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

——“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6 次 更新时间:2014-04-13 20: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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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延  
而需要劳作一年的农民通过工分加以衡量,遵循的原则就是“多分少欠”,即当每个家庭的所有劳动力一年劳动所挣的工分总数超过自家所有人口一共分到的口粮数时,这个家庭可以参与集体分红,此谓之“多分”;如果一个家庭的全部劳动力一年劳动所挣的工分总数少于自家的口粮总数时,在理论上同样不仅可以获得口粮,也可参与集体分红,不过在实践中却形成了家庭与集体间的债务关系,即超出工分所得的部分成为农户对集体的“债务”。在原则上,农民并不能高枕无忧地吃这碗“大锅饭”——因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由此,“倒欠户”这种独特的制度实践和历史现象得以产生。

   这一现象有何奥妙呢?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我们当然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国家逻辑与乡村逻辑的简单结合。在这里,将增产增收作为总体激励目标,将按劳分配作为个体激励机制本是国家实现自身目标的构想。但是当国家试图在乡村社会中推行自身的意志和逻辑的时候,却遇到了“道义经济”和“弱者武器”

   的掣肘。进而,我们发现,这实质上也构成了理性小农与道义经济这一对经典论题之间的遭遇,其结果并不是谁战胜了谁,而是两者最终都成为制度安排与农民实践中的一部分。倒欠户制度的生成机制,乃是依据经济理性进行激励的国家治理逻辑与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生存伦理”相遭遇的逻辑结果。

    

   四、“倒欠户”的实践逻辑:从利益的经济学到集体的伦理学

   “倒欠户”机制是一个看似“完满”的制度实践——既保障了工分对农民的激励,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人多劳少”家庭的特殊情况,从而维护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在前文所呈现的画面二和画面三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这一“理想”制度的实践却产生了“欠债不还”的意外后果,这其中蕴含着下述复杂的实践逻辑。

   (一)“欠债不还”的乡村政治学

   “倒欠户”的制度设计能否实现其本来目标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些享受了集体“借款”的家庭,究竟有没有“还钱”,他们对待“欠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那时候我们家里就我一个劳力,都分家过了,仨儿子一个女儿,都还小。那时候一分红,我就是“人家分钱我分穷”,我欠钱啊。那时候有一年年终分红,大年二十九,大伙儿都到队里分肉,取肉,就我没去,董印还说呐,老四也不来取肉来?我取啥啊我取,那时候工分不够,倒欠户,这不取肉不是能折价少欠点吗!(那时候欠大队钱也着急?)那咋不着急?可不着急。咱知不道别人。

   反正我们着急,就是寻思着咋着赶紧把债还上。你这人跟人也不一样不是?

   有人就不着急不是?呵呵。最后都免了。(LQH090502CUPL )

   从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倒欠户的“集体债务”,着急干活还钱者有之,懒懒散散欠债不还者也有之。这里,笔者想进一步说明的乃是这种“欠债不还”的实践逻辑。对于“欠债不还”的逻辑,一般以“庇护主义”的乡村关系来解释:

   那时候队里也不找你要。就是给你记上账,算是你欠的。

   (咋不催着要呢?)那没法催着要,眼睁着他就没有不是?再者说哩,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咋好意思要?(DY0804026CUPL )

   这里所谓“庇护主义”的乡村关系与戴慕贞所论及的基于控制集体资源而建立的庇护关系网并不完全相同(Oi,1989)——在戴慕贞那里,庇护关系网是在村干部和普通村民之间,基于村民对干部的忠诚而形成的关系;然而在倒欠户的制度实践中,之所以发生“欠债不还”的情况,更多是基于乡村共同体日常生活中建立的“熟人关系”而非“忠诚”关系。这样一种基于“人情”而生的庇护关系造就了“欠债不还”的乡村政治学,同时也使得倒欠户的制度设计中所包含的激励机制不复存在。

   (二)“生育过剩”的理性经济学

   如果仅仅是因为“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而导致了激励机制的失效的话,那么倒欠户现象也就构不成一种独特的“社会事实”了,这一独特机制还产生了超乎想象的“意外后果”:

   后来这庄,就有那个光顾着生孩子的。(光顾着生孩子?)对啊,那可不是吗?你这生得多口粮多啊。(那不是倒欠户么?)就是倒欠户啊,可是你这倒欠户不是有口粮嘛!这队里又不找他要账,欠就欠呗。最后不是都给抹了?(ZH090427CUPL)

   基于人情关系形成的“欠债不还”的“熟人政治学”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生育过剩”的理性经济学——既然“欠账”对于倒欠户来说“不着急还”,而生育行为又能够带来每年的口粮数,那么“生育”本身成为一种“搭便车”的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无论是“欠债不还”的漠然态度还是由此产生的“生孩子赚口粮”意外后果,都为我们展现了倒欠户实践逻辑的一个面向:即以农民自身的生存理性为基础的“追求好处”的实践逻辑。对于农民而言,这其中存在的首先是乡村共同体伦理下的相互庇护,而一旦理想中的体制边界被打破,那么农民就会按照自己的“成本/收益”模式来行动,从而形成了上述历史画面。

