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学:制宪权与人权关系探源——以西耶斯的宪法人生为主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 次 更新时间:2014-04-06 11:42:28

进入专题: 制宪权   人权   宪制权   西耶斯  

王建学  

    

   摘要:  西耶斯并非决断主义制宪权观的源头,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制宪权仅限于决定政制,而人权作为价值规范是其前提和目标,制宪权的至上性仅相对于宪制权而言,它服从于国民主权原则之下的代表制,且蕴含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大革命之后,西氏意识到制宪权的危险并将其掩藏,构想宪法审查会以实现违宪审查、宪法改良和人权的终极保障。我国“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主张者在论战中各执制宪权与人权,但都忽视了西耶斯这个重要的理论源头。特点是前者在阐释西氏的制宪权理论时切断了与人权的关联,将制宪权的客体从政制扩大到政治体本身,将规范主义替换为决断主义,忽视宪法在民主正当性之外的规范正当性。“政治宪法学”应当以积极姿态有效地融入人权话语,从而走出理论泥潭。

   关键词:  制宪权 人权 宪制权 西耶斯 宪法的规范正当性

    

   问题的缘起

   我国宪法学界对制宪权的讨论正日益深入,并形成了各种学术观点,尤以制宪权为主要争点,晚近以来还出现了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诸多分歧。制宪权争论的核心道德困境在于,如何对待作为事实存在的制宪权与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基本价值规范的冲突。基于此,各种学说分裂为下列两大阵营:在一种由德国学者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正式创立的理论中,制宪权是始终处于自然状态的实力,是不受任何规范拘束的“政治决断”,“这种意志始终与宪法同在,并且高于宪法”,[i]法国思想家西耶斯[ii](Emmanuel-Joseph Sieyès)则被施米特和当代学者公认为此种理论的滥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宪权尽管不能服从一般的实定法规范,但应服从以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基本价值为内容的根本规范,这“是制宪权主张自己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拘束制宪权活动的内在制约原理”,“因此,践踏这一根本规范而创设新的秩序,不是制宪权的行使,而是赤裸裸的事实力量的破坏,不能主张正当性”。[iii]极为诡异的是,被当作前一种理论滥觞的西耶斯,同时也是公认的“法国人权之父”。[iv]西耶斯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人权,完成了伏尔泰、卢梭等更早的法国思想家未曾完成的理论任务,他还曾向制宪国民议会提出1789年人权宣言的两个最重要草案之一,[v]由此对法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权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极大的疑问自然是,西耶斯到底是如何处理制宪权与人权之关系的。可以设想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主张制宪权和人权的至高性,因为这两者在立场、方法和结论上存在根本冲突而无法并存。

   西耶斯既是提出制宪权概念的第一人,又是法国人权之父,无论讨论制宪权理论还是人权学说都无法绕过西耶斯,而且西耶斯极为注重学说与思想的体系性,最蔑视那些“思想支离破碎的人”,[vi]这使我们有理由期望从西耶斯那里得到特定的启示。从总体上看,我国学术界目前对西耶斯的认知和解析是割裂和静态的,仅部分涉及西耶斯的早期制宪权理论,忽视了他的人权理论及晚期的制宪权理论,更抛弃了西耶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因此,出于解惑和纠错的目的,笔者以西耶斯的宪法人生为主线,以18世纪末的法国宪法理论与实践为背景,追本溯源地阐释制宪权与人权之关系,兼及我国的学术争论。西耶斯的宪法人生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均影响巨大,就实践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说,西耶斯开始了法国革命,也结束了法国革命”,[vii]就理论而言,“西耶斯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理应在政治理论史中得到更重要的位置”。[viii]本文以廓清其理论为主。

    

   一、西耶斯的制“宪”权

   让我们从西耶斯早期的国民制宪权学说开始吧。西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提出:“在所有自由国家中——所有的国家均应当自由,结束有关宪法的种种分歧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要求助于国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显贵。如果我们没有宪法,那就必须制定一部;唯有国民拥有制宪权。”[ix]西耶斯进一步划分了国民的制宪权与政府的宪制权,前者通过宪法创造了后者。在这种双重结构中,国民的意志是最高的,“国民存在于一切之前,它是一切的本源。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本身便是法律。在它之前和在它之上,只有自然法”,“国民不仅不受制于宪法,而且不能受制于宪法,也不应受制于宪法,这仍无异于说它不受制于宪法。”[x]西耶斯这种制宪权至高无上的理论,后来经过施米特的演绎,具有了政治决断主义的强烈色彩,在我国也由于政治宪法学派的进一步阐释而达到极致,尤其是陈端洪教授对这种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极致的发挥,冠之以“民族制宪权理论”的名称,同时将西耶斯的宪法升华为“民主神的圣经”。[xi]然而,在解读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之前,却应当首先站在西耶斯的立场上理解制宪权的“宪”。

