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佳斌:三思“城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 次 更新时间:2014-04-09 16: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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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佳斌  

  

   一、三农问题需要城镇化介入

  

   城镇化,作为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常态事物,似乎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眼球的地方,然而,城镇化的魅力在于,它不自觉地被国家和地区追逐膜拜,似乎“城镇化”就是一副万能药,其包治百病。而致力于城镇化的国家,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又不得不面对“逆城市化”问题。许多西方发达的国家,因为工业化进程较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率较高,甚至早已经进入了“逆城市化”状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一般而言,城市化或是城镇化共有四个阶段,即初级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逆城市化多半归因于所谓的“城市病”:交通拥堵、城市犯罪率提高、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城市建筑拥挤、人文价值破坏和房屋售价或租金高昂等等。

   中国当前还是发展中国家,逆城市化只是某些个别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面临的问题。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仅35%多一点,而大众传媒多以51%多一点的非户籍城镇化率说事。美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80%以上,而日本的城镇化率也至少近乎70%,德国有至少74%的城镇化率,若仅仅城镇化率角度来考虑,那么中国城镇化程度显然是很低很低的。虽然中国荣幸地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毕竟还只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国要摆脱长期以来西方人命名中国的方式,真正步入世界强国行列,除了要大力推动城镇化之外,还要更加重视依托城镇化手段可能带来的诸多红利。曾经,我们有人口红利。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因为人口过多而滞后了农业的现代化,土地制度也不敢私有化,土地成为农民的最后保障,成为回家安身立命的救济手段,人口过多的现实,形成了人口红利,低廉的农民劳动力将中国扶上了“世界工厂”的宝座,而户籍制度成为了使得城市也无法容纳多达2.7亿的农民工,农民工依靠进城寻求梦想,而现实却是得到了临时工的待遇。农民被当成生产要素在支配,尽量以低成本的方式推动制造工业发展,巨大红利被收入国库,而这部分农民却成了农民工,农民工在半工半耕的体制中游走,农村土地丢荒,农村家庭被城乡的时空关系分割得面目全非,农业产业化步伐迟滞,传统基层政治体制始终标示着国家权力的强大在场,农民面临着城市(工业)的廉价工资和待遇的压榨、面临农村疲软的经济和社会形势——行政干预的农业企业化、教育资源稀缺、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低等的压迫,加之传统的文化中的弊端——男女不平等思想、父权的根深蒂固、小农的短视和思想的封建性等等,农村如果不凭借城镇化这样的能够撬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变革的战略政策手段,则“三农问题”将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农村发展水平低、农业的低产出、农民的待遇与发展等等都难以彻底破冰。当然,以前也采取了很多的政策来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交通条件、改进户籍制度、提高农民工待遇、增加三农补助等等方式,也确实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通过一个个面对三农具体问题的措施,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企图各个击破,然而,情况是整体改观了,而最大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城乡不断扩大的差距。

  

   二、城镇化撬动的变革

  

   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重要举措。城镇化是对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将大量资源和利益投入到农村,将农村建设成城镇、将农民转变成市民、将农业改造成现代化小农经济,实际上要得到的效果就是“消灭农民”“消灭农村”,本质上是要提升农民的待遇——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

   经济方面,主要是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农民成为市民之前,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外出务工收入和农业收入,而成为市民之后,不仅仅可以参与现代化农业企业集体经济的分红,还有房屋出租收入、有就近的大量工作机会等等。

   文化方面,主要体现在现代城镇社区对传统文化中的不良部分的解构,譬如父权体制的打破、封建思想的载体的大量消除、婚丧旧制的改善等等,现代化的风气将重重地重构原有的农村社区的一套套机制,代之以新的气息和气象。

   政治方面,主要体现在一改过去乡土社会的强烈的官僚体制(此处非韦伯所言的“官僚制”,而是中国式的国家体制强大而压制性的干预、官僚气息和权力霸权),构建服务型政府。舒尔茨是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对中国的农村经济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认为中国要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向美国学习,走农业的市场化道路,将强大的行政干预从经济中抛弃掉,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张。黄宗智对舒尔茨的观点进行了客观的取舍,批判性地认为,农业走市场化道路,将农业放入商品化的轨道是正确的,但是,行政的适当干预却是必要的。黄宗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恰恰是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才取得了如今的难得成就,这似乎和舒尔茨主张的那一套完全市场化背道而驰。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多地少导致人地矛盾突出,由此带来大量贫困和农村动荡,由此国家权力出于稳定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考虑,实行了一套压制性的国家体制,所谓强烈的官僚制。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就是国家保障城市发展而刻意限制农村而实行的一套管理制度。随着全球化经济浪潮冲击以及中国步入国际市场体系之中,农民从土地挣脱,进入血汗工厂,赚取相对不错的报酬,然而城镇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一部分“外乡人”,而国家也并没有输出解决农民工市民身份的实质政策。仅仅从最近的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农民工子女异地高考政策来说,也刻意地将农民工子女与当地人的子女分割开来,按照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政策的输出是权威当局对于需求和支持的输入的反应,如果输入的需求显得比较棘手,权威当局会通过大量的时间延迟、媒体欺骗、内外部资源阻碍等等手段,最终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权威当局可以不必理睬这些输入的需求,因为它可以将政策输出美化为一种法定程序,就中国而言,则可以通过人大代表决议的方式来产出政策,那么,最终通过民主的方式将看似棘手的民愿扼杀在政治系统之内。城镇化的方式,是政府倒逼的有力手段,也是政府不得不在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情况下担当发展农村的积极角色,政府不得不在做出如此大的政治承诺的前提下还出尔反尔,做出有悖政治信念和道德的事情。虽然中国城镇化进程一直在进展之中,而自从十八大和中央经济会议将城镇化定性为国家战略之后,城镇化就必须撬动政府体制变革,至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强烈国家官僚制将最终被抛进历史的红尘之中,韦伯的官僚制,主张的是非人格化的规范和科层结构,中国人骨子里有人情世故大于天的信念,政治体制进行相应变革,服务型政府逐步建构的同时,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也必须变革。而中国的强烈官僚制——行政干预,不可能在重力倒逼的形势下短期内完成转型,即便制度上和组织上进行了转型,而国人心中的权威崇拜和畸形的政治思维——憎恨贪朽的官员,而自己却不自觉地走后门、送红包,积极地促进腐败;官员可恨,而自己却拼命地考公务员——将很不利于新的制度和组织运行。