   (三)“公私不分”的集体伦理学

   如果我们化约地看待上面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情境的话,那么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按照理性小农的解释,很容易将倒欠户的失败归结为“产权约束”不完全;而按照道义经济的脉络,这就是基于乡村伦理的一种“反行为”。上述两种解释路径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很可能同时存在,学术研究的工作也不在于评判两种解释路径孰优孰劣,而是要去对可能的模糊进行追问。因此,这里面可能存在的另一个维度的解释就在于,倒欠户的“意外后果”同集体化时期取代了原有乡村社会组织方式而成为乡村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生产队”这一组织形式及其所带来的新的伦理关系有着某种亲和性关系。由此我们需要考察作为“集体”的生产队和合作社对于农民而言意味着什么?社员与生产队之间形成了一种怎样的伦理关系?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对集体的“欠账”行为。

   1.作为“生产组织”的集体

   生产队首先是作为“生产组织”而存在的。相比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是在产权关系上发生更迭这么简单,而且实质上是在社会组织形态和人伦关系方面实现了重大转变。

   其一,在社会组织形态上,经历了合作化运动的乡村社会,过去作为乡村主要组织形态的家族、宗族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支离破碎。农民首先成为“社员”,然后根据各种原则被划分到生产队中。由此,从过去分散的小农成为了需要遵守合作社规章制度与组织原则的“社员”。

   其二,如果说组织形态的变化只是“形式”上的变化,那么由此产生的人伦关系上的重新定位就更为重要。根据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论断,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差序”关系,即一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网络中都有个“己”,形成各个网络的中心是不同的(费孝通,2007)。差序格局表明了中国社会中“尊卑有序”的人伦关系。但是革命政权所发动的土地革命却打破了这一秩序,它首先通过“人民/敌人”的阶级关系对号法将人们区分为两类。进而在人民内部规定了“完全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人民内部的平等乃是在政权的统治权威之下的平等,政党伦理以不可抵挡的姿态涤荡着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也由此,合作化时期已经“被组织到”生产队与合作社之中的“人民”是作为党领导下的“平等的原子”存在的:

   那阵儿出去代工,那哪儿都去过,让你去哪儿你就得去哪儿。

   潮白河水库,修路,那这都得去。家家都得出人。修水库那会儿,最累了。

   冬天三九天儿,照样得去干。(ZH090427CUPL)

   对于国家政权而言,作为集体存在的生产队首先是整个国民经济目标与规划链条中的生产环节,因此按照经济理性的激励原则设立了工分体制为核心的分配制度,并取消了土地入股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生产队的组织设计是国家政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乡村社会的一次重组,其理想的目的在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保证能够集中力量完成国家政权所认为的重要目标,这一制度实践的表面结果在于塑造了“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威—服从”的国家—农民关系。

   2.作为“家”的集体

   尽管国家希望在乡村社会中通过生产队建立起人民内部“平等”的人伦关系,并且试图对农业生产实行类似现代企业般精细化的分工与规范化管理,但在实践层面,生产队却又产生了其他面向:这生产队就好比是一大家子。那队长就是当家的。你跟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不是有当家的么?入了社队长就是当家的。活计呀啥的都归你分配。你这个你还得评工记工,这都得队长。那队长管的事儿多了去了。(ZRW090427CUPL )

   在农民的观念中,生产队并非是作为“现代企业”的生产组织存在的,对于他们而言,生产队更像是一个“大家庭”,生产队长则是掌管这个家庭所有事务的“当家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家”而存在的“生产队”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起“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毛存那时候欠的最多,他这个房子还是大队给盖的,还是我们集体给盖的,媳妇儿都是集体给说的。(那盖房子他花钱了吗?)

   那花啥钱啊?那个县里有照顾。咱们这儿啊,有几份儿照顾的。(HLS090815CUPL )

   综上,“生产队”毫无疑问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目标的总体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但是“生产队”的组织与运行却并非简单地按照“生产组织”的逻辑进行的,生产队员和生产队之间也并非雇用—被雇用关系:

   这欠钱的那时候都算是困难的。那都是人多劳少的家庭不是?就那几个劳力,挣工分不够吃不是?不够吃你也不能让他饿死不是?就让他欠着?你这都是一大家子喽,哪还能忒计较不是?欠也就欠了。(ZH0904027CUPL )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治理逻辑之外的另一种实践逻辑及其伦理原则。对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社员”而言,他们并非完全按照“生产组织”及其激励原则来理解“生产队”,在他们看来,生产队是一个类“家”的组织,在日常的生产活动中,融入了诸多乡土社会中的固有伦理:一方面,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与效率第一的经济伦理之间相互融合;另一方面,基于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的伦理原则与生产组织中要求“铁面无私”的运行机制之间相互碰撞。在这样的情况下,“倒欠户”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多重伦理原则相互叠合的具体历史呈现。

   3.作为“公家”的集体

   那么,这两种形态的“集体”的遭遇造就了怎样的结果呢?或许用“公家”来形容这一时期的“集体”是最为恰当的:

   反正那时候队里也不找你要,这庄儿也不缺钱,也不找你要。

   你这欠公家的就欠呗,那有啥,公家也不能咋地,咋着也让你吃饱不是?咱不中,咱就觉着赶紧还上不是?你有的人就不这么想不是?唉,白费,最后全免了。(LQM090502CUPL )

   “欠公家的就欠呗”是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之所以农民对于“欠债”并不着急,其奥妙就在于这一债务的债权人乃是作为“公家”存在的集体。

正因为作为“公家”的集体在农民眼中乃是一个“类家”的存在,因此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现代契约关系中绝对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生产队就是一大家子,这队长就是当家的,那算得不是那么忒清楚。(那欠钱呢?)那欠钱的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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