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李克强经济学”三季度就须见分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1 次 更新时间:2014-04-13 2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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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今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主旨演讲。李克强指出,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李克强称,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既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两个月前,当马年春节来临时,大家的互相祝福语是"马到成功"、"马上就有"。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发现"马到成功"没有来到,"马上就有"倒是有了,只不过来的全是坏消息。看看今年开局的国内外形势,你就知道我说的不是瞎话。今年开局的中国经济就尤其如此。

   以上这段话,是两周前我在太原的一次论坛中发表的观点。就经济层面而言,今年上半年的形势可能很糟,李克强总理压力很大。从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来看,3月中旬日公布的1、2月份经济数据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片惨淡",就连李克强最关心的用电量、铁路运输量等数据也全面下降,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严重。

   清明节过后一周,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即将公布。这几天,经济学家们都在猜测,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可能下行跌破7.5% - 这是李克强为今年全年中国经济设定的底线。其潜台词是:突破了这一底线,政府就要出手。

   问题是:这一次,中国政府若不出手,其"文火炖汤"是否敌得过经济下滑的"疾风暴雨"?但若出手,度到底如何掌控?究竟是温家宝时代四万亿的翻版,还是其他?四万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却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以致于今天北京高层总结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时,用了三句话: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这最后一句话就是指温家宝时代的四万亿。

   刚刚过去的4月2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三条基本的刺激措施:一、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二、部署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三、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有人说,这三条意味着重返老路;有人说,这三条意味着毫无作用;也有人说,这三条意味着李克强在"酒瓶装新酒"。

   我的观点是:这三条意味着李克强在谨慎地探索,既不能走温家宝的老路,也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忽略改革和结构调整。一句话:这个时候搞经济,李克强很难。

   我在各地演讲时的观点很明确:2014年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有"李克强难题";而且"李克强难题"的解题思路,最迟不能拖过今年第三季度。换言之,最多还有六个月,李克强治理中国经济的思路(亦即出不出手、如何出手、出手到什么"度")就须见分晓。

   而这个月,亦即4月份又很关键,因为一季度的数据将决定李克强未来几个月的思路。

   写了这些,引用一些我刚出版的新著《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里的段落。下面这几段是涉及到对前一、两年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

   任何有经济学感觉的人,想必都会发出疑问:此轮中国经济放缓,究竟是周期性放缓,还是结构性放缓?

   所谓周期性放缓,就是指经济运行周期本身的规律所致,其大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自身经济环境的影响。国际经济波动方面,最典型的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先是美国后是欧洲,中国出口所赖以生存的外部市场接连受挫,也由此重创中国企业的出口业务。在自身经济环境方面,国内消费市场的阶段性疲软和其他众多因素,也是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放缓的因素之一。

   用通俗的话来说,经济周期性放缓犹如身患感冒,身体虽不舒服,但总有自然康复的一天,其原理就在于人体的新生代谢机制。而经济的结构性放缓则不同,它犹如身患器质性疾病,虽不致于不治,但病因深植于人体的深层结构,其矫正或调理需要相当的耐心、时间和技巧。

   中国此轮经济放缓,到底是"感冒"还是"器质性疾病"?2013年5、6月间,我的回答是:它既是"感冒",又是"器质性疾病",其"治疗"既须针对"感冒",又须针对背后的"器质性疾病"。

   而中国经济的所谓"器质性疾病"又是什么?一般说来,这无非是指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的不协调,亦即投资、出口、消费三者的结构性失调。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在"调结构"方面可谓费尽心机,其核心就是要拉动消费,让消费成为主导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减少投资在拉动经济方面的比重,并逐渐摆脱依赖出口的局面。

   但实际情况是:过去几年的"调结构"任务,从来就没有真正完成过,中国的经济结构始终是投资主导,高度依赖出口,消费疲弱。

   然而,2013年7月以后的经济形势,却迅速掩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思考。进入8月后,中国经济明显企稳。8月22日,汇丰集团发布数据显示,8月汇丰PMI初值为50.1%,较上月的47.7%大幅回升,创下4个月来最高;9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方PMI为51.0%,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连续11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创下16个月以来的最高。

   受经济数据转好影响,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也转为乐观。8月下旬以来,多家国际投行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8月21日,德意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上调了今年下半年中国GDP增长预期,将今年第三、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上调至7.7%、7.8%,而此前的预计分别为7.5%及7.7%,并将今年下半年GDP增长预期相应从7.6%调高至7.7%。同样上调的还有瑞士信贷与英国巴克莱银行。瑞信把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6月的7.4%上调至7.6%;巴克莱银行则表示,当前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比前一季度加快。甚至有外资经济学家一改此前的悲观论调,改口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虽然目前上升动能可能还不强,但中国经济企稳无疑是利好消息。

