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62 次 更新时间:2014-04-08 13:04:14

进入专题: 林彪事件  

王海光 (进入专栏)  

  

   关于林彪事件的学术史研究,学界同仁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海内外专题性的综述文章已有多篇[1],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资料不全,有的识力短绌,有的观点偏狭,较为全面地反映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学术史文章的只有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一文。但该文所反映的时段只有7年,对有些作品的评价也有可待商榷之处。笔者按图索骥,结合这些年来的一些新材料,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一下这30年来林彪研究的进展,同时对拙作《折戟沉沙温都尔汗》的未尽之意补充一二。

   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应该说从“九·一三”事件后就开始了。首先是出于中央专案组给林彪集团收集“罪证”的需要。这场“清查”活动,兴师动众,涉及人和事非常广泛。从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到林彪办公室的普通工作人员,以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省市知情或不知情的涉案人员。许多军队干部受到牵连,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彪事件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清查”的扩大化是不可避免的,错整了一大批人。在“背靠背”的相互揭发、反反复复的交待审查中,中央专案组收集了大量的涉及林彪案的各种“罪证”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71年12月11日、1972年1月12日、1972年7月2日,分别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1973年3月至5月召开的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收集了揭批林立果“小舰队”骨干成员罪行的材料。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北大、清华的写作班子“梁效”,到毛家湾林彪住宅,收集了一些题词、条幅、笔记等文字材料,编成《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这些文件资料是“文革”中人们了解林彪事件的官方基本材料。

   无疑,这些清查材料有着“文革”的时代背景,存在“逼、供、信”的问题,有的当事人迫于政治压力讲了假话作了伪证,需要进行鉴别。但是,这场清查运动毕竟保留了大量的最原始的历史信息。这些海量的“背靠背”的揭发检举和交待材料,既有来自涉案人自己的,也有来自其子女亲属的,甚至打过交道者的,沾边就算,涉及到直接和间接的几乎所有人。这些材料涉及林彪集团成员的各种大小事情的来龙去脉,每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追查,不仅要查现实还要查历史,不仅查事实还要查思想……只要历史学家有足够的耐心,是可以在这些充满矛盾的海量信息中进行对比互证,辨别出真伪虚实,清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现场来的。但是,在“文革”期间,对林彪只有“革命大批判”,不可能会有客观性的研究,研究者们是根本接触不到这些机密材料的。

   林彪事件研究的真正起步,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开始于上世纪1980年的“两案”审判时期。“两案”是以法律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开端,办案方针强调要重证据,不搞逼、供、信,重新集中、鉴别、核实了相关证据,允许当事人翻供。林彪罪案中最关键的当事人吴法宪、李伟信等人,都推翻了过去的供词,否定了中央专案组搞的“三批材料”中的一些核心证据。这就为认识和研究林彪罪案提供了更为确凿的第一手史料。“两案”走出了过去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窠臼,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不再作为林案的罪证。在“两案”的基础上,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学界对“九·一三”事件的历史叙述,虽然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澄清的细节问题,但基本轮廓已经比较清晰了。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以史料为主轴,史观为副线,从“两案”审理到现在,林彪事件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代是第一阶段,这时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主要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为主轴,可称“决议”时代;1990年代是第二阶段,这时关于林彪事件的书刊,是以纪实作品为主,可称为纪实时代;2000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一时期许多事件当事人都写了回忆录,披露了大量的口述史料,纠正了纪实作品道听途说的许多不实之处,与官方叙述形成了对证关系,可称为回忆录时代。

   从研究情况看,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键词“九·一三”和“林彪”,整个1980年代只有6篇文章,而且多是剧评、回忆录,真正涉及“九·一三”事件的只有1篇;1990年代有10篇,基本上都是研究和回忆的文章;从2000年至今有66篇,主题比较集中,类别比较齐全,有研究,有考证,还有当事人回忆等。但是,还有一些刊物的重要文章,如《中华儿女》在2000年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林彪事件和“两案”审判的重头文章,知网都没有收录进来。此外,海内外出版的林彪事件当事人和见证人的传记、回忆录、研究著作,也主要集中在2000年之后。

   下面就这30年来林彪事件的研究情况,就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作一粗略的梳理,主要着眼于史料、史观、叙述方式及其研究趋势方面。

  

   第一阶段:1980年代林彪研究的起步——“决议”时代

  

   1980年代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是从“两案”审判开始的,到《历史决议》的制定,官方对林彪事件作出了政治结论,确定了叙述的政治主调。大陆学界对林彪事件的研究和叙述,基本都是按照《历史决议》的政治框架进行的,在史观上可以定位为林彪研究的“决议”时代。主流叙述观点把林彪看成是一个隐藏在党内和军内的反革命两面派、野心家、阴谋家。此时“文革”研究还是“禁区”,“宜粗不宜细”。严肃的学术研究受到政治限制较大,致使半虚构性的纪实文学大行其道,坊间流传了许多误传甚至臆造的东西,社会影响很大。所以,从叙述方式上,这一时期也可说是林彪研究的“演义时代”。

