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战后日本的“台湾帮”与中日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8 次 更新时间:2014-04-05 23: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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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 (进入专栏)  

  
内容简介:2008年台湾选举后,学界关注日本对台政策走向。日本政界右翼亲台势力主张积极发展对台“实质性”关系,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发展,日本媒体和学者称之为“台湾帮”。本文将对战后以来日本政界“台湾帮”做简要分析,为分析日本对台政策提供学术性资源。

   关键词:战后日本 台湾帮 中日关系

    

   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日本国内右翼亲台势力,基于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构想,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台湾当局则竭力开展“务实外交”,试图借助外力,阻挠中国统一。

    

   一、战后日本“台湾帮”的缘起与形成

   战后日本“台湾帮”的形成与亚太地区国际环境以及美国的亚太政策分不开。战后初期,日本的亲台势力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朝鲜战争爆发后,中.苏.朝与美.日.韩三三组合、集团对抗的远东地区冷战对抗格局形成,日本亲台势力日趋活跃,逐渐集聚在1957年出任首相的岸信介周围,形成了政治和思想上彼此认同的“台湾帮”,但组织体系是在1970年代为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日台“断交”而正式形成的。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日本的“台湾帮”大肆活动,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日本政治走向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1、 战后日本“台湾帮”的形成

   1948年,中国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美国出于反共和维护亚太地区霸权的需要,将对日政策从抑制改为扶植。1949年11月,在美国怂恿下、由日本旧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代号“白团”)来到重庆,协助蒋介石挽救濒临崩溃的统治,其中很多人自“九、一八事变”起就亲身参加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白团”于1950年赴台,在台北郊外的圆山军事基地,为蒋军训练了100多名高级军官[1]。战后“日台关系就是以这些军事集团为中心展开的”,并通过这些旧军人与战前日本的财阀、政客、官僚建立了联系。“分析‘白团’进入台湾后日台关系的发展”,就可以发现“以‘白团’为核心的旧日本军人与保守的政界、财界领导人”所“发挥的‘看不见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台湾帮’这一大势力。”[2] 有学者认为:为了构筑战后日台关系,“蒋介石最大的成功就是把前日军内部的人际关系及其延长线上的岸信介等战前的右翼势力争取过来”,[3] 形成了战后日本国内支持和维系日台关系的“人脉”和“台湾帮”的基本队伍。

   右翼政治家岸信介被称为战后日本“台湾帮”之祖。岸信介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曾任职于伪“满洲国”3年,亲身参与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后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国务大臣兼军需次官。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他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时,奉行反共、反华、亲美、亲台的政策方针,聚集国内各界的亲台分子,在政策理念上形成思想倾向一致的政治帮派,然后纷纷占据政坛要津,对日本政治外交的影响也从分散到集中、从潜在到公开,从暗中扶蒋反共走向公然支持“两个中国”。岸信介1957年3月12日主持成立“日台合作委员会”;6月2日出访台湾,与台湾当局发表联合声明,公然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极力阻挠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谈判(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于1957年6月到期)。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冲破重重困难于1958年签署并规定:对于双方的贸易办事处给予悬挂国旗和承认其它外交特权的准外交机构待遇。但岸政府却不予承认。在这种反华政策的纵容下,1958年5月2日,2名日本右翼暴徒闯进日中友协长崎支部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侮辱中国国旗。事件发生后,岸政府包庇罪犯,拒绝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中国政府不得不取消对日贸易协定,中日民间贸易被迫中断。10月9日,岸信介公开声称:“始终尊重台湾政府,是日本的外交路线”,因为“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不使朝鲜和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4] 不仅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而且把中国领土台湾与日本的安全联系起来,更为严重的是伙同美国政府公然把台湾划入日美安保体制的防卫范围。1960年1月14日,美日两国签署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增加“远东条款”,即美日安全防卫的范围以日本为中心,包括“菲律宾以北,中国沿海和苏联的滨海边疆区”。[5] 其反共.反华.亲美.亲台的政策路线达到了顶峰。由于这一系列政策行为反映了日本亲台势力的思想政治理念和外交战略构想,因此在岸信介周围聚集起一大批自民党内位高权重的重量级右翼政治家,如:贺屋兴宣、儿玉誉士夫、石井光次郎、滩尾弘吉、藤尾正行等人,形成了虽无明确组织形式、但以共同政治理念为纽带、以亲台政治倾向为特征而联系起来的政治集团。日本学者认为:“1957年2月,岸信介政府成立后,自民党内形成了‘台湾帮’”。[6]

   2、 战后日本“台湾帮”的发展。

   佐藤荣作是岸信介的胞弟,在政治理念和政策倾向上与其兄一脉相承。佐藤出任日本首相后,“台湾帮”的势力日趋膨胀,对日本政治与外交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政坛主导力量。佐藤变本加厉地推行追随美国、反华亲台的政策:(1)追随美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多年来在联合国一直充当“重要事项”提案国,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直到1971年第26届联大,仍伙同美国提出“逆重要事项案”,妄图阻止驱逐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图谋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2)阻挠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先后拒绝由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出席第12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入境,拒绝给拟来华参加第2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670名日本青年发放签证,纵容暴徒破坏在名古屋举行的中国经贸展览会。(3) 1967年9月7日以现职首相身份出访台湾,宣称:“在日美安全体制的地区范围里没有排除台湾”,“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一旦北京政府与台湾国府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日本“也不能隔岸观火”,要坚持与台湾的“正规外交关系”[7] (4)美国停止经济援助后,向台湾提供1.5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并以“吉田书简”的形式向台湾当局承诺,不允许日本进出口银行为对中国出口提供信贷,致使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成套维尼纶和化肥生产设备、2艘万吨货轮的合同不能执行。反华亲台的倒行逆施使佐藤政府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潮流的冲击下黯然下台。

