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苏京春:“理性预期失灵”的发生逻辑及其矫正路径

——从供给管理视角对政府调控与作为的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 次 更新时间:2014-04-03 23: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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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苏京春  

    

   本文针对支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理性预期”理论提出了“理性预期失灵”命题,梳理了这种失灵的发生逻辑,并就“柠檬(次品)市场”、不完备信息市场和“动物精神”非理性行为等作出分析,进而讨论对理性预期失灵的矫正路径,从供给管理视角提出了思路和建议。

   所谓“理性预期失灵”,是指在国民经济实践中必然存在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失效的领域,这一领域至少包括三个观察面:一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柠檬”市场,二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不完备信息市场,三是以“动物精神”为代表的非理性行为。

   结合我国的实践,达成矫正“理性预期失灵”的目标,仅仅依靠需求端的货币政策、总量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在充分注重于全面深化改革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方面,需要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十分重视理性的“供给管理”。落实到方针政策层面,可从以下四方面考虑:1. 把握科学发展,注重结构优化;2. 认识“柠檬”市场,加强制度供给;3. 理顺价格机制,疏通信号渠道;4. 化解“动物精神”,落实“八字方针”。

    

   以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斯坦福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为代表人物的理性预期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在继承古典学派理论及观点的同时,增强对“理性预期”研究,从而成为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关键,其假设是:第一,价格和工资是灵活的;第二,人们可以充分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来做决策;进而第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强调的预期,是没有系统性预测错误的预期,或可以称为“无偏”的预期,亦即理性预期。在政策方面,该学派认为如果存在理性预期,那么政府的经济政策便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它从基础理论逻辑层面支撑了其后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大行其道。然而,我们发现,当以理论联系实践、指导实践的时候,诸多假设条件下的理性预期实际很难得到现实生活的充分对应,在非完全竞争、价格与工资并不充分“灵活”和人们难免囿于信息不对称的局限而又必须有所决策的情况下,其实合乎逻辑地需要讨论和认识的一个命题,是“理性预期失灵”。在对“逆向选择”、“不完全信息”和“动物精神”进行再解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沿着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 Akerlof)、迈克尔·罗斯查尔德(Michael Rothschild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J. Grossman)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等学者的研究序列,并纳入关于博弈论的相关思考,恰好可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理性预期失灵”逻辑线索。

   我们认为,所谓“理性预期失灵”,是指在国民经济实践中必然存在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失效的领域,这一领域至少包括三个观察面:一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柠檬”市场,二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不完备信息市场,三是以“动物精神”为代表的非理性行为。虽然早在1959年雅各布·马尔萨克(JacobMarschak)就已提出“信息经济学”一词,但直至随着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而引发学界对“完全信息”的争论,对不完全信息以及信息经济的重视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随着研究的深入日趋完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在经济学理论界各色各样复辟和开拓的浪潮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将研修已久的凯恩斯“动物精神”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重新带回学界的视野,并将其认定为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由此可见,对“理性预期失灵”的思考随着20世纪70年代起第一轮对“完全信息”的争论和21世纪初第二轮对“理性”的争论,已有围绕着理性预期理论逐步“离心”的趋势。在更多感受着市场不完备、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之约束的“中国特色”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前,我们更需要认清理顺“理性预期失灵”命题中的逻辑,结合中国国情对其作出解读,以探求行之有效的矫正路径。

    

   “柠檬”市场和“逆向选择”

   所谓“柠檬”市场(LemonMarket),实际上就是次品市场,也可以称为阿克洛夫模型市场(1970年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发表论文提出这一表述而得名。“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意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依托于通俗易懂的二手车市场,关于“柠檬”市场的认知阐述了这样的逻辑:由于市场中总是存在“柠檬”(次品、劣质品),商品的质量并不总是一定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而买家和卖家针对这种质量的不确定在信息掌握上并不是对称的,卖家往往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这些导致原来应由需求方选择商品的逻辑出现逆转,转而由供给方选择是否将商品售授予需求方,即所谓“逆向选择”的出现;最终的后果,是导致“柠檬”市场出现类似于格雷欣定律(Gresham’sLaw)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劣质品逐渐将优质品驱逐出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中商品质量趋于下降,市场规模缩小。由于商品质量情况的不确定且买家和卖家掌握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势必导致的逆向选择,可作为“理性预期失灵”逻辑的第一个观察面。

   (一)“柠檬”市场的中国例证

   “柠檬”市场中阐述的逻辑可应用的范围相当广泛,尤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柠檬”市场爆发阶段。与二手车市场类似的二手商品市场自不必赘述,就中国改革目前遇到的带有攻坚克难性质的一些具体问题而言,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等,结合“柠檬”原理均可诉说一二。