   “宪”之为何?这似乎让我们回到了宪法学教材的第一章。对此,现代宪法教材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是:“宪”或“宪法”包括人权与政制两部分,它以限制权力来保障人权。[xii]若作此理解,则人权规范与政制规范就同时成为制宪权的对象,因此我们能够想象,当施米特把制宪权理解为“一种政治意志”,主张“凭藉其权力或权威,制宪权主体能够对自身政治存在的类型和形式作出具体的总决断,也就是说,能够决定整个政治统一体的存在”[xiii]时,是如何地刺激了凯尔森等关注人权等规范价值的学者并引起后者的高度警惕。但这种宪法不同于西耶斯所谓的“Constitution”!兹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一方面是西耶斯自己的论述。《第三等级是什么》尽管没有给出一个关于宪法的定义,但其字里行间却说明,宪法系指政制构造本身。西耶斯将宪法性法律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规定立法机构的组织与职能;另一部分决定各种行动机构的组织与职能”,[xiv]他更进一步说,“宪法只同政府联系。”[xv]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之后,西耶斯借其提交1789年制宪国民议会的“人权宣言草案”,给出了直接的宪法定义,他在草案的理由阐释部分专辟“宪法的含义”一节,其中写道,“宪法同时包含不同公共权力的内部组成和组织,以及这些权力的必要的对应性和相互的独立性。总之存在政治上的警惕,即为使公共权力总是发挥作用但又永远不会变得危险,明智的作法是必须控制公共权力。此乃宪法一词的真正含义:它事关公共权力的整体和分立。人们所构造的丝毫也不是国民,而是其政治构造……因此,不妨再次重复,一个民族的宪法,是也只能是其政府的构造,及负责为人民及政府立法的权力的构造。”[xvi]可见,西耶斯所说的宪法具有极为明确的含义和范围,是且仅是政制构造,无他。

   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在大革命前后的普遍宪法观念和历史脉络中认识西耶斯的宪法含义。众所周知,宪法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近现代西文中的“constitution”是古希腊宪法概念的“民族语言化”,瑞士法学家瓦特尔(Emeric de Vattel)在1758年的《万民法或自然法原理》中开始用“constitution”,使之“在现代成了最通行的表示宪法的词汇”。[xvii]从总体上看,政体或政制构造一直是经典宪法的主要含义,这种观念在法国至少一直延续到1958年宪法。在大革命时期的词典中,“constitution”专指“国家的政制构造”,[xviii]具体地说就是法国自大革命以来一直变换的君主制、共和制等不同政体,制宪国民议会所讨论的宪法,以及西耶斯自己的论述,均毫无例外地证明这一点。在18世纪末期,世界上只有北美某些殖民地的宪法中包含了人权宣言的内容,而这种作法本身也没有被普遍接受。[xix]当然,1789年人权宣言第16条同时宣告了人权保障和权力分立两项宪法原则,但制宪国民议会的意图乃是,人权宣言是宪法之前提而非其内容,权力分立才是宪法之本身。1791年宪法将人权宣言作为序言,这种开创性的作法也绝不意味着宪法中包含了人权的内容,因为序言从来不被视为宪法的有效组成部分。同样地,1958年宪法虽然也宣告恪遵1789年宣言所确立的人权原则,但1789年人权宣言被长期作为政治宣告,不具有规范效力,不是宪法自身的内容,直到宪法委员会在1971年结社自由案中破天荒地使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6年宪法序言成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这种观念才逐渐得到纠正。因此,法国的宪法学教材传统上只介绍政制与政治制度,而不涉及人权,多数教材索性直接使用“宪法与政治制度(Droit constitutionnel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或“政治制度与宪法”的名称,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末才由法沃赫教授所打破。[xx]

   由此可见,西耶斯之制宪权乃是决定政制构造的权力。制宪权通过宪法一方面建构政制并实现向宪制机构的赋权,另一方面也通过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理解这一点必须遵从西耶斯的原意,而且不能忽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发挥:“人民的制宪权,就是人民的自我组构(self-constitution)权,即全体人民把自己构建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一个有意志、能行动的统一体的权力。”[xxi]为更准确认识制宪权的界限,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问,国民在决定政制构造时,是否可以不受制约地决定人权甚至剥夺人权?质言之,人权是否属于政治体自我决断的对象?由此,我们继续探讨西耶斯的人权主张。

    

   二、人权作为制宪权之目标与前提

   通过《论特权》,汉语学术界可以得知西耶斯的两点人权主张:首先当然是反特权,由此可以断定西耶斯必主张平等,这和卢梭一脉相承;其次是西耶斯主张自然法与天赋人权,他将“不得损害他人”作为“一条母法”,认为“自由先于一切社会,先于所有立法者而存在”,[xxii]这与1789年人权宣言第4条的自由定义[xxiii]是相通的。他还进一步说,“公民权利(droits civils)包括一切;特权损害一切,而且丝毫也不能补偿。”[xxiv]如此看来,西耶斯赞成人权,殆无疑义。但这样的人权论说在内容和框架上显然过于模糊,还必须在《论特权》以外寻找西耶斯的人权学说。事实上,西耶斯完整的人权理论反映在他向制宪国民议会提交的人权宣言草案中,其完成时间略晚于《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在1789年制宪国民议会上,西耶斯前后总共提交了三个不同的人权宣言草案版本。就完整性和系统性而言,1789年7月21日制宪国民议会审议的草案版本最具代表性。这一草案包含理由阐述和正式条文两部分。以西耶斯的理由阐述部分为基础,可以将他的人权理论归纳为下列四个要点。

   第一,人权在逻辑上先于宪法。西耶斯写道:“人权和公民权之承认与阐述,是宪法的前提和预备”,“一切社会结合以及由此一切政治构造(constitution politique),除宣示、伸张和确保人权和公民权外不能有其他目的”,因此,在构造宪法以前,必须先承认这些权利,并且予以理性的阐述,这些权利“乃宪法之必不可少的前提……一切政治构造必须无差别地努力达到的目的或目标”。[xxv]因此,西耶斯主张必须首先对人权和公民权予以正式的宣告,然后再由制宪国民议会制定宪法。

第二,天赋人权论。西耶斯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拥有利用自身手段以达成目标的自由和权利。为了自身和共同福祉而基于互惠利用,人们以自由契约而正当地成立社会。“社会结合的目标是结合者的福利”,“社会状态不是减少个人自由,而是扩展个人自由并保障其行使”,这些天赋权利中首要的当然是每个人对自己人身的所有,然后是通过劳动获得外部物品,所有这些个人自由的界限仅在于“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xxvi]这与《论特权》的论述是相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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