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投希特勒一票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00 次 更新时间:2003-11-10 2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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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但以此自傲,并且公然以此讥笑德国人的不长进。

  

  这种讥刺对於德国人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比拿破仑的征服德国还要深刻。因此德国人对於英、法所代表的西方也由羡转憎,但是德国人与俄国人不同,他们不再向外面寻求现代化的模式,而是从本土文化的内部建立自己特有的民族认同,此即个人完全服从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便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最后结晶。

  

  我引俄、德之例说明「羡憎交织」的历史作用,并不是节外生枝,而恰恰是为了澄清现阶段中民族主义的新取向。今天从中国大陆上出发的民族主义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人「羡憎交织」情绪的发泄方式正在从俄国型转向德国型。今天不少中国人的心中对於西方——美国是其最主要的象徵——确激荡著一股难以遏阻的「羡恨交织」的情绪。这种情绪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如果西方无可奈何,那便更证明今天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这样的人在大陆上最多,但海外以至台湾也随处可见。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著紧张和不安。孙中山最初提出三民主义的设想时,他确实相信这两个现代价值是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互相支援的。他在辛亥革命前所向往的现代中国是以英、法、美为模式的西方型的民族——国家。他所倡导的革命当时也只有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可资师范。所以他曾一再表示,三民主义是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相通的,英、法、美三国的现代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虽各有特色,但大致都承认民族、国家是自由人的集合体,个人的公民自由和人权是第一义的;民族-国家虽拥有完整的主权,但主权的最后根据在人民的同意,而一人一票的选举则是表达民意的唯一方式。因此西方型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基本上是一致的,决无冲突可言。当然,在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受到威胁时(如美国宪法所谓「明显的、眼前的危险」),公民的个人自由可以受到某些限制,但这也是事先已取得全体公民的同意的。

  

  这一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化虽起源於西方,晚清以来却早已为中国人所认同。

  

  当时国粹学派中人还引经据典,说明「民主」在古代中国早已出现。从五四时代到今天,中国人又屡次信誓旦旦,表明自己有最坚定的决心为民主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不但如此,放眼今天的世界,连以前最敌视西方民主的俄国和德国也都不得不改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他们的政府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即以理性的、文明的方式终止「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以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人权,不但在理论上已为一切现代民族所普遍接受,在实践上也推广到几乎每一个现代大国了。

  百馀年来在西方侵略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途程中,中国人一直面对著双重的认同危机。第一、个人的认同,即什麽才是现代的中国人?第二、民族的认同,即中国怎样才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在第一个问题方面,从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一致强调「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语)。因此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不但早已为中国人所接受,并且还在五四以后的历次民主高潮中获得肯定。中国人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从来便有不愿受过多约束的倾向。孙中山说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梁启超也说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是「私德居其九,而公德不及其一」,都是指此而言。所以,在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中国人拥抱民主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人权等价值都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实现。

  

  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中国人自清末到今天,却始终没有取得共识。最早的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取自英、法、美所代表的西方;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模式立刻在中国流行了起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三、四十年代,德国式民族主(或国家主义)也曾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如上面所分析,今天中国人「羡憎交结」的民族情绪又开始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德国式的发泄,而且明显地促自卫转向进攻。但是由於缺乏共识,又经过了反传统思想的洗礼,「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麽样的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

  

  总结地说,现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愿意独立自主,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个人的层面上,中国人对於民主的认同至少已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在集体的层面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依然处於分歧和模糊的状态,但民族的情绪却不断上升。依照孙中山的最初构想,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今天竟出现了裂痕,这是当前最值得冷静思考的大问题。(文/余英时,摘自公法评论。本网对原文作了技术处理。请余英时先生及读者鉴谅。)

  

  【相关评论二】:那些狂热的青年运动

  

  纳粹德国烟消灰灭后,德国著名史学家梅尼克站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感叹:“我们可以说,希特勒是通过一场典型的、然而同时又是盲目的青年运动而取得政权的”。

  

  用典型、盲目的青年运动来定位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无论是否精当,历史事实却已证明希特勒是凭借德国的青年运动和组织起家并进而将整整一代德国青年带入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死了900万人,德国年轻士兵的坟墓遍及欧、亚、非、美诸大洲几十个国家。希特勒吹着纳粹主义的魔笛,导引着德国的孩子们与他一去无返。德意志民族中怎么会隐藏着如此可怕、残忍、乖庚、盲从的性格因子,两次把人类拖入世界大战的劫难之中,研究者们尽可以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中寻求缘由。然而为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提供如此广泛、厚密的青年基础,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现实紧密相关。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纳粹运动前身)最初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许多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小团体中的一个。构成这些团体的成分相当复杂,其中不乏数量众多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幼稚青年。纳粹党的前身是1919年成立的德国工人党。1920年,希特勒将该党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缩写为“Nazi”,这即是臭名昭著的纳粹运动的兴起。引起笔者特别注意的是,在纳粹运动初期,希特勒发展的纳粹党的下辖组织即有:希特勒青年团、纳粹党德国大学生联盟、青年义务劳动大队、阿道夫·希特勒学校、骑士团城堡学校、纳粹党少年团等。

  

