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大学者的学术失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5 次 更新时间:2014-03-31 22: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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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林损(林宰平)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

    

   在动笔写作这篇小文之前,我曾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和纠结,是不是放弃才好,毕竟下面我文章中将涉及的人,都是些享有海内外盛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在多年以前已经驾鹤仙逝,我如果不慎而写得有偏差、有缺陷,他们也无法加以纠错指谬,从学术讨论平等立场而说,“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并不公允。

   但是,心灵煎熬、思想长考的结果,我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原因无它,就是建立在事实上陈说,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是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前提,是尊重内心学术良知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对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

   与当今学术界急功近利之风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学术成果的水准江河日下、滥竽充数,学术品格的尊严斯文扫地、惨不忍睹相比,我们的前辈学者,无论是知识的广博、学养的深厚、识见的卓荦、品味的高雅、视野的开阔、成就的杰出、影响的巨大,都是令人高山仰止、追慕无已的。

   清人赵瓯北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学术高度政治化、文化极端商业化的社会里,这些学术大师的成就业已无法复制,那里还可能有几个人能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呢?能稍稍认真地捣鼓出几份不太离谱的“文化快餐”,已属于难能可贵了。然而,这些学术大师的精神理应秉承弘扬,重振国学,再铸国魂,当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些后学者的前行过程中,他们的学术贡献,永远是一面具有引领意义的光辉旗帜。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前辈学者以及他们的贡献,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敬仰不等于盲从,推崇不等于迷信,若是在其面前画地为牢、亦步亦趋,那么,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更何况,前辈学者是“人”而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受政治环境、学术资源、专业局限等外在因素或内在条件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出错,也可能闹笑话,甚至于闹匪夷所思的笑话。我们今天也应该秉持孔夫子的教诲,“当仁,不让于师”,实事求是加以指出,这才是对待学术事业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对前辈学者和他们的贡献的真正尊重。

   前辈学者中,的确有不少才高八斗、学贯古今的大家名流,但是,学问大的人,往往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棱角,甚至有一些怪诞的言行,这同样会在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张中行先生在其回忆文章《红楼点滴三》中曾提及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林损(林宰平)在课堂教学上的趣闻,说这位林教授上课时常常是发牢骚,讲题外话,讲解诗歌,一学期不见得能讲上几首,就是这么寥寥几首,也经常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如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将一首歌颂真诚友谊的诗讲成这般模样,也称得上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怪不得,到后来林公铎先生会让北京大学给解聘了。

   林公铎先生的奇谈怪论,还是属于在课堂上信口开河的范畴,大概连听讲的学生也不会把它太当回事情。可是有的学者的研究虽说没有像林先生“高论”那样出格,可是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颇有商榷的余地的,更为要害的,它们还堂而皇之地刊诸于论文或专著,广泛传布,徒增纷扰。究其原因,发表这些观点的先生都是有大学问的专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则就免不了纵才使气,率尔操觚了,以至于导致观点有所偏激,结论有所乖戾。

   像童书业先生天资之高、功底之厚、学问之大,乃是名闻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作为历史学的权威学者,童先生专长于春秋史的研究,著有《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等鸿篇巨制,其在这一领域的造诣之精深,直到今天也无人能出其右。此外,童先生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史、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陶瓷工艺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中,也是研究精湛、成就卓著的专家,相关论著都是后学者必备的案头参考书。敝人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数代人,至今提到童先生以及他的学问、他的逸闻,依然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引以为荣幸和骄傲。

   可就是童先生这样的天才型学者,其个别的学术观点也一样难免是过度的标新立异,似乎颇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众所周知,《春秋史》是童书业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属于典型的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可是,就是这样严肃的学术论著,也可以发现其论证不够严谨、创意过于大胆,天马行空,自说自话。

   譬如,该书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设有“娼妓制度的猜测”一节,娼妓在春秋时究竟存在,是可以“猜测”的,但是,童先生所依靠的重要论据,居然是《诗经》中的《郑风.出其东门》等等,这多少有些离谱,不够审慎了。童书业先生所征引的《出其东门》的文字,是该诗的第一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这里,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娼妓”的影子或痕迹。

   大家都知道,《出其东门》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诗篇,余冠英先生《诗经选》一书中有关此诗的题解,是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东门游女虽则“如云”“如荼”,都不是我所属意的,我的心里只有那一位“缟衣綦巾”、装饰简朴的人儿罢了。

