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钢:伯父彭德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2 次 更新时间:2014-03-30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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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滨  

 

彭钢,1938年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在工作中,她的认真、较劲、铁面无私远近闻名,曾有“军中女包公”之称。对此,她回应:“总有一面镜子在那里照着。”这面镜子就是她的伯父彭德怀。

“不知有多少人对我说,我的伯伯彭德怀是一场悲剧的主角。这也许是,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弱者,他有着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真理,为国为民,把一切都舍弃了。我总在想伯伯为后人留下了什么呢?”在一篇回忆文章的开头,彭钢少将用饱含深情而又不失理性的笔触写道。

彭德怀一生无嗣。1950年,彭钢与伯伯第一次见面,此后,她陪伴伯伯大约生活了15年。在伯伯最为惨淡的岁月里,彭钢成为相伴膝下的“女儿”,成了困境中伯伯的重要精神支撑。

 

【革命低潮中发动平江起义】

“伯伯原名彭得华,出身赤贫家庭,因父病母亡,八岁就辍学了” 。

彭德怀对年少时的贫穷和困顿记忆犹新,彭钢转述伯伯的记忆:“那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他的祖母让他带着我二伯父去讨饭。人家图吉利,说你是不是招财童子?伯伯实话实说,我是讨饭的,我不是招财童子,什么也没有讨到……”

1928年7月22日,加入中共不久的彭德怀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在平江起义前,伯伯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团长,手头宽裕,但他从不随便给家人,更没有自己花掉,而是把钱全攒起来,薪金、办公费、杂支费等大概有几万元,全用作了起义的经费,几乎占了平江起义经费的一半”。

同时,彭德怀成立了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他认为,“(这是)替革命群众申了冤、出了气、撑了腰,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这是完全应该的,十分必要的”。

可在“文革”中,有人借批判《怒潮》剧本批判彭德怀,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刊登文章,说“平江起义彭德怀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彭德怀十分生气,他说:“这不是侮辱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侮辱平江起义……”

对于有人批判发动平江起义是政治投机,彭德怀对彭钢说:“那时中国革命处于困难时期,起义是要杀头的,我投什么机呀!”

 

【力排众议守井冈】

1928年11月初,根据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与红四军联络的决定,彭德怀率红五军一部分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

“伯伯率红五军刚到井冈山20多天,红四军要离开井冈山转战出去,就让红五军撤销番号编为一个团并入红四军,伯伯成为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留守井冈山。当时伯伯的部下大都不同意,说我们才来20多天,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守?”

只有彭德怀和红五军党委书记滕代远同意保卫井冈山。“伯伯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若干年后,彭钢问伯伯:“你们七八百人能守住井冈山吗?”彭德怀说:“为了革命的利益,牺牲都不怕,还怕什么?明明知道前面是火坑,我也得去跳,你不跳谁去跳呢?”

正如众人所预料的那样,井冈山没能守住。彭德怀对突围的艰难过程记忆犹新:“敌优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没。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重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

这次艰险突围,在41年后却成为彭德怀“不要根据地”的证据。1969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刊文批判彭德怀违反毛主席指示。彭德怀说:“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彭钢回忆:“听伯伯说,当时朱德曾讲过,实在不行了,你们就撤。”

 

【反对“富田事变”,揭穿“离间信”】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一次“围剿”。大军压境,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却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

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急忙给彭德怀送来一封密信。彭德怀一看那特殊的毛笔字,便知是毛泽东写的。但此信不是写给彭德怀的,而是写给古柏的,内容有挑唆毛与朱、彭关系之意。此时,朱德也收到同样内容的毛泽东“亲笔信”。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呢?《彭德怀自述》中写道:“这封假信是参与‘富田事变’的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还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在“富田事变”中,彭德怀全力支持毛泽东。1965年,毛泽东也承认:“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

同样是一封信,但下面这封信,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另一封信,引起数十年误解】

那是1935年在贵州四渡赤水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从此彭德怀被误认为是支持林彪写信反对指挥人的幕后推手。

林彪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他认为毛泽东迫使部队走弓背路,不走直路,是在敌人面前逃跑,毛的指挥将使部队精力耗尽,把部队拖垮。林彪的言论立即遭到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但林彪没有听进去,他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毛泽东、朱德同志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这封信写好后,林彪曾让聂荣臻签字,聂拒绝了。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彭德怀正在指挥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会议。彭钢说:“那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的夫人刘妈妈(即刘英)后来回忆说,因为林彪写的信和在会上提的意见,毛泽东大发脾气。”(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林彪解释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等林彪把话讲完,毛泽东就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干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但是,毛在会议上指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彭德怀当时听了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没把这次误会放在心上,“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彭德怀没来得及申明和争辩,就去指挥打仗了。他回忆说:“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直到1959年庐山上毛泽东重提此事,林彪这才公开说明他写信时彭德怀并不知道。

