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山:彭真论党的领导与政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7 次 更新时间:2014-04-11 09: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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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山 (进入专栏)  
彭真提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比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要复杂得多,不但要严肃地执行法律,还往往牵涉到党纪、政纪以至军纪,牵涉到不正之风,牵涉到党政军民各个方面”,所以,政法工作“更要强调依靠党的领导”。[61]

   从上述彭真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出,按照他的观点,党委过问的案件主要限于以下几类:一是,一些重大的政治案件;二是,党纪、政纪、军纪、不正之风和刑事责任纠缠在一起的案件;三是,极少数具有特殊重大情况的国家公职人员和知名人士违法犯罪案件;四是,党委发现的冤、假、错案。

   为什么这些案件要由党委过问呢?彭真解释了三个理由:(1)政法工作有时涉及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对敌人的复杂斗争”,所以,“重大、复杂的问题”,“依靠党的领导,向党请示汇报,这一条非常重要。”[62](2)政法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同的意见和方案。“在一个问题上,常常会有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案,都应当反映,向中央报告,以便中央决策和及时给以指示。”[63](3)有些案件需要多部门的协调合作,离不开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下文将继续涉及。

   那么,党委又如何过问案件呢?彭真认为,手段无非是两个,一是政策指导,二是组织协调。对于政策指导,彭真是这样说的:“党委不管审批具体案件,但对方针政策要管,必须管。”[64]对此,彭真之子傅洋回忆说,彭真曾多次谈到,对于政法工作,“我只管一万,不管万一。不能事无巨细都管。” [65]在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时,“我负责协调政法政策,不是批具体案子。那时我只批过××儿子的一件事。我批的是,不能因为是××儿子就放纵,也不能因为是××儿子就重判。那也是政策问题,不是批具体案子。”[66]

   除政策指导外,彭真认为,党委还可以用组织协调的方式过问案件。实践中,组织协调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法委员会进行的。不久前,王汉斌在《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设立中央政法委的初衷时,对彭真的态度有这样的阐述:“原来彭真同志成立政法委的时候是没有办事机构的,就是一个协调机构,并不发号施令。”“政法委就是协调公检法的工作,彭真同志在政法委的时候,它起的是协调作用。”“彭真不让用领导,就说协调。”[67]

   那么,组织协调是不是就可以由政法委与公、检、法联合办案呢?王汉斌回忆说,彭真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就反对这种做法,“当时的原则也是不赞成联合办案,规定也是不赞成联合办案,文件都有了,都写着不要联合办案。” [68]

   既然不允许搞联合办案,为什么又要搞组织协调呢?彭真认为,有一些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要把事实搞清楚,光靠政法部门是不行的,需要在党委领导下,党政军民各个部门通力合作。”[69]“同是一个案子,一个事实,一个法律,一个政策,一个党的领导,为什么不能协作配合,特别是协作共同弄清、核实犯罪事实、情节?”[70]“重要的问题,重大疑难的案子,牵连到这里那里,事关重大,一定要主动向党委请示报告”,经过党委的协调后,“才能更好地依法处理问题。”[71]彭真的这些论述表明,党委或党的政法委员会对政法机关的组织协调,宗旨就是,弄清案件事实和情节,妥善处理好事关重大的牵连性问题,为司法机关更好办案打下基础,而不是去干预办案,更不意味着可以要求公、检、法机关在案件办理的实体和程序上服从党委的意图,甚至用党委的意志代替或者干预法律。

   由此看来,现在一些将组织协调搞成联合办案的做法,或者要求政法机关在案件办理程序甚至实体方面执行政法委意见的做法,恐怕就与彭真所要求的党委过问案件的方式和宗旨大相径庭了。

    

   三、对两部宪法中独立审判条款的阐述

   现在,政法机关的独立行使职权,特别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独立是司法改革理论和实践中的热门话题。不少人认为,1982年宪法中的审判独立条款规定,相比于1954年宪法中“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是一个退步,因此,要求修改1982年宪法,恢复1954年宪法的规定。为什么会有这种动议呢?因为这种意见以为,1954年宪法中的审判独立,是绝对的独立,即人民法院的审判只服从法律,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预,未言之意是,党的领导也被排除在外。

   但是,翻看相关史料,特别是翻看彭真对1954年宪法的解释,就会发现,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彭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这年6月9日,即宪法通过的三个多月前(9月20日宪法通过),他就在前述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对宪法中的政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做了阐述。他说,“最近宪法就要公布了”,宪法将规定“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法院是依法独立审判”,“但这决不是说,检察机关和法院的负责党员、党的组织可以不受党委的领导”;相反,“正因为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法院独立审判,就更加需要党的领导,加强向党委的请示报告制度。”[72]这里,彭真很清楚地提出,在将要通过的宪法中,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独立不是绝对的,两机关的党员、党组织都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

