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我为何不能认同学生的“占领”行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1 次 更新时间:2014-04-06 21: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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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进入专栏)  

    

   很不情愿写下这篇文章,但是我没法绕过这个话题。

   今年3月上旬我第4次参访台湾,这次主要是考察台湾的公民社会建设。作家龙应台多年前就说过,台湾最可贵的其实是公民社会建设。这个观点,这回我又得到了印证。参观的台北101大楼附近“四四南村”(眷村博物馆)、闲置旧酒厂改造成的“华山文创园区”,都是公民积极参与、官民互动的产物,其间甚至有人为之坐过牢;正如大陆记者杨猛《最后的眷村》所记,“中正纪念堂”旁边的绍兴南街眷村,地皮被政府划给了台大,却是台大的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帮这些弱势者维权,老师和校方大体上也是支持他们的……

   适逢台湾“立法院”总质询会期,3月6日上午我特意到会场,与一批批去上“公民课”的中学生们一起观摩总质询(与平时质询部会首长不同,它是质询“行政院”院长),目睹了院长江宜桦一直毕恭毕敬站着,回答“立委”的发问,而民进党立委刘某咄咄逼人,不时打断江的话。随后,我拜访了两个民间组织,一个叫“公民监督国会联盟”,一个叫“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听介绍,看PPT,要了一大堆资料,觉得台湾人关心民主建设的公民意识和监督制衡的良治观念,真值得好好地研究和介绍一下……

   3月8日适逢全台反核电大游行,我参加了雨夜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举行的反核电集会,感动于会场良好的组织和市民强烈的环卫意识,却也隐约觉出有一股不对劲的民粹的味道,感觉台湾的民主转型并未完成。

   当我从台湾归来,处理了一些杂务,正打算写台湾参访感想时,发生了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的大事件。

   我紧密关注着事件的动态,观察各方的反应,征询台湾知识界朋友的看法,感觉我如果回避就此事发表观点,访台文章就没法静心写出来。

    

   梁文道此言有理

   正当我不知如何下笔合适时,读到梁文道发表在大陆《新周刊》上的文章:《台湾没有大陆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台湾人说的那么坏》。梁文道是香港学者,却长大于台湾戒严时期,这些年常进出中国大陆,在大陆发声和出版著作。

   梁先生说“台湾没有大陆人说的那么好”,主要是说,大陆人对台湾最大的误解是:这个真是传统中国。“实质上,台湾已经不是传统中国可以概括了,尤其是之前所说的价值观的多元化、文化上的轻盈等,都是台湾人数十年努力的结果。”他小时身边的台湾人也很粗野,很暴力,也随地乱吐。

   事实上,梁文道笔下所说的“大陆人”,是指一批“国粉”(民国粉、国民党粉)。轻度“国粉”,对台湾风土人情有好感,认同解严后的社会转型成果;深度“国粉”,不仅对现在的台湾甚至对戒严时期乃至大陆时期的“两蒋”,都表示高度认同和赞美。

   其实,“两蒋”虽然没有搞“文革”和“破四旧”,却也并没有那么伟光正,如何败退台湾的且不论(真有人像大陆电影《南征北战》嘲笑的国民党军官所说的“不是国军无能,只怪共军太狡猾了”),退守台湾后向对手学习,搞领袖的个人崇拜,搞白色恐怖,在军队里建立政工系统,足见国共两党都是苏俄的学生。现实的台湾社会也根本不可能完美无瑕。我们不要陷入意识形态的对抗,也不要陷入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

   梁文道《新周刊》这篇文章是在“占领”事件发生之前写的。他关于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短评《政治还是正确》,说大陆有人反对学生占领“立法院”,鄙视支持学生的艺人,是出于“统派”立场在站队,“据说绿营支持台独,而现在的台湾政府既是蓝营执政,这项协议又是加强两岸合作;所以反对现任政府通过这项协议就一定是绿的了,就一定要鄙视了。”也许有持他所说这种“立场”和逻辑的大陆人,但我肯定不是出于这种心态才反对占领行动。

   我这里只是取他这样的认知,不要凭感情和愿望评价台湾,而要实事求是,当褒则褒,当批则批。

    

   余英时的恐共症与历史盲点

   余英时是我尊敬的旅美华人学者。但他关于这次“占领”事件的表态文章《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教我实在不敢恭维。它让我看到意识形态偏见,如何把一个大师级学者蜕变成智障人士。

   余英时写道:“在整个抗议活动后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台湾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于海峡对岸极权政府的极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对台政策是运用经济把台湾牢牢地套住,等到台湾离开大陆无以为生时,‘统一’的机运便到来了。这是通过经济以发挥政治影响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参加抗议的公民识破了。”

   余英时这种论调就是马英九和江宜桦所说的一些人可悲的“逢中必反”。这种思维是有意无意把“党”和“国”混淆在一起、打包在一起谈论,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底色,与民进党某些人利用人们的恐共心理鼓吹台独的宣传思路是一样的。“逢中必反”的“中”既是“中国”,也是“中共”。这样一来,似乎反“统一”就是反“独裁”,捍卫民主体制了。

   余英时说“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台湾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须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请问“最高”是多高?回到两岸“三通”之前,我看大多数台湾人未必同意。

   其实,美国、日本、韩国、欧盟诸国都很清楚,中共虽是中国执政党,政党毕竟不是国家,国家不等于执政党。这些国家与中国政治体制不同,他们的领导人到访中国,是为了谋求国家利益而来。国家(地区)之间就是谈生意,两厢情愿、平等互利就行,哪有那么多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考虑?要不是日本政府的购买钓鱼岛惹起争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早就按原计划提上日程了。韩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火热,韩国也没有担心导致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趋同。