但这封信在毛、彭及毛、张(闻天)等人之间造成的误解,长达数十年。

彭德怀曾回忆说:“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彭钢说:“林彪写那封信,伯伯不知情,聂荣臻在会理会议上也作了说明……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误解也没有就此化解。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聂荣臻还讲,林彪曾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指挥,说现在的领导不成,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聂荣臻说,林彪打电话时,他和左权、罗瑞卿、朱瑞都在旁边,‘林彪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这样,又把伯伯扯了进去。”“三渡赤水前,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上的争论,又间接地牵涉伯伯。当时,大多数领导主张打,但毛泽东坚持不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之职力争。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最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说服了大家,没有进攻打鼓新场。这些因素,也会加深……对伯伯的误解。”

在抗战时期,彭德怀忠实地执行团结一切力量抗日的方针,八路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然而,后来因百团大战他曾饱受批判。1945年7月25日,华北座谈会结束,中共对这次会议及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没有作出结论。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彭德怀在中共七大的自我批评不太满意。华北座谈会过去43年后,当时的会议参加者之一薄一波,在他所写的《不能忘却的怀念——回忆彭德怀同志》一文的第五节,专门回顾了华北座谈会的情况。他写道:“批评的激烈性至今犹记。”“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后来的反思,才可能看得比较真切。时过40多年以后,重新回顾这次座谈会上对德怀同志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而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薄一波不胜感慨地说:“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德怀同志当时就已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现建国以后……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

毛泽东对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的战功有过评价。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与彭德怀的谈话中说:“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

在《毛泽东选集》里,彭德怀的名字不止这一次。“伯伯在华北主持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保护小商小贩,后来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选集中提到了。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了陈云等搞经济的人”。

这封信得到的结果是好的,等到庐山会议,一封信却招来大祸。

 

【毅然奔赴朝鲜战场】

时间来到1950年。这年4月,11岁的彭钢第一次见到了伯伯,伯伯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到北京来开会”。彭钢的父亲彭荣华是彭德怀的小弟弟,彭荣华和彭金华加入中共后做地下工作,1940年9月兄弟二人先后被杀害。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被毛泽东用专机从西安紧急召回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朝事宜。实际上中央原来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彭德怀在会议的头一天也没有发表意见,就听了听。回到北京饭店,他怎么也睡不着,就想到毛泽东在会上讲的话,考虑了一晚上,基本上同意出兵。

伯伯要奔赴朝鲜,彭钢当时并不知情,因为他走得很匆忙。那是1950年10月7日晚上,“伯伯说要暂时离开一段,不能很快回北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们说不需要什么东西。他还是叫人买了些本子、铅笔等学习用品,还给了我们一些钱备用”。“伯伯到了朝鲜以后没有跟我们联系。我们在报上看到消息,这才知道他是去抗美援朝前线了。”

多年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回忆起这次战争时说:我也没有把握打赢这个战争,要是打败了,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家打烂了再重新建,这是最坏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取得胜利。自从打了遭遇战以后,觉得美军并不可怕,心里就有底了,觉得起码能打个平局。

彭德怀去朝鲜前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说:“从红军时期开始,有一些文件都是我随身带着。这次去朝鲜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牺牲。这些文件绝对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他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毛泽东,让毛代为保存。

“朝鲜战争后期,有人提出要解放整个朝鲜。但是伯伯不同意,他认为没有实力去全部解放,就算解放了也守不住。后来主席也同意了”。“洪学智还曾经告诉我,当年救了伯伯一命。他说有一次刚把伯伯‘揪’出去,敌机就来扫射,他的帽子和行军床都被敌人打了很多洞”。

彭德怀还曾在国务院会议上发了一次怒。周恩来主持讨论怎样支持抗美援朝,当时有多个部门参加会议,有些部门主要是强调困难。“伯伯说,他当时的确拍了桌子。说,你们都说困难,就是我们志愿军不困难。这些志愿军不是战死的,有的是被冻死、饿死的,人都是有父母的,我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志愿军的父母及家属交代!伯伯这一怒,后来才有周恩来、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带头为志愿军炒面支援前线的事”。

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说:“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我真希望是我错了”】

1958年大刮浮夸风,彭德怀对此十分清醒。这不光是因为他出身农民,对收成上的事一清二楚,更在于他深入基层调查,掌握了真实情况。

有一天,彭钢陪伯伯在中南海散步,碰到一位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彭钢看到他们没说几句便争了起来,伯伯十分严厉地对那位领导说:“你是分管农业的,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这可能吗?你也得讲点科学吧?”

