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电视剧《蜗居》启示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8 次 更新时间:2014-04-08 12: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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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蜗居》并没有提供太多新鲜的思考材料,里面的故事对当代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公共话题和一个思考平台。《蜗居》典型地再现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造成的工薪阶层住房的困境,生活戏只是一条副线,主人公情感的纠葛和命运的起伏使利益的关切形象化、情感化、道德化,使社会关系的微妙与道德的困境呈现在观众面前,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也受到审视。

   住房建设首先是个经济增长问题。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于发展房地产业、建设商品房具有特别高的积极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房地产开路,政策措施鼓励下住房市场需求旺盛,共同推动GDP快速增长。房地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财政税收大幅度增加,城市形象迅速改变,政绩上去了,各级政府手头的活钱增加了,干部办公居住条件改善了,很多干部靠这个上去了,居民的住房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近年来一些城市楼价飙升,引起国内外关注和老百姓担心,温家宝总理引用网友的话说,房价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他在最近与网友交流的时候说“今年楼市频出重拳,但是我还担心拉不住这匹脱缰的野马”。大量的工薪阶层沦为“房奴”,大量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和农民工望房兴叹,与少数人豪宅相比较而存在的是大多数人的“蜗居”、“蚁族”的“蚁居”。消费者买不起、租不起,大量房屋滞销,资金链会不会断裂,楼市泡沫会不会破裂,房价会不会带动CPI全面上涨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这就是《蜗居》引起热议的背景。官员、学者、房地产商纷纷参与讨论,迄今为止,从经济增长、供求关系和市场管理角度看房价的居多。要长远解决房价和住房问题,政府和国民恐怕还要从住房问题的特殊性入手,进行深层次思考和探索,形成新的共识。中国的住宅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是理念问题也是制度问题。

   房地产业有两种属性,经济的属性和社会的属性。住房不仅满足人们经济上的需要,而且满足人们社会的需要;不仅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满足人们精神的需要,住房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看重住房问题,从有巢氏成为中华先祖,到孟夫子的“居者有其屋”成为古训;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号,到民间“安居乐业”的追求,说明中国人对住房的重视度极高。不仅仅是遮风避雨、御寒保暖,不仅仅是生理需要,而且是心理文化需要。中国人对家的重视程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由于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小农经济、氏族制度和儒家文明,中国人特别强调定居安居和家庭集聚,这种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住房成为一种社会伦理和情感的基本需要,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理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中国人都认为,房子和家,是一个东西,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家人生活住在一起既是一种需要,也是提高人的素质和家庭的稳定性幸福感之基本保证。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是一种社会权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夫妻分居”,“年老父母身边无子女”,也是调动工作的理由。海萍为房子拼搏奋斗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把孩子接到身边,免除思念之苦和防止亲子关系疏远。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许许多多工人、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一家人长期天各一方,付出了人生沉重的代价,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今天几亿农民工和他们那些留守的和流浪的孩子们,“漂”在都市里的蚁族们,为了生计和城市生活的追求,正在重新上演这些悲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城里,买不起也租不起一套全家团聚的房子,除了过年也不可能经常回到自己遥远的家乡,对此社会是要付出代价的。十几年、几十年后,这批在城市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工子弟,由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带来的心理问题、知识技能问题,会让我们付出成倍的代价,我们对此估计不足,也没有充分的准备。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和追赶世界潮流的紧迫性,革命和建设都是三步并作两步走,曾经多次犯急性病走错了。所以,中国有一个特色,就是跑过头了以后又回来补课,后代为前人付账。

   有网友指责海萍,她要是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不就没事了吗。没有海萍还会有其他人涌入大城市,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是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前,人们不太想房子的事儿,也不敢想进大城市,不是不需要,而是不可能,想也没用。改革开放给人们的价值追求带来巨大变化,从追求温饱到追求小康,从追求生存到追求幸福。人民的需要与时俱进,社会的满足和调节也应该与时俱进。让中国低收入人群买得起房、租得起房,改革户籍制度,方便人们的流动和定居,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社会建设问题。从政府的角度讲,与其说是政策上出了毛病,不如说是理念上出了毛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注意到住房的经济属性,没有注意到它的社会属性、人文属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属性。