  

   1、关于“两案”审判和林彪事件研究的基本史料

   1980年的“两案”审判,是首次用司法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胡耀邦、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在指导“两案”工作时都再三强调,一定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和子孙后代的检验。“两案”的审理中对涉案人的罪证进行了反复的调查核实,判案依据都是经过验证的原始人证物证,林彪事件的基本事实应该说是搞清楚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官方权威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1981年1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被认为是党内斗争,起诉书上不予涉及,追究的只是会后进行的种种阴谋活动。

   过去“三批材料”提到的罪状,有20件没有列入起诉书:1、有关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均未列入;2、材料之二的“制造反革命舆论”;3、“为政变建立通讯网”;4、“秘密进行驾驶训练”;5、林彪的“一号命令”;6、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盟;7、林彪的《重上井冈山》诗词;8、林彪、叶群耍两面派的一个记录;9、林彪的“七·二三视察”;10、编造政治局同志“黑”材料和情报;11、林彪、叶群研究政变资料;12、“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13、“小舰队”的特务情报活动;14、于新野加快提前实行“571”计划;15、周赤萍对林彪的吹捧;16、刘锦平讲话记录;17、“小舰队”一次黑会的记录;18、周宇驰的秘密飞行训练;19、林立果驾驶两用汽车的训练;20、林立果等策划攻打钓鱼台。它们没列入起诉书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属于政治错误,不是犯罪,如周赤萍出书吹捧林彪等;二是涉及反对江青集团的问题,如编造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策划攻打钓鱼台等;三是细枝末节的事情,分量太轻,如秘密进行驾驶训练、特务情报活动等;四是作为犯罪证据不够充分,如林彪的诗词、“七·二三视察”、林彪和叶群研究政变资料等。

   起诉书列出了三大罪,即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在政变罪中,比过去“三批材料”增加了3条证据:1、1970年10月,林立果的“调研小组”组成“联合舰队”;2、1971年9月7日林立果“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3、周恩来指示“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

   “两案”审判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司法意义。其政治意义,就是要否定“文革”,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道。对当事人的量刑处理也要服务于这个大局。如关于山海关机场李作鹏放飞256号专机的问题,当时审判小组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林彪的专机是强行起飞的,无论是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共同同意,还是其中一个人同意,都制止不了飞机的起飞,建议不列为李作鹏的罪行。高层对黄、吴、李、邱的判刑也有意见分歧,曾有过是否给他们免刑的提议。但“文革”迫害了这么多人,不能没有承担责任者。最后黄、吴、李、邱的罪名都是三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是给他们判刑定罪的一项重要依据。以今天的眼光重新看“两案”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查案的“以事实为依据”是基本做到了,判案的“以法律为准绳”还有所不足。

   “两案”审理后,当年一批被送到各地农场劳改的中央直管涉案人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他们纷纷提起申诉。当时在山西劳改农场有空军的25人,其中有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空四军上海警卫处长李松亭等人。他们原本与林案就没有什么关联,是被“九·一三”事件殃及的池鱼,经复查后无罪释放。

   在“文革”中,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因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六号简报一事,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开除党籍,隔离审查8年。经“两案”前后的调查,证明六号简报是完全符合会议程序的,李雪峰不是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82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撤销了中发[1973]34号文件,为其平反,恢复党籍。李雪峰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补选为中顾委委员。因此,“文革”中把要求设国家主席作为林彪抢班夺权的罪状,是不成立的。

   但是,“两案”审判提供的证据材料,是从司法证据的角度截取的,取材面比较窄,而史学研究则需要更详尽的历史细节。因此,“两案”公布的材料,对于历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从专案组时期到“两案”审理,林案的材料一遍遍地过筛子,每个细节无一遗漏,加之林彪及家人又有随想随记的习惯,可以说史料极为丰富。但迄今为止,官方没有再进一步公布林案的材料。这就严重束缚了研究者的手脚。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离奇的流言传闻,其实,只要把这些封存在档案馆中的材料公布出来,自然就烟消云散了。

   1980年代关于林彪事件的基本史料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两案”审判的材料,主要有官方权威部门出版的《历史的审判》、《历史的审判(续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2]等;另一类是“文革”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1982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1987年);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

   这些材料,再加上当时报刊上的有关报道,构成了1980年代研究林彪事件的基础材料。

  

   2、关于《历史决议》和大陆学界对林彪事件的主流叙述

“两案”后,为了从政治路线上清理“文革”错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历史决议》,把林彪和江青等人定性为“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严重错误,趁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历史决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是“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海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林彪事件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74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