   岂止是党的领导限制了两机关的独立性,在两机关中,彭真还特别针对性地说到了法院,阐述了制约法院独立的其他一系列因素。他说:“法院并不是绝对的独立,服从法律没有问题,但又要在很多方面受监督,除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外,还有陪审员,审判员受陪审员监督,陪审员又受群众监督(判错了群众不答应)。”[73]“还有一个辩护制度,也是对审判员的一种监督”,“再加上原告被告对于判决不服可以上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等等”,“所有这些,就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成为有一定条件管着的一种独立审判。”[74]

   不仅如此,宪法通过后两个月,即1954年11月21日,彭真在全国检察业务会议上又特别强调:“法院实行独立审判”,“不是不要党的领导”。[75]除了党的领导外,彭真还进一步提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问题:“法院要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所以说法院并不是什么特权机关。”[76]

   到了前述1957年9月19日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司法厅局长会议上,彭真又一次强调,政法各机关“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严格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是指具体地判案,独立地进行工作,不是‘司法独立’,更不是‘审判员独立’、‘法官独立’。”[77]

   至此,彭真对1954年宪法中法院独立审判问题的阐述,可谓酣畅淋漓了。从他的这些阐述可以明白无误地发现,1954年宪法中的法院独立审判是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的,它不仅不能独立于党的领导,还不能独立于人大、检察机关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监督。

   那么,1982年宪法的规定是不是有什么改变呢?没有。从此前彭真主持制定的几部法律就可以感受到1954年宪法的延伸。1979年,彭真领导制定了七部重要法律,其中,有三部涉及党的领导与法院等三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问题,即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修改的法院组织法重申了1954年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中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但是,检察院组织法在规定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同时,却增加了“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彭真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但他在刑诉法草案的说明中又提出,公、检、法三机关“是在党的领导下,遵照宪法、刑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实行分工协作和互相制约”。[78]从彭真的这个说明可以看出,虽然两个组织法的表述不尽一致,但1954年宪法体制下的党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没有改变。

   到了1981年,彭真在领导宪法讨论的同时,又直接主持民事诉讼法的讨论和制定。如何看待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讨论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争议很大的问题。有关部门起草的民诉法草案第七条曾这样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干涉或施加影响”。[79]据此,党的领导当然也被排除在外。

   4月14日,彭真在听取民事诉讼法起草情况的汇报时,专门就这个问题提出意见。他说:“这样规定,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要不要党的领导?刑诉法的说明中讲了在党的领导下,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80]除了党的领导外,彭真还提出:“法院是向人大和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可不可能干涉,可不可能施加影响?对法院审判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得干涉或施加影响’吗?例如,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干涉或施加影响’吗?否则就是违法吗?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进行起诉、审判,这也是一种干涉。”[81]彭真还说到了公安、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制约:“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检察院对法院的判决不同意,可以提出抗诉。制约也是一种干涉。”[82]

   一个月后,在前述5月下旬的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彭真又说:“有人提出,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得干涉和施加影响。”“这样讲,还要不要受党的领导?还要不要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公、检、法互相制约,也是一种干涉,不允许吗?工、青、妇对审判发表意见,也是影响,这都不行?甚至审判员个人都要独立,不受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的领导,只能他一个人说了算,那怎么行呢?”[83]

   彭真提的这些意见,与他对1954年宪法中法院独立审判的阐述是一脉相承的。1982年3月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延伸的还是1954年宪法的基本精神。

   彭真关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上述认识,随后就体现在1982年宪法中。这部宪法将1954年宪法中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改为“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是在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异而已,或者说,明确了不得干涉法院审判的主体,但是,在党的领导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公安、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方面,与1954年宪法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对这个问题,王汉斌在前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有过清晰的表述。他说,两部宪法中的独立审判条款,“意思是一样的,但1982年宪法用语比较准确”,“可能语气强烈些”。[84]

   由此看来,现在要求修改1982年宪法,将其中的审判独立条款恢复到1954年宪法的提法,以改变党领导政法机关的体制,完全是对1954年宪法立宪原意的不了解或者误解。

    

   四、结语

   彭真关于党与政法机关关系的思想观点,实际也是建国后直到现在我们国家处理党的领导与政法机关之间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系统地考察他的思想脉络,对于回顾历史,认清现实,务实、理性地讨论党的领导与政法机关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彭真关于政法机关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论述,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和理论背景下提出的。我们承认,应当用与时俱进而非静止的眼光,对彭真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进行分析和评判,但是,又更应当看到,对于政法机关是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在提出否定性的观点之前,首先必须严肃地思考和论证两个前提性问题:一是,在今天的形势下,应当如何看待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如何看待法的阶级性理论?二是,果真取消了党对政法机关的领导,中国的司法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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