   住房问题把已经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形象化、具体化。豪宅与棚户的差距和多套房与一套房的差距比存款数字的差距要明显得多,所以,房子引起的不仅仅是家庭迁移与团聚的困难,还有强烈的心理不平衡问题,弱势群体在房子问题上有疑问、有不平、有恐慌、有失望。土地是独特的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马克思认为全部罗马帝国的历史,就是土地问题的演变历史,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叫做土地革命。为什么房地产能这样赚钱,奥秘在于土地的成本。土地理论上是国家的和集体的,实际上是无主的,换句话说是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只要拆迁下来就可以卖钱,这比办企业、搞科技要来得快得多,来得容易得多。所谓房地产开发,实际是赚取土地的地租收益,这个收益应该是全民的,特别是农民的,市场的合理利润仅仅来自开发的劳动成本。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指出:“现在,任何一个建筑业主不从事投机建筑,而且不大规模地从事这种建筑,就得不到发展。建筑本身的利润是极小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而取得的。几乎整个贝尔格雷维亚和泰伯恩尼亚以及伦敦郊区成千上万的别墅,都是预计会出现房屋需求而以这种投机办法建筑起来的。”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不是政府的恩赐,而是社会的责任、人民的权利,是民生问题更是民权问题。运用市场的手段配置资源,发展房地产业,必须有政府的强有力的监管和法律的制约,必须严厉打击投机行为,但是偏偏这一点,政府往往缺位,为了政绩,宋思明一类人为了私利与不法开发商勾结,上下其手,把房价推向高峰。为什么房子越来越多却越来越贵?一些地方政府或多或少成为利益链条中的一环,或明或暗成为房地产商的同盟军。当今涉及房地产的官员腐败已经成为社会所诟病,这反映了政治文明建设上的缺陷与滞后。土地是一次性稀有特殊资源,得到的机会是很有限的,当自己的机会和权利得不到维护的时候,当贫富差距将以房地产的形式世袭化、固定化的时候,弱势群体的不满意是可以想见的。“不患寡而患不公”,所谓不公就是同样的努力和同样的权利,得到的却是差距极大的结果。这种结果极大地挫伤了人的积极性和尊严,挫伤了奋斗拼搏的积极性和信心,就像冰水浇灭了希望。希望破灭的人在精神的世界里“蜗居”,那是灵魂的“蜗居”,希望的破灭和信心的丧失对于中国的发展是极大的伤害。海藻、海萍、苏淳、宋思明等《蜗居》中的一群人,或多或少都为房子扭曲了自己。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为了权力扭曲自己,当下很多人为了金钱扭曲自己,为什么?不良的竞争使人们陷入了道德的困境,我们缺乏一个向善和谐的社会氛围,那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氛围。

   温家宝总理讲要有一个好的住房制度,住房制度不是一个具体的经济制度,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社会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倡“居者有其屋”,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纲领,更是社会进步的宏愿。解决住房制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树立以人为本的住房价值观。封建主义是以权为本,资本主义是以钱为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以人为本,以人为本首先是在发展中体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人作为发展的动力和资源加以爱惜和尊重,把满足人的需要作为发展的目的。这就要处理好房地产业发展与公平的关系,缩小分配差距,让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收入和资源在内的分配不公是近年来民众最为关注和不满的问题之一,它不单纯是市场经济自然产生的结果,而是政府政策支持的结果。来自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的数据显示,2007年相关统计显示,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家财政用于保障房的(年度)投入资金超八十亿元,近几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实际供应只占到楼市百分之五左右,保障房市场的长期缺位一方面不利于楼市基部的稳固,另一方面社会公平问题日渐突出。各种社会矛盾使得社会群体利益逐渐分离,社会兼顾整合的难度空前加大,改革发展的成本大大上升,难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解决分配不公需要政府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让基本公共服务惠及每个公民。以人为本的住房价值观不妨碍市场调节,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不仅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发展,而且是更全面更长远的发展。社会建设影响经济建设的短视观念应该休息,“政治经济学”应该与“社会经济学”并行。

  

   《书屋》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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