   台湾不是香港。台湾政府不需要北京认可,台湾有它的军队,马英九有它的自信和不自信。自信的是不会被中共吃掉,不自信的是台湾傍着中国大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大陆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若不能尽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台湾就会在经济竞争中败给韩国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要大发展很难很难。那些骂他“卖台”亲中的人,不是恐共心太深,就是有意在政治上诋毁他。(大陆毛时代大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现在则有些人动辄给不同意见者扣“汉奸”、“带路党”的帽子。海峡两岸的思想文化,真是同种同源哪。)

   余英时写道:“为了弄清楚这次抗议的真实性质,我曾先后和我十分信任的台北友人们通过电话。他们众口一词告诉我:这是一次自动自发的公民运动,而以青年学生为运动的主体,绝不可误解为反对党的政治操纵。有一位朋友更指出:抗议群众甚至拒绝政党参与运动的要求。”

   余英时应该明白,愿望不等于现实。姑且假定他听到的台湾朋友的说法是事实,即“占领”行动是学生和学生社团发起,并不受某个政党的暗中操纵,也不希望介入政党之争。但是,第一,他们的思想观念明显承袭了民进党一些人多年来的宣传文案说辞。2008年两岸实现“三通”直航,民进党危言耸听说是台湾将遭“木马屠城”,严重威胁“国家安全”;2010年6月,两岸签署ECFA,民进党又大肆攻讦这是“亲中卖台”、危及台湾经济利益。就在本月上旬,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公然指控国民党主张终极统一,要台湾跟他们(“中国”)统一……第二,正是反对党一直在“立法院”杯葛“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加上与马英九不和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不作为,“服贸协议”迟迟没有审议,才有了3月17日,“立法院”里国民党在一片乱斗中宣告“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已逾3个月的期限,依法视为已经审查,送院会存查”。第三,18日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之后,3月21日,民进党发动包围“立法院”行动,苏贞昌、蔡英文、谢长廷、游锡堃诸大佬齐齐到场,高雄、台南等地民进党执政诸侯也都率队到台北声援学生。学生显然成了替民进党火中取栗的小猴子。

   学生运动就那么纯洁可爱?余英时是历史学家,也关心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史。如果不了解上世纪60年代被政客操弄的“红卫兵”学生运动,不想反思80年代末中国大陆那场导致官民“双输”的政治风波,他应该记得抗战前夕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吧,应该记得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吧?不过,那时为夺取政权而战的中共是在地下领导学生运动,现在民进党可以公开支持罢了。

   哪有什么学生运动天然合理!

    

   敢于挑战法律秩序就要甘愿受惩处

   现在才谈到最核心的问题:学生可不可以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应不应该抗争与怎么抗争是两个问题。

   余英时说,“这次公民抗议是一场保卫并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对于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人民固然可以通过运动而巩固其公民的权利,政府也可以因为‘听到人民的声音’而提高其民主的素质。”

   “占领”行动是公民抗议吗?我看是“暴民抗议”。

   就算服贸协议通过的程序有问题,有所谓“黑箱操作”,你可以要求揭黑呀。我看到“立法院”内有反对党团开新闻发布会的办公室,有常驻院内的记者,“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还设了“双召委”(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各一名,享有召集会议的权力),他们可不是摆设。

   你还可以请愿、集会、游行、示威,就像台湾的“野百合”运动、“野草莓”运动,上街头上广场去表达诉求影响民意,毕竟“马政府”是台湾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对执政党最大的制约是选票。甚至像施明德领导的反贪腐,搞“天下围攻”也可以。就是不可以“占领”民意机关,不可以攻进“行政院”办公楼。

   任何法律、任何政策决议,都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人满意,今天你们一些人不认可不满意,可以去占领议场,瘫痪民意机关;明天又有另一伙人不认可不满意,又可以去占领,有完没完?

   不要跟我说,这些学生是被逼无奈出此下策。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论战争》一书中驳斥了为恐怖主义开脱的四种理由。他说为恐怖主义开脱的最常见理由是: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最后的手段,只是在所有其它手段都失败后才被选择的。这是走投无路者的选择。……这个开脱理由的描述是违背事实的。要达到“最后手段”并不那么容易。要达到最后,你必须确实尝试了每种可能性(可能使用的手段是很多的)而不是尝试过一次,比如一个政党可能组织了一次示威,却未能获得立竿见影的胜利,就声称现在开始杀人是正当的。政治是一种重复的技艺,政治活动家和公民们从经验中学习,换言之,通过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的事情而进步。很难说他们究竟何时别无选择,但即便在压迫和战争的条件下,公民们也还有其它选择。……如果他们是真诚的,就必须放弃最后手段这个挡箭牌,提出其它开拓理由。(引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任辉献、段鸣玉译本)

   占领不是抗议而是暴动。我想得起相似的行动,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进攻凡尔赛宫,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攻占冬宫。

   别跟我提占领者举止多么文雅,没有施暴,垃圾也都分类处理得干干净净,“占领”本身就是暴行,就像强闯民宅就是罪,携带了什么武器、带没带武器都是罪。

王金平滑头,既不要“立法院”做出驱离的决议,也不要求政府派出警力协助清场,马英九何必出头做恶人?“行政院”就不同了:它不同于“立法院”,不可以关门休息,它要处理日常政务,保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所以,江宜桦不客气地调派镇暴警察,驱散了攻占“行政院”的学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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