   一如"感冒"趋于好转时,人们往往满足于暂时的康复而忽略了"器质性疾病",中国经济的连串结构性问题,就这样被暂时而巧妙地掩盖了……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要从中国政府面对复杂经济形势的两难说起。

   从2013年6月起,人们就不断听到一种叫"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这一说法显然是从年初开始的"安倍经济学"克隆过来的。发明这一说法的据说首先是一家外资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其认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包含三大要素:一、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二、金融领域去杠杆化;三、调经济结构。

   不知是否一种巧合,最近十几年,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现象,最早都是由西方一些投资银行或经济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提出,并继而引起各国关注,最后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共识、趋势甚至政策取向: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都无不如此。

   所谓"李克强经济学"的提出,显然是受到2013年年初"安倍经济学"概念的影响。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之后,通过日元贬值等刺激经济的措施,既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出口,同时也迅速改善了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由此获得了"安倍经济学"的美称。从政治的角度看,"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安倍本人在日本国内的民望,并使其在外交事务上更加具有底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与政治的互相交织关系。

   2013年,除了"安倍经济学"之外,"李克强经济学"和"默克尔经济学"也都是风靡全球的一些术语,其无非是希望以此来总结各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些成功之道。

   当然,作为中国新任总理的李克强,从来就没有明确提出过这三大要素,更没有将这三大要素归结为"李克强经济学"。所有的这些,都是圈外人士根据2013年3月李克强上任后掌管经济的一些思路,甚至从他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中推断出来的。

   "李克强经济学"被巴克莱银行的几位学者正式提出,是在2013年6月27日,当时居李克强上任总理正好三个半月。大家仔细回忆就可发现,李克强上任后的头几个月里,几乎十分安静,甚至安静得有些低调。除了对印度、德国等国进行过一些外事访问外,李克强的精力基本上都放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主要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上。当然,从后来公布的情况来,这几个月李克强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做了不少调研,强有力地推动了上海自贸区的进程。但除此之外,李克强似乎没有更多、更高调的公开表述。

   2013年6月中国"钱荒"的爆发,是对李克强的第一个考验。过去几年,中国素以流通性过多著称,似乎从不缺钱。但2013年6月的某一天开始,中国却忽然出现了"钱荒"的怪事。当然,客观上自然有银行到期的因素,但中国金融体系里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则是"钱荒"的真正元凶。

   面对这一情况,李克强的态度基本是按兵不动,因此中国央行未象一般人们预料的那样率先出手。也许,正是李克强和中国银行当时的这一举措,让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者们眼睛一亮: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不正是李克强经济思路的主要元素吗?

   于是,一个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甚至风靡全球的名词 - "李克强经济学"就这样诞生了…..

   2013年6月27日"李克强经济学"诞生,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就在节目中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学"的背景下,经济大幅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乃至政治不稳定情况的出现;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忍受社会乃至政治不稳定的后果。既然这样,下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面对经济可能必然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能否容忍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如果经济下滑到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程度,政府是否依然遵循不出手的原则?这里的两难就在于:若不出手,则经济下滑可能引发社会不稳;但若出手过重,则2008年后的那一幕(资产价格上升、国进民退…..)又将重新上演。

   果然,几天之后,我们就从媒体中不断读到中国政府领导人谈经济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告诫大家要有"底线思维"。什么是"底线思维"?很显然,就是要对经济下行可能到什么水平,有一个基本的预估和预案;一旦不行,政府还是要果断出手。

   这显然已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所谓的不出台刺激措施,完全不是中央决策层的思路,甚至也不符合今日中国"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一旦经济下滑底线失守,那导致的社会不稳将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代价。

   问题是: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任何一个决策者,都必须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应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以最大的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经济下行和社会转型的成本,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决策者和领导者。

   因此,外资银行以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来诠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学",以为不出台只能说明其不懂政治,不懂中国,或者说不懂中国的政治。

   但对于中国决策高层而言,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风险或考验的。原因很简单:如前所述,政府若不出手,任由经济下滑,那将产生严重社会后果;但若政府出手过重,那势必将导致2008年后的一幕重演。关键是:其间的"度"到底在哪里?

就在"底线思维"出台几个星期后,2013年7月30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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