    

   二、战后日本“台湾帮”的组织化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的“台湾帮”为集聚亲台势力,纷纷成立各种团体,进行更为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有组织活动,标志着战后日本“台湾帮”的组织化和体制化。主要有:

   1、青岚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自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右翼议员组成青岚会,领导成员有:发起人代表中川一郎、干事长石原慎太郎、执行主席中尾荣一、事务局长滨田幸一,核心成员有玉置和郎、藤尾正行等人。实际上幕后操纵者是善于翻云复雨、玩弄权术而被称为“永田町之妖”的岸信介。该会以反对中日友好和日台“断交”为宗旨,矛头直指全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成立时全体成员歃血为盟,成立后动辄在国会或党内会议上大打出手,推翻桌椅、扔烟灰缸,被日本媒体称为“政界暴力团”。[8] 30多年后的今天,青岚会的老一辈大多已退出政坛,但其后代依然延续着该会香火,成为新一代的核心成员。[9] 中国学者认为:青岚会的相当一部分经费是由台湾当局提供的[10]。日本媒体也同意:台独势力对日本政界的“院外活动也搀杂了银弹因素”。[11]

   2、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以下简称“恳谈会”)。这是1973年3月成立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当时有150多名成员,到1980年代末发展到270多人,其中包括不少担任过阁僚的资深议员。该会为“发展日台交流”,“强化对台湾的关心和发言权”由滩尾弘吉、石原慎太郎、尾山静六等人发起成立。第一任、第二任会长滩尾弘吉、藤尾正行均为自民党内著名的亲台议员。1993年6月自民党分裂,部分议员另立山头成立新进党。该会也一分为二,新进党内成立了以小泽辰男为会长的“日华(台)议员联盟”。1997年2月这2个亲台议员组织合二为一,仍叫“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当年12月新进党解散,所属议员改换门庭分别参加其他党派,但亲台议员仍然集合在“恳谈会”的旗下。目前该会共有270多人,其中参议员68人,众议员206人,现任会长山中贞则,副会长小泽辰男、平沼纠夫(兼任干事长)、前田勋男。[12] 前首相森喜郎、前经济产业相平沼纠夫、外相麻生太郎、前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前交通相扇千景、外务副大臣茂木敏充、经济产业副大臣古屋龟司等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其成员。

   3、“日华(台)友好关系议员联盟”。该会成立于1997年5月29日,民主党政策调查会副会长池田元久为会长,政调会代理会长枝野幸男任事务局长,成立时有16名成员,现有30多人。该会宗旨是:努力统一双方的历史认识;鼓励台湾民主化;促进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标榜与亲台的“恳谈会”保持距离,以经济文化为中心,独自开展与台湾议员的交流;并公开宣布“无意制造两个中国”。[13] 在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社会思潮右倾化的大趋势下,该会能否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保持与“恳谈会”的距离,是观察日本对台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参数。如该会放弃既定政策与“恳谈会”联手,必将加强国会的亲台势力,不会不影响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

   4、“日华(台)亲善协会”。该会为与日中友好协会相对抗而于1972年成立。主要成员多为已退出政界的原亲台派国会议员,以及民间亲台势力,首任会长为原参议院议长原文兵卫,现任会长为藤尾正行。[14]

   5、“东亚亲善协会”。成立于战后初期,目的是“保护在战争中协助过日本军队的中国人”,后转为亲台组织。因成员多为岸信介、贺屋兴宣、木村笃太郎、滩尾弘吉等老资格的亲台议员,近年来活动减少,在政界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15]

   6、“日台友好恳谈会”。陈水扁上台后,众议员中野宽成、仙谷由人发起成立“日台友好恳谈会”,以加强与台独势力的交流。到2005年底,已有成员80多人。

   日本政界的亲台分子几乎全部集合于上述几个团体,形成了有组织、有纲领、有政策方针和行为目标的政治势力。

   战后日本的“台湾帮”在人员构成、行为方式和组织结构上具有以下特点:

   1、政治右倾。日本的“台湾帮”成员可以按年龄分成战前、战后两大派。战前派以岸信介、佐藤荣作为代表,大多亲身参加过侵略战争,岸信介和平沼骐一郎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贺屋兴宣是战时的内阁大臣,石井光次郎曾任日本驻台湾总督府秘书科长,船田中曾任近卫内阁法制局官员,滩尾弘吉战时担任内务省卫生局长,椎名悦三郎1933—1938年在伪“满洲国”任职,山中贞则战时在台湾上学后又执教;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坚决反共,敌视新中国,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主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战后派以山中贞则、平沼纠夫、村上正邦等人为代表,具有强烈的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否认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要求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和“民主的共同价值观”,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利用台湾制约中国的发展。

2、行为方式诡秘落后。日本国会议员参加政治团体所交纳之会费均从其工资里扣除,由于议员工资全部来自国民交纳的税金,因此国民对于议员的政治活动有“知情权”,有权了解议员参加了哪个团体、奉行什么宗旨、进行什么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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