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山:彭真论党的领导与政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7 次 更新时间:2014-04-11 09: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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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错误就发生得较少。”“检察机关、法院要和公安机关一样,一切党员、党的组织都要严格地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24]而在前述1981年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彭真又强调,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什么时候向党委保密、封锁,或者只向党委反映片面情况,脱离党委领导,就要出乱子。”[25]1982年10月4日,彭真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我联系政法工作多年,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政法各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任何时候对重大问题都要如实向中央反映、报告请示,特别是有争论的重大问题,如果对中央隐瞒、封锁情况,就一定会出乱子。”[26]

    

   二、党如何领导政法机关开展工作

   在长期的实践与思考中,彭真对党如何领导政法机关开展工作,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1、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根本的是政治领导。

   刘复之在论述彭真指导政法工作的政策思想时,记录了一段历史细节:“彭真同志复出后,急着找出列宁《论粮食税》一文。彭真同志看后说:在这篇文章里,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并非仅指镇压,不是只动武,是表现在对政治的领导。”[27]从刘复之的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彭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是与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即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表现为对敌对力量的镇压,更表现为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实现对政治的领导。这正是彭真领导政法工作的政策思想。

   那么,什么是政治的领导?党又如何对政法机关行实现政治领导呢?彭真认为,政治领导,实际就是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的领导。早在前述1951年的全国第四次公安工作会议上,他就提出,“党的领导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具体工作由政府部门、公安机关做。”[28]

   此后,在领导政法工作的几十年历程中,彭真也始终强调,党要对政法机关实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政法各部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应该站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前列。”[29]

   而在对政法工作的政治领导中,彭真特别重视的又是政策的领导。他认为,实施政治领导,必须通过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实现政治领导的体现,它本身也是政治领导的重要内容。[30]顾昂然在记录彭真1982年3月底的修宪活动时,有这样的片断:彭真说,“无产阶级专政用了这么多年,有各种含义、解释,有发展,但最根本的还是列宁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31]由此可见彭真对政策领导的倚重。

   那么,党如何对政法机关实行政策领导?彭真提出,形势决定政策。1980年2月1日,他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公检法汇报会上对这个问题做了生动全面的阐述。彭真在讲话的开头就说:“形势决定任务、方针、政策,这是讲政治。”“法律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司法工作也是一样,总要考虑、照顾当前的形势”。[32]当时,正是社会治安形势比较严峻、刑事犯罪猖獗的时候,彭真联系实际,分析了形势和政策的关系。他说:“现在,形势如何,上海有‘控江路事件’,广州有‘滨江路事件’。在这种形势下,四平八稳,慢慢腾腾,用主要力量处理过去的积案,还是集中力量打击现行严重刑事犯罪,并且稳准及时地加以处理?我看,要抓最紧急的,狠狠打击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犯。”“这是形势的需要。”[33]他又说:“对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从快还是从慢?要从快,不能慢慢腾腾。不然,就不能及时起到惩罚犯罪分子和教育群众的作用,并会引起群众不满。”[34]在说了“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形势和政策后,彭真还说了“从重”的问题:“当前,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从轻还是从重?当然要从重。不信你去问问干部和群众。”[35]“如果社会秩序很好,案件很少,一般说来处理可以从轻。可是目前形势并非如此,社会秩序不好,控江路事件、滨江路事件等就是明证,所以要从重处理。”[36]

   在彭真上述“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指导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法机关开展了“严打”活动。但是,在“严打”全面开始后,为防止执法过程中的头脑发热和错抓错判,彭真很快又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严打”要加一个“准”字。[37]这就形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稳、准、狠”的“严打”刑事政策。

   彭真关于党通过形势决定政策来领导政法机关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政法工作中的具体运用,相当精辟、深刻。纵观彭真领导政法工作的几十年,可以发现,他主要就是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当时的形势确立政策,来领导政法机关开展工作。刘复之对彭真这一政策领导的方式做了较全面的总结:包括解放后“初进城时坚决粉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发现‘宽大无边’时提出纠正右的偏向”,“转入经济建设时期健全法制和人民民主制度”,“随着形势变化采取更为宽大的政策”,“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刑事犯罪活动猖獗时整顿社会治安”等。[38]从刘复之的总结可以看出,彭真的这一领导艺术不仅卓有成效,而且他也用实践证明了,党根据形势对政法机关实行政策领导,是十分必要的。

   2、关键是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政法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