   可就是这样一首普通的“爱情诗”,让童书业先生将它与娼妓制度联系了起来,还滔滔不绝引申开去,说它“隐约有娼妓制度的存在”,理由是“东门外为何会有如云的游女……他们和她们怀着什么目标,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恐怕也太求之过深,离题万里了。可它的的确确是写进了严肃学术著作当中,白纸黑字,立此存照的。这不能不说是童书业先生的小小疏漏,也是《春秋史》一书中的软肋。

   其他像童书业先生在其《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一书中论说庄子与杨朱为同一个人,断言庄子为儒家孔子弟子颜渊一脉的“后学”,同样也是没有充足证据的推理,在学术上恐怕是难以让人所苟同的。治学严谨的童书业先生尚且如此,当时更多的学者或许也就更下而等之了。

   在诸多学术前辈中,比童书业先生走得更远的,可是多得去了。随便举上一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学界还曾流传过“墨子为印度人”之类的观点,发明者可不是普通人,而是颇有名望的大学者胡怀琛,他在《东方杂志》、《中国学术周刊》上发表《墨翟辨》和《墨学出于印度辨》两篇文章,后又出版《墨学辨》一书,石破天惊地提出“墨翟出于印度”、“墨翟为印度人”和“墨翟为印度婆罗门教徒”等说法,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一时骚动。

   更令人惊诧的是,赞同此说者居然是大有人在,如有一位名叫金祖同的学者,就曾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墨子为回教徒考》,更提出墨子为阿拉伯人。这些名教授所申述的理由,就是《墨子·贵义篇》有墨子“色黑”的记载,所以他们就论断墨子是印度或阿拉伯人,这纯粹是一种臆测,怪诞荒谬,实在是太夸张了。如果以皮肤“色黑”来推断墨子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么就干脆将墨子说成是非洲人算了,因为他们的肤色更加黝黑。

   近些时间来,社会上怀旧情绪漫延,不但向往毛泽东时代,而且更对民国时期充满遐想,说什么“民国范儿”。学术文化同样以民国为尚。但是民国没有那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妙,同样的道理,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也没有优秀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固然出过很多的第一流精品,但也不乏胡言乱语的垃圾,一样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在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将当时的学术文化成就加以神秘化,神圣化,更是用不着因此而丧魂落魄、顶礼膜拜。

   前辈学者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学术根抵至厚实,知识积累之丰盈,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今天看来属于常识层面的东西,他们也会犯迷糊,闹笑话的呢?这中间一定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于两点。一是“趋时”,二是“自大”。

   先说“趋时”。

   中国是一个拥有长期专制集权政治传统的国度,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读书人与政权之间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所谓的“毛”与“皮”的关系。读书人没有独立的人格,这就很难坚守有“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读书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进入体制,依附于体制,服务于体制,即所谓“学成百般艺,售于帝王家”。

   这样的主仆依附关系,决定了读书人一切唯上是从、唯书是从、唯官是从。“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在其学术研究中同样要得到鲜明的体现。于是,必然会削学术研究独立性、科学性之“足”,去适当局的意志和好恶之“履”,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结论上的理性价值与文化公信的被扭曲甚至消失,这是不以学者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郭沫若就是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的例子。

   在我们那个青少年时代,郭沫若无疑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龙头老大。郭先生是真正的天才,才华横溢、聪慧绝顶,在近现代中国,除梁任公之外,恐怕无第二人了。他搞什么,都能臻至第一流。写新诗,写出《女神》,让其他新诗人黯然失色;研究甲骨文、金文,捣鼓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名山之作,荣登甲骨“四堂”之榜,“堂、堂、堂、堂,郭、罗、董、王”(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最著名四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研究历史,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奴隶制时代》等鸿篇巨制面世;客串戏剧,笔下风云,便有《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屈原》等历史剧引领风骚、独占鳌头。这种才情,这种气概,他人是望尘莫及的。胡适等人,虽与他政治立场不同,但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时,仍积极提名了他,可见郭沫若的学术水平与成就的确为举世公认,实至名归。

   然而,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鲁迅当年曾以“才子加流氓”之形象比喻,加以讥讽。撇开生活私德方面的毛病不说,郭沫若先生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上跟风太紧,缺乏文人的应有风骨,投机钻营,是典型的“歌德派”,颇为正直者所不齿。看看他在“大跃进”中推出的《百花齐放》诗集,就可知道一个文人学者如果突破了做人的底线,那真的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郭沫若先生这种政治投机心理,也一定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表现。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事例。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期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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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03月19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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