   1.中小企业融资难中的“柠檬”原理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融资市场的“柠檬”市场特性非常明显:由于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中信誉度低的“柠檬”太多,从而导致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等融资服务,而在信贷市场中,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当严重,导致资金供给方会对服务对象进行非常苛刻的选择。在“柠檬”原理的作用下,即便在对金融机构实施多种压力或是扩大资金池等措施下,上述情况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大银行起主导作用的正规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排挤还会体现逆向选择,所挤出的中小企业若选择继续生存,则会流入非正规金融市场,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黑色金融”、“灰色金融”势头,并实质上进入到真正的“柠檬”(次品)市场。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中小企业在继续承受逆向选择的基础上,还要承担放贷人规定的高利率,一大批短期拆借、地下钱庄等非正规金融,会不断重复劣质金融驱逐相对良质金融产品的过程,导致中小企业不断被“黑色金融”吃掉。

   2.大学生就业难中的“柠檬”原则

   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与高等教育规模激增以及人才培养与就业存在结构性问题等息息相关,但除此之外,大学生就业市场实际上也存在“柠檬”特征。在目前的高等教育机制下,大学生个人素质高低不同、良莠不齐的问题比较严重,实际上存在大量“柠檬”,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也就会不断抬高门槛,于是就业市场上出现非常明显的逆向选择。近年出现的“考证狂潮”实际上就是市场为了克服“柠檬”特征而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

   3.思考:有没有隐性的“柠檬”市场?

   在“柠檬”市场的原始应用中,阿克洛夫特别提及了信贷市场,而我们发现,我国的信贷市场中“柠檬”特征是隐性的。以地方债务为例,由于已存在大规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我国法律上一般不允许地方发债,强调地方财政量入为出,从而导致地方债务赤字堆积。比照“柠檬”原理,金融机构对这些带有“柠檬”性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逆向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柠檬”原理没有起作用,而是由于金融机构在评审的时候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视为一体,从而将其划出了“柠檬”的范围。除了地方债务,国有企业债务也与此有着类似的逻辑,将部分具备“柠檬”性质的国有企业划出“柠檬”范围的主要原因,也是基于企业与政府“一体化联通”性质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够由于体制性原因掩盖了“柠檬”市场而导致忽略其存在,而应当与其他可认识到的失灵一起矫正。

   (二)“柠檬”市场的纠正手段

   纠正“柠檬”原则,主要有四种手段:第一,依靠委托—代理的原理,引入第三方来对“柠檬”进行保证,从而摆脱逆向选择负面影响;第二,支持企业创立品牌,依靠品牌将自身与“柠檬”进行明确划分;第三,在品牌效应基础上的连锁经营也是有效方法之一;第四,引入和适当扩展许可证制度,将“柠檬(次品)”与质优品进行划分,防治由劣质驱逐良质而导致市场萎缩。

   不完备信息市场和“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

   在“柠檬”市场基础上,对不完备信息市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共同构成“理性预期失灵”逻辑的第二个观察面。

   第一,斯蒂格茨等研究了在不完备信息下竞争性市场的均衡问题,对此的经典结论有三:“不完备信息市场中,具有完备信息的竞争者可能限制消费者可以购买的数量,这不是出于建立垄断的意图,而仅仅是为了改善他们的信息状况;均衡有可能不存在;竞争性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由此可见,在不完备信息市场中,即使在理性预期假设下,理性人首先不能获得完备的信息从而做出理性选择,其次要受到信息完备理性人所作选择的影响,也即不完备信息下的静态或动态博弈,从而产生距离完全信息和理性预期假设下理性选择更大的偏差。以我国近20年来的房地产市场为例,若将市场中的微观主体简单分为高风险偏好消费者和低风险偏好消费者,那么在20年前,高风险偏好者会对房产选择投资,而低风险偏好者会对房产选择自住。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偏好下,高者与低者的行为之间存在博弈,并且高者对风险的偏好直接影响着低者的行为选择。例如:设高风险偏好者可接受的风险偏好值为A,而A决定下的房产价格为P,那么,当A变小时,P会随着降低,即更趋于低者所能够接受的价格,从而激励低风险偏好者买房,改变原来由于规避风险而做出的不买房的决定。尽管高者和低者当时分别达到自己在博弈中的纳什均衡,但却并没有达成帕累托最优,在不完备信息的影响下,随着房产价格的上涨,高风险偏好者与低风险偏好者逐步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

   第二,通过引入价格分析研究不完备信息市场中信息的流动情况。这项研究的结论认为价格并不能够完全反映所有的可利用信息,尤其是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并基于此提出了“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如果均衡价格完全揭示私人信息,那么由于存在“搭便车”的动机,每个无信息的人都不愿意付成本来成为有信息的人,更不必谈信息的价格机制。这一悖论有力地反驳了有效市场假说认为个人无法依靠搜集信息而获得超额收益的观点。由于总体而言拥有信息者一定比无信息者做出的选择更好,所以无信息者会选择成为拥有信息者。在此过程中,理性人首先不能获得完备的信息从而做出理性选择,其次要受到信息完备理性人所作选择的影响和自己的信息从无到有对理性选择的影响,最后还要受到自己获取信息所承担的成本对行为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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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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