轻的兄弟就情不能已，他们一天农活都没做，仅仅因为高考落榜，注定以农民的身份了此一生。最多，他们混进城来，被人称作农民工。而以我对类人孩的现象研究，他们回乡一年，即在心智上出现返祖退化。有如伟大的鲁迅，怀想他少时的同伴闰土。

我后来还问过以“农夫的呼号”闻名海内外的淮生先生，回乡介入当地村政乡政的可能性，淮生的回答也是否定性的。我还见过不少聪明、能吃苦的年轻人，他们对乡村的感觉可以说是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想逃离都来不及，怎么能谈得上回乡、建设。“农家乐”、“新村”甚至儒教信徒对乡村的赞美显然是虚妄的。我到广东的时候，遇到精神纯净的年轻学者陈璧生先生，他有乡村情结，但这个来自潮汕地区的学者痛切地对我说：“今天的中国农村已经成为最肮脏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我们知道，中国国家环保局的副局长潘岳先生曾经说：“中国正变成世界的垃圾场。”但璧生兄对农村环境的看法更值得注意。

有一年，我见到山东的一个村委主任崔祥联先生，崔是民选上来的，但他被上面和地方大姓折腾得很惨。我那时也天真地跟他提议，既然当了村委主任，应该有条件让全村尤其是年轻人支持自己，老崔笑话我不懂农村。半年后，老崔就不得不离村，到另一个地方去以他的地瓜技术谋生。而他曾经以地瓜技术挣到的数十万元全在当村委主任期间投进去了，他以家业做公益，反而在当地为人嫉恨。

我也是地道的农村人。淮生、璧生、老崔们说的我全都理解。我所能设想的，不过是在其位谋其政，聊胜于无罢了。否则，我们就只能同情地理解那么多农民以头撞墙要撞进城里生活。我年轻时写诗：“他们把土地卖给城市，然后像狗一样向城市求乞。”最终没写下去，只有这些句子十几年后还在我的心里翻腾。

也因此我格外敬重那些留下来，跟“8341部队”、跟土豪劣绅们一起生活的乡村青年。我知道，他们的人生境界决定了我国乡村的文明水准。那些在当地担当道义并努力维系良知和善于不坠的村民尤其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忍受的、付出的远比我们这些呆在城市的一角苟活的人要精彩、有价值。多少王朝时代的举子、状元，多少本应成为进退皆为文化、道德象征的读书人，如今要么卖身给城市，做公务员做白领求乞，要么变脸忘记来路成为专制生活的继嗣。而那些在乡村的年轻朋友，却在跟时代、文明精神相撞击，成就一个文明中国进程的标尺。

因此我对盲人陈光诚先生的崇敬是难以言喻的。他读了盲校，又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却回到村里，跟他卑微的父兄们一起生活，并在最大的程度上给乡亲们以希望、光明、人性的高贵。他以身检验了我们中国生活或说新农村生活的稳定秩序。当我收到杨子云的文章，读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时，我突然有一种难言的感动。用信徒们的话说，光诚先生是有福了，因为他属于另外一种力量。而无数的中国人在低俗的生活中从来没有福分接近这种力量。

陈先生是值得关注的，是的，自从他跟温家宝先生一起被评为影响我们时代的人物之后，地球人都关注他了。但陈光诚的生活是进行式的，不像小资白领公务员们是重复式的。只有进行式的生存才在扩大我们生活的边界，并提升我们生活的质量。现在，当地和中国的土豪劣绅们都害怕他，都愿意以迫害他的形式把自己变成一个笑话。我们理当祝贺陈光诚先生，并警告那些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笑话的土豪劣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