   彭真历来认为,党对政法机关的领导,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领导政法机关加强自身的党性建设,“关键是把党建设好”,克服政法机关的各种消极不良现象,使之坚定不移地忠于党和人民。[39]那么,党领导政法机关加强自身建设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党章和宪法。1986年3月2日,彭真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尤其政法队伍的思想要统一”,“怎么统一?拿什么作根本标准?我看,党员要统一于党章和宪法,公民要统一于宪法。这是国家定了的。”[40]为什么要统一于党章和宪法呢?因为“大家以党章、宪法为根本标准统一起来”,“政法战线的各项工作就会比较好办了”。[41]也就是说,政法机关只有这样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严肃、正确地执行法律。

   彭真认为,党领导政法机关加强党性建设,要特别注重在工作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早在前述1954年6月9日的全国公安会议上,他就批评审判工作中脱离群众的现象:“现在,我们有一些法院的审判员,有官僚主义作风,坐在屋子里‘老爷坐大堂’式地问案,脱离群众,这不好。”[42]1987年3月31日,彭真在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又说:“党的领导、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政法工作的优良传统。”“专门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与群众结合,就威力无穷,也能避免或者少出乱子。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和将来还要这样做。”[43]但实践中,政法机关对群众路线的贯彻,有时是有曲折的。到了1990年3月5日,彭真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就忧心忡忡地说:“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在政法工作中,“我总感到,这些年群众路线削弱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44]

   3、领导就是要支持政法机关依法办案。

   彭真反对将党的领导与政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对立起来。他认为,党的领导与政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完全一致的,党的领导决不是要干扰、阻碍而是要坚决支持政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早在1954年11月21日的检察业务会议上,彭真就提出,“党的领导并不影响独立审判”。[45]1980年2月1日,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公检法汇报会上,他又说:“党委领导是不是会影响法院独立审判、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会。”[46]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党委领导也是领导正确执行法律”。[47]

   针对实践中不理解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一致性,甚至将司法机关要求服从法律指责为向党闹独立性的错误认识,彭真在1979年7月27日的公、检、法座谈会上进行了严肃批评:“两院独立行使职权,这不是黄火青、江华同志要求的,也不是法院、检察院哪个同志要求的,而是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赋予他们的庄严的职责。这是很重的胆子。”[48]他还说:“规定两院独立行使职权”,“这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早在一九五四年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时就明确规定了的,是我们的一贯主张。”[49]彭真进一步说:“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它就是从法律方面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决不是什么‘以法抗党’,‘向党闹独立性’。”[50]

   还是在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彭真就主张和酝酿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但有人担心这样会削弱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担心,他在前述7月27日的公、检、法座谈会上说,“党委不批案件,是不是否定或者削弱党的领导?不,决不是这样。”相反,要加强党委的领导,“特别要领导和支持两院独立行使职权”,检查、督促他们“正确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51]不到两个月后的9月1日,彭真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时,又严厉批评了以党的领导为由怀着各种动机去干预办案的现象:“什么人情,什么这个关系,那个关系,都不行”,“没有这一条,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如果一个法院谁都可以指挥它,一个书记说这个人应该判死刑就判死刑,那个人应该抓起来就抓起来,那还行呀!”[52]彭真还明确地提出:“领导就要按照法律来领导。”“使法院完全根据事实、按照法律判决。”[53]

   彭真的这一思想在一周后(9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的中央64号文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个文件是由彭真参与组织酝酿起草的。它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就是损坏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职,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认为服从党的领导就可以违背法律规定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做法。”[54]

   今天,重读彭真的上述讲话和三十多年前这份凝聚了他重要思想观点的中央64号文件,仍能体会到其震聋发聩的意义。

   4、党委对极少数特殊案件的过问只限于政策指导和组织协调。

   党既然领导政法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要过问具体案件。那么,什么样的案件要由党委过问?对这个问题,彭真在不同的时期通过不同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前述1957年9月19日的高级法院院长、司法厅局长会议上,他提出,“要报请党委审批的案件只是一些重大政治案件,而不是一切案件。”[55]在前述1979年7月27日的公、检、法会上,彭真说:“对于有的重大复杂的案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纠缠在一起的案件”,党委是可以过问的。[56]“此外,如果党委发现冤、假、错案,就是一般案件,也必须责成和督促司法机关复查办理。”[57]前述1979年由彭真参与组织起草的中央64号文件要求,“对县级以上干部和知名人士等违法犯罪案件”中,只有“极少数特殊重大情况”的必须向上级请示。[58]在前述1980年2月1日的广州会议上,彭真说,“至于一个个的具体案件”,只是“有些特殊的要党委过问”。[59]1985年9月26日,在同中央政法委、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彭真说:“不是说每一件琐碎事都要请示报告,而是说重大、复杂的问题,一定要事前请示报告。”[60]1986年3月2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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