   仅仅从经济、文化、政治三个角度,就足以证明城镇化对于三农问题解决的积极而核心的意义。然而,一切需要的都只剩时间的验证。

  

   三、“权力精英”的视角

  

   查尔斯·赖特·莱尔斯在《权力精英》中谈到了美国的权力精英。他以犀利的语言抨击了美国政治的精英化。原来看似民主的美国,实则是被小部分精英操控的国家。

   不管美国现在的权力精英是否还如莱尔斯笔下那个时代一样,操控政治、垄断仕途、共享权力资源,至少莱尔斯在书中揭露了政治系统运行背后存在一些操纵力量,这部分力量有强大的财力和人脉资源,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成长背景,同时莱尔斯认为精英把控和牵引着大众社会的表达,借用大众传媒手段,通过各种政治表演和隐蔽的手段统治着大众。

   由此,整个国家便形成了大众社会和权力精英社会两个分化的社会机制,精英不必过多理会大众社会的表达,形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极分化格局。因为权力精英的由来,基本上是出自上层家庭,接受过常青藤名校的教育,出入于高等法院或是权威部门,他们有着充足的行政官僚同事人脉、有高级军官战友、有公司富豪的朋友,这一切都是与普通的社会大众无涉的情况下存在的,大众社会不知道和权力精英有着多大、多深的沟壑!

   中国肯定也存在权力精英的少数,主导着大众社会的多数。

   至于权力精英的成长逻辑,多半与美国的大同小异。大胆假设:某背景很深的部级高官的儿子,可以形式上通过高考而进入到当地最好的大学或是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名校深造,毕业之后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研究生学习,待结业之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看似偏僻地某个县或市的某个部门——甚至该部门也不是什么重要部门,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提拔为地方一把手或直接进入省或中央的重要权威部门,当然也可以通过公开的选拔方式,然而,所谓的公开选拔、公平竞争实际上只是专门为其儿子准备的。某高官很懂得“低调”在中国的重要意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资深的政治人物,其自然有太多的手腕可以保障其儿子在自身素质绝对优异、所有条件绝对符合的前提下,成功地在权力圈中觅食。然而,背后的逻辑都很明显:权力精英的成长轨迹和精英权力的代际传导。

   那么,城镇化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是权力精英的杰作!

   权力精英必须通过某种手段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化带来的实际好处显然符合他们的期待。除了发展经济的考虑,我认为,权力精英的视角还有以下考虑:

   第一,城镇化是平衡权力利益的重要方式,权力精英必须分配好农民的利益。各个省的权力精英需要通过城镇化的指标方案,将该省的城镇化纳入一定年限和一定标准之中,指标下达到各个市、县、乡镇,而伴随指标一起下达的则是雄厚的城镇化建设资金。这些资金如何分配?各个层级分配多少?哪些人或组织参与分配?等等如此一类的问题,则自然不是通过全民公决或是民主决议的方式进行,地方权力精英早就有一套自己的利益分配方式,依靠传统的利益分配方式,可以将新酒很好地装入旧瓶之中。然而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重大战略,由其带来的利益也是长期的,它不会一下全部发放到位,也不会马上分配完成,伴随城镇化的过程,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城镇化需要解决的问题很现实也很重大,直面大众社会、解决民生问题——城镇化让权力精英与农民这样的大众群体进行直接的接触,前者要通过各种措施为后者带来看得见的实惠,此时的利益分配就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精英之间——政府行政精英之间、政府行政精英与公司精英之间或是公司精英之间,而是必须考虑到资金等大量的利益通过具体的建设呈献给农民,由此利益的分配必须涉及到边缘化的农民群体。实质上,城镇化的大蛋糕虽然是权力精英在操刀,但是,农民作为分蛋糕的一份子,必须得到最大的那一块,如果只分到一小口,那么三农问题依旧,权力精英将不得不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和政治秀就大作文章,而实际上,合法性渐渐失去,权力精英最终也沦落成物质上的上流社会和脱离人民的行尸走肉。

   第二,城镇化是权力精英书写“中国梦”的重要一笔。中国梦,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即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如今的中国权力精英喜欢“宏大叙事”,高举旗帜、为道路而奋斗,甚至连五年规划之中都首先是一长串宏伟畅想和憧憬的相应表达。通过这些表达,无非首先是为了构建政策的合法性,从而树立统治的合法性。“中国梦”的表达,是期望以一种自信的陈述,宣扬一种中国特色的崛起方式,通过举国的奋斗,为民族的共同体而凝聚、而奉献。通过“中国梦”的表达,是期望构建一种中国式的信仰。城镇化可以作为圆梦的一种方式,至少未来二十年,能有至七千万农民可以圆“城市梦”,他们成为“市民”,享受现代化的市民待遇,感受着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切实成果。当年邓小平提出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年中国最大的权力精英预设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其后的权力精英也在不断地筑梦,希望中国真正能够如愿步入现代化,国人能够享受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梦”,是我国权力精英几十年建构出来的一个期望,然而,它并没有脱离大众社会,如此的梦,终究是农民的梦,是整个中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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