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关于“甲申悲剧”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7 次 更新时间:2014-04-03 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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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 (进入专栏)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70年过去,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章所涉之事,也已过去300多年。但是,对有关内容的讨论,似乎并未随时光流逝而淡化,情况还有点相反。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不当李自成”的话题为何常讲常新?

   在当下中国,“不当李自成”无疑是我们党内一个屡讲不衰的话题。不但在全国执政之初为人们所热议,而且这些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

   一个话题被经常议论,必定有它的原因。依我看,这个话题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一是事情本身浓烈的悲剧色彩;二是这件事所揭示的规律性命题。

   首先,就事情本身而言,它是浓缩了历史的一个片段。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本来就是一个个王朝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但是,就在1644年,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两个王朝,一个是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一个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的仅仅在首都存在了42天的大顺王朝,相继灭亡,则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玩味。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论,可以说,这是一面高质量的镜子,包含了巨量可供探讨、思考的丰富内容。研究者能从中挖掘各种有意义的政治历史文化素材,当政者能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而且既能照见政权沉浮的大势,也能照见治国理政的细节。

   其次,从规律性而论,这段历史虽然距今已有370年,却丝毫没有使我们有太多的陌生感。一个能够被反复关注并提及的历史事件,大体是两种情况:一是它包含着大量成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不断重温这些经验,总能使我们从中获益良多;二是其中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教训所提示的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直到今天也仍然需要深入思考的历史性难题。毫无疑问,1644年的那段历史属于后者。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集中分析了明朝历时276年而亡、李自成政权得而复失的原因,力图就如何避免政权由盛而衰、人亡政息的结局作出回答。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才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高度重视,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列为全党的学习文件。在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前夕,毛泽东又言及此事,进一步表明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决心。今天,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无论党的自身力量,还是我们所领导的伟大事业,70年前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但是,在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范围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执政的考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突出。能不能长期执政、怎样长期执政的问题,甚至比过去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也正是站在这个角度,可以说,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甲申悲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崇祯是个勤勉、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但面对明王朝的衰亡,他无力回天。李自成夺了大明江山,全然是承担了改朝换代的责任,可惜的是屁股还没坐热便宝座易手。所以,两个掌权的标志性人物都属悲剧角色。我们不妨把两个失败叠加在一起,称为“甲申悲剧”。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对两个失败分别作了深刻分析。对于崇祯,郭文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是皇帝本人“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二是吏治极度腐败。在讲到李自成的失败时,郭沫若则用了两个“假使”:假使初进北京时,李自成听了李岩的话,对军队有严格的管束,对吴三桂等采取正确的政策,清人入关就难以成功;假使退出北京后李岩的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就能保有根据地与清兵对抗,避免陷入绝境。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失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无疑是我们党也走了造反、夺权这条路的缘故。在毛泽东看来,胜利冲昏头脑,是李自成农民政权功亏一篑的重要原因。结合党的历史,毛泽东强调:“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亲笔回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但是,若不只是单单问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或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而是要问“甲申悲剧”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似乎应该有更多的思考。骄傲是李自成失败的直接原因。然而,仅一个骄傲,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把同一年灭亡的明王朝拢在一起看,更不仅仅是骄傲的问题。谦虚一点,冷静一点,使政权延迟更长一点时间是可以的,但要长期执政,仅仅如此远远不够。靠执政者永远保持谦虚不骄傲的个人品德,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是靠不住的。

   “甲申悲剧”前后两个失败有一个明显的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得了天下,有了权力,却失去了民心。在我看来,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两个政权的败,都败在民心渐失。而失去民心,又都和权力有关。明王朝极端专制,由专制而导致权力运行紊乱、失控,朝纲不整;由专权而导致掌权者孤家寡人、无人担当,贪腐横行,崇祯自己都这样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李自成的大顺朝,则是一进北京便权欲膨胀,不是忙着登基、封官,便是忙着纳妾、敛财,军纪废弛,民怨日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个道理,在“甲申悲剧”中是通用的。

   民心的问题,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但民心可畏,却在朝代更迭的历史中被反复证明着。权力和民心,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但放纵权力不加管束,最后的结果必定是“失民心”。对此,为政者始终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所谓民心,对掌权者而言,就是政治学里所讲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民众认同你,你便得了民心;民众不认同你,你就无民心可用;民众从最初的认同,到后来变得越来越不认同,就是失去民心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的体制、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民众的认同为指向。

   “甲申悲剧”告诉我们,要想得民心,就要管住权力,以防权力运行过程变成民心渐失的过程。

   管住权力,仅靠掌权者的自我约束不行。在中国封建专制条件下,除了皇帝本人,没有任何人能约束住权力。这就使皇帝本人的德行和能力成了王朝延续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上看,出几个德行好、有能力的皇帝并不难,但要所有的皇帝都有好的德行却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此,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个王朝由兴而衰的“历史周期律”。上世纪40年代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窑洞对”,谈的就是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跳出历史周期律,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做到既执掌政权,又顺乎民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历代王朝都始终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甲申悲剧”只是中国历史周期律的浓缩版、极端版而已。

   怎样管住权力,跳出历史周期律?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世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难得出结论的。在近代以前,西方国家也和中国一样,经历着反反复复的王朝更替。但在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之后,这一过程便总体上停止了。其原因,概在于民主政治为民众参与约束权力的实践提供了渠道和平台。而且历史表明,民众的参与越有效,政权就越难以完全背离民意,因失去民心而崩溃的风险就越小。这种约束,绝非执政者情愿,而是民众自己在长期斗争中争取来的。我们自然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让人民在约束权力中发挥主体作用,恐怕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

   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在“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请教毛泽东:中共诸君准备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作出了精彩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今天听来都振聋发聩。如果当初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对民主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探索,如果我们后来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模式,如果我们很早就着眼于从制度设计、而不只是从为政者们的个人品德方面约束权力,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跳出了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的历史周期律。

   今天,我们需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这就是“甲申悲剧”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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