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 许章润 秋风:儒家复兴与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7 次 更新时间:2014-03-31 21: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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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我们忘了“中国之道”,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正视“普遍的人之道”。所以如果想要在普遍的知识生产体系中有所贡献,我们首先得回到自己,回到“中国之道”上去理解“普遍的人之道”。从事儒学复兴的人把自己特殊化了。有些人从事儒学复兴、重建道统,只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是为了中国人的幸福,甚至由此变成民族主义的虚骄或者国家主义的狂热……

  

   梁涛:儒学的创新发展与经学密不可分

   梁涛(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从90年代初开始做儒学研究到今天,我有这样一个看法:中国进入了一个儒学重建和儒学创新的时代,已经远远超过儒学研究。也就是说我们要建构当下的儒学思想体系,要出现今天的董仲舒、王阳明,如果不走完这一步,我们的儒学发展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我想这个判断对研究儒学的学者圈而言是共识,关键在于路怎么走。

   学术界已经出来了一系列的方案,如宪政儒学、公民儒学、生活儒学等,这些都有启发意义。但它们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以西释中”:以西方哲学理论解释或者套用到中国的儒学思想中。

   我对儒学的重建有比较多的思考,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这样的思路,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不清楚。其实如果回头看一下历史上儒学的复兴或者发展,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儒学的基本表达方式就是经学,经学构成了儒学的基本学理。

   每一次儒学创新无不和经学的变革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通过对于经典的诠释来创造自己思想体系的传统。

  

   梁涛:通过诠释经典,缔造新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借助谈公羊学的意义和思想来建构他自己的学术思想。我们都知道朱子诠释《四书》,他的《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到底是孔子思想、孟子思想还是朱子思想?

   其实很难分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王阳明注《大学》,他是以孟子思想来注的,一旦对概念做出重新解释,就突破了朱子那样的体系,建构出他的新本体的学术形象。

   王阳明注《孟子》,有人提出,他讲的是本来的孟子吗?有人他是“孟皮荀骨”,本质是荀子。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些思想家形成了一个通过诠释经典来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传统。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传统?我想两千年来人们有这样的选择一定有其必然性,至于我们是否理解这种必然性及其背后的原因是另外一个问题。

   1998年我在社科院时参加了《经学思想史》的写作,前前后后多年,这本书已经出版了。通过这个过程,我对中国的经学传统有了更深的体会,同时更坚定了一点:如果我们要进行儒学的创新和重建,还是要回到经学中去,回到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传统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路子,如果丢弃它,儒学建构会有问题。

   集大成者朱子(朱熹)是怎么来建构儒家体系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陈荣捷教授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朱熹及新儒学之大成》,他把朱子的学术路径分了四个方面:第一,什么是道统,道统的缺点是什么。第二,儒家经典的选择,哪几本儒家经典最能反映道统的思想。其实这个很多,在那个时期每一个思想家一定以一本或几本思想经典作为他思想创造的最基本资源。第三,儒家哲学的探求,重新确立儒家的精神本体、心理天道这样的问题。第四,对于经典的具体诠释实践。朱子一辈子在做《四书集注》,记载有他去世那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他的思想篇作体现在他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

  

   梁涛:儒家道统是仁礼之学,是“内圣外王”双向并存

   回过头看,我们今天要建构儒学思想体系,也是要从这几条路去做。第一,什么是儒家道统?朱熹那个时代对儒家道统的认识有没有问题?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朱子基本上继承了韩愈的说法,韩愈有《原道篇》,把“道统”理解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把“仁”、“义”理解为儒家道统的核心内容。而他的“道与德”指人的“虚位”,“仁与义为定名”。一旦确立出这样的基本内容,必然会把发展了儒家仁义思想的孟子视为正统,而把重视儒家礼仪思想、制度建构的荀子排除在外。韩愈的说法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庄子形成道,这个“道”,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个看法对不对?是不是儒家的道统只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们几个人在传递,别的人没事干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出土的文件,可以让我们把早期儒学的发展脉络看得更清楚一点。朱子所认为的“一线单传”的道统显然是有问题的,从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在其中没有影响吗?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借助出土文件可以看出,这段历史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的一种分化过程。子思的思想不仅影响到了孟子,同样影响到了荀子。思想史上虽然不存在“思荀学派”,但从思想联系上来说他们有这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分化有没有好处?当然有,那就是深化,孟子提出“性善论”以及许多其他的理论,把孔子很多思想深化。荀子提出“礼法”思想,一方面把儒家思想也深化了。但深化也有不好的地方,即窄化了。对于孟子,他把儒家礼仪的地方丢掉了,把外界的制度建构忽略了,重视不够。而荀子对儒家的心性之学、内在超越、性与天道、仁义方面讲得不够。