  尽管如此,直到1930年9月,纳粹党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仍是一支不起眼的力量。纳粹青年乐此不疲地满街贴标语、发表演说、打架斗殴的举止,使得不少德国人常将纳粹一词多少与精神病院的疯子发生联想。

  

  1930年9月,在德国国会大选中,纳粹党借助经济大萧条造成的人心惶然,将本党议员数由原来的12人一举增至107人,局面骤然发生了变化。此后,他们便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精干凶悍的因素,并终于发展成为德国的统治力量。而在此之前的1929年,希特勒已在大学生中间取得了突破。在当年进行的全德大学生委员会的选举过程中,纳粹党的赢票额有明显的增长。德国的大学生大都出身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家庭,深受传统的保守意识影响。大学生联合团体普遍存在极端国家主义以及反犹倾向。经济危机、黯淡的就业前景和对其社会地位的危机感促使许多大学生纷纷加入了纳粹党的学生团体或者投票赞成他们。

  

  希特勒和纳粹党在政治上的获胜最终改变了1937一1945年间德国和世界的面貌。希特勒现象曾让理性分析感到棘手的是:这样一个既平庸又邪恶残暴的人物怎么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以至俘虏了整整一代德国青年的心,并进而成为德意志的偶像。

  

  “平庸是希特勒最显著的特点”,而频频失意又是其前半生中最常见的生活事件。也许恰好是这些因素,在一个争取群众的时代才能把那么多人吸引到他的旗帜之下。普通德国人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认为他以前同自己的现在一样,也是一个平凡卑微的人,为诸般不如意所缠扰。崇拜由平庸脱颖而出的人物,同情失意英雄,是青年人常有的心理状态。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而比其他年龄层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和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德国青年一代在成长,然而许多方面又被人忽视。在物质上,他们渴望着就业、高收入、提升;在思想上他们则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和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

  

  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放任,这使得无政府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有滋生的良好土壤;他们又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即使是严酷的纪律与冷峻的指令他们都能够接受,甚至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强制性的团体之中。他们尚缺乏对历史和社会总体的全盘理解。当时代大潮涌动时,他们易于迷乱。30年代的德国青年中间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集会,要结社,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迅速的行动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希特勒恰逢其时地向他们提供了这一切。纳粹党的各种组织对青年具有着一种强烈、神奇的吸引力。冲锋队员们人夜以后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口号或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的对手厮打殴斗;在军乐队的伴奏和一片充满惊羡的目光里齐步通过大街或者乘坐敞篷汽车隆隆驶过乡村;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青年人所向往的魅力和冒险的色彩。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包装上表现得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年轻”和“入时”。其领导人年龄都在25-35岁之间,他们很多人有从军的经历,相互之间用战壕中士兵的那种粗犷的语言进行交谈,以汽车或摩托车代步,策划一次又一次的会场斗殴和马路武斗,以期引起舆论界的轰动。他们巧妙地利用游行和集会进行显示锋芒的示威,并以旌旗密布和火炬林立的盛大场面把游行和集会装点成充满庄严色彩的神圣时刻。无需精深的理论,无需苦口动员,党徽、旗帜、党章、制服、游行,这些象征性事物与宏大场面的大量采用,足以激起强烈的感官刺激与感情反应。

  

  笔者认为,希特勒纳粹思想对德国青年一代的征服可视作青年的可导性与正政治易操纵性被付诸实施的典型个案。从当时遗留下来的大量影像、文字、图片等资料上,可以看到纳粹浪潮席卷全德的场景: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在台上的演说为大幅度、夸张的身姿手势所加强,“纳粹演说家和著作常用的语言充满着企图引起激烈狂暴的感情反应的词语--暴风雨、狂喊、觉醒、力量、信仰、牺牲,特别是命运。”“戈培尔对柏林工人喊道:‘起来,新的工人阶级青年贵族!你们是第三帝国的贵族。\'”台下,旗帜如海,褐衫如潮,人们陷入狂热、迷乱之中。置身于这样如痴如醉、如涛如涌的激荡之中,人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破坏欲与歇斯底里荡漾其间。1933年5月10日,德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在军乐声中,将大量的书籍付之一炬。大学生们排成长队,将书本投向火堆。每当一捆书扔向熊熊的火堆时,大学生和所有在场者就发出阵阵的欢呼声。有着悠久、光辉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为人类文化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德意志民族,怎么会对自己先辈的文化遗产表现得如此冷漠?笔者提出的一种解释是:青年文化常以反主流文化面目出现,而当纳粹文化成为德国的主流文化时,德国并没有分离出健康的或者具有反逆形式的青年文化,德国青年的心灵已经丧失。在希特勒纳粹主义这种新极权主义体制中,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并不是个人的心灵,而是把个人心灵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整体。个人的心灵在这个整体中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青年的个性发挥到极至,也就是个性的丧失。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力量强大、无坚不摧,实际上却似玩偶,命运、意志都不从属于自己了。希特勒依托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给整个德国青年层以一种统一的纳粹思想和文化。而思想和文化一旦凝结,一旦统一到一种特定的巢穴之中,它的前景也就黯淡了。纳粹思想既符合希特勒的战略目标,又满足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德国青年的自然冲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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