   那么现在看来,儒家的道统到底是什么?是仁学和礼学,仁礼之学是一个整体。要谈儒家道统,要从仁礼之学讲起,仅仅把仁义作为道统是有偏颇的。最近我在写一篇文章,我同意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但我要强调的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中是双向的、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是由内圣到外王,另一方面由外王到内圣。这两个方面在孔子时期的早期儒学里是并存的,但孟子和荀子都只向一方面发展,孟子讲“性善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我们把道德信仰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话,现实问题会迎刃而解,或者说现实问题被我们的内心框住了。荀子不这样想,荀子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欲望满足不了就要去追求,追求会发生争论,争了就乱,这时候怎么办?定一个度量分界,即制度、礼仪,有了这个礼仪得遵守,慢慢“化性起伪”,一点一点向文明过渡。这样的思路和现在的思路相对接近一些:由于人的性是恶的,但人有理智的活动,可以逐步地在生活中制定出一些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化性起伪”,由一个性恶的人改变成一个圣人。这两个思路应该并存,不应该分开。所以我还强调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具备双向过程才是完整的儒家之道,所以我不同意韩愈、朱子对道统的理解。

  

   梁涛: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构建儒家的新道统

   第二个问题是经典的选择,即以哪些经典作为思想创造的基本资源。朱子选择了《四书》,他为什么选择《四书》?因为他谈道统是围绕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有关孔子的是《论语》,有关曾子的是《大学》,有关子思的是《中庸》,有关孟子的是《孟子》,所以朱子的选择是《四书》。我认为《四书》不能反映出早期儒学丰富的传统,根据我的新道统,我提出“新四书”:《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论语》不用说;《大学》和《中庸》来自《礼记》,《礼记》反映了七十二名高徒的知识;之后出现了孟子、荀子这两个儒学大宗,我写的是“统合仁学与礼学,合外内之道,此乃儒家道统之所在。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才能构建儒家的新道统。”这是我的基本思路。我不认为孟子传递着道,如果我们就儒家完整的道统看,会认为孟子有所失,荀子有所偏;孟子发展了内在,但对外有所忽略;荀子对制度方面比较关注,而对心性、人的道德主体性方面关注不够。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孟子、荀子之间争来争去,而应该统合孟荀,把二者思想结合起来,在丰富的基础性上重新做一个结合。我还研究了若干个方面,比如仁学问题、修养方法、孟子的内在方法和荀子的实践方法怎么统一等等,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三个问题,儒家哲学的探讨。我认为早期儒学就是一种本体,而且是过程本体,不管是孔子这个人也好,朱子讲的“理”也好,都是过程性的、活动性的。中国儒家讲“修身养性”的概念,而西方人一般把“本性”翻译成HumanNature,本质的东西不能改变,可中国人又为什么要讲“修身养性”?其实中国古代的“性”是一种活动,一个过程,恰恰是要在活动中实践和展开的。这样的讲法对我们解释儒家的很多东西具有启发性,所以这是一个关乎儒家本体哲学重新确立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重新诠释。对《四书》的解释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不是文字简单著述就可以了,而是也要一套哲学的思想,然后把这套哲学思想贯穿到阐述经典的写作中去,形成“《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情况。当然这也有问题,即这种方法在今天是否还适用?香港中文大学一个教授就这个问题说过多次,他坚决反对这个方法,他说古人可以这样做,今天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古人这样做够客观,而现代人讲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穿着古人的衣裳?这个没有必要。而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对于集注问题,我们要有一种自觉,即哪些是经典中已经蕴含有的,哪些是我们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发挥的。更重要的是经典中很多东西被遮蔽了,真正好的诠释应该是把这些遮蔽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是更高明的地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什么是“《六经》注我”?即《六经》的价值和意义注入到了我的生命中,滋润了我、养育了我,是谓“《六经》注我”。什么是“我注《六经》”?我的问题意识、我的时代被我带入到《六经》之中,是谓“我注《六经》”。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是很好地解释了《六经》。《六经》见证了一个民族精神成长、发育壮大的历史,是一种自由的历史,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就是儒家道理所在。

  

   许章润:没有“仁爱”二字哪有核心价值?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我有限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包括读古今之书,尤其是梁漱溟先生、唐君毅先生等晚近新儒家的著述,深感中国文明从来是一种世界性文明,具有普世性,充盈着天下格局的情怀和气度。也许,中国文明的可贵就在于秉持这一普世性品格,徜徉于世界性,不唯我独尊,更非矫矫于天下只有我一家为正统。所谓华夷之辩,不仅在分别,更在于二者的通融和转化,了无种族和文化的隔绝。相较而言,但凡一神论主导下的文明,包括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尤其是基督旧教,唯我独尊,绝对排他。只美自家,不容他美,则宗教纠纷不止,而战争连连。近代中西交通之初,面对西人宗教之盛,有人感慨,中国因为没有基督教、没有信仰,导致中国文化的世俗主义,乃至于耽溺于斯,不求长进。发展到后来,有“猪的生活”和“酱缸文化”等说法,偏至而愤激,自戕而悲怆,内里其实极具反省、批判精神和自救意识。其实,宗教作为人文之一端,打自降临人间,就利弊毕现。一神论主宰下,宗教战争血流成河,将人性撕裂的同时,让世界不得安生。所以中国文明多数时候秉具普世性和世界性,从不独大排他,故为雄健博大、内敛沉静之自信也。

谈到近代中国的“文化分歧”,则从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从1894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尤其是以道统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是的,常常多有分歧。盖因我们所面临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天大的问题,于天塌地陷中铺天盖地、经天纬地,能不辗转反侧,而拍桌子打板凳!由此而豪迈激越,由此而孤愤悲号,例属正常。今晚我看到秋风悲情很重。可能,一己心智沉浸于历史记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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