事后,彭钢劝伯伯。彭德怀说:“你是中学生了,一亩地是60平方丈吧,你想想看,就这么点地方能长几万斤粮食吗?就是堆也要堆多厚!”

1959年8月19日,是彭钢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下午,司机老赵兴冲冲地告诉我,到南苑机场接伯伯,伯伯回来了”。“那天天气晴朗……气氛却非常奇怪。往常接机看见他们都是有说有笑的,这次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各走各的路,不打任何招呼。我看见伯伯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衣,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也低头沉默着走出机舱,没有丝毫表情。我赶紧招呼着跑去,上前接过伯伯手中的文件包。伯伯没有作声,缓缓走着,拉住我走向汽车”。坐在车里的伯伯紧紧握着彭钢的手,一言不发。空气仿佛凝固了,彭钢看看伯伯又看看伯母浦安修,不敢吱声。半天,伯伯还是先开口了,问彭钢:“你考上大学了吗?”“考上第一志愿,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彭钢高兴地说。伯伯这才露出一丝笑容。

一到家,伯母把彭钢叫到了卫生间,还未说话,已满脸眼泪:“你伯伯在庐山犯错误了,说他反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

伯母建议彭钢去改换志愿,不要上军队的学校,然而这一建议很快就被伯伯否决了。他说:“一个孩子家,改什么志愿。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能把她一个小孩子怎么样。”彭钢现在想起这句话,觉得伯伯低估了当时的形势。

就从那天起,彭家被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氛笼罩了。“没什么人到家里来了,连我这个一向开朗、爱说爱笑的人,走起路来也小心翼翼。我每天看着伯伯坐在书桌前写,写了撕,撕了又写。他背对门坐在那里不动”。

彭德怀有时也出去开会。有一回他震怒了,吼了起来:“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谁是‘军事俱乐部’成员,自己来报名……”事后他和侄女解释:“如果承认有‘军事俱乐部’,那么你的成员是谁呀,多少同志将蒙受不白之冤……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毁灭自己。”

彭钢对伯伯说过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整不垮你的。”

有一次,彭钢问伯伯:“你写那封信干吗?”伯伯说:“我能看着人民挨饿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党员,我不能不考虑人民的死活。所以有些话还是请主席来说,主席威望高。让他去纠正比我去纠正好。”

1961年底,彭德怀回湖南老家调研。“一天晚上,伯伯让我妈妈到门口放哨,他要亲自给我家重新砌灶台。他说,把庐山会议写信的底稿和一部分材料,放到坛子里,再砌到灶底下,就丢不了,也不会受潮……”

彭钢去西安读书后,在北京的伯伯更为孤单和落寞。9月30日,彭德怀被罢官后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搬往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居住。第二年暑假一到,彭钢急忙赶回北京。“我按照伯伯画给我的地图摸索着找到了吴家花园。我想给伯伯一个惊喜,没想到在门口遭到了哨兵的阻拦”。彭钢大声说:“我找彭德怀,我是他侄女。”夏天,窗户都开着,伯伯一听到彭钢的声音,赶忙跑出来了,他只穿了一件汗衫,下摆扎在褪了色的旧军裤里。瞧见是彭钢,他高兴极了,大声地说着什么。彭钢却一下子呆了:分别不到一年,伯伯原先只有几丝白发,现在几乎满头霜雪,仿佛一下子老了十来岁。“伯伯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眼泪就下来了”。

第二天晚上,彭钢问伯伯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没说几句,伯伯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东西,递给她说:“你可以看看我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说完,点起一支烟等着彭钢看完。

这是彭钢第一次见到文件中说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它又轻又薄,不过几页纸。等彭钢读完信,伯伯就讲了起来:“我这样写,是作了调查研究,有根据的,我特意到农村去看过。搞‘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完全不顾实际情况。搞了许多食堂,和中国农村的燃料条件、风俗习惯都不相适应……一些奇怪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不可能的。干事情不能没有条件,不讲条件不是唯物论。”

彭钢终于明白了,这封信,是伯伯深思熟虑的产物,即使他在庐山上不写,下了庐山也是要写的。正是由于这封信,使他壮怀激烈的战士生涯突然中断。他来到寂静的吴家花园,不得不虚掷光阴。然而他的观点没有变,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追求什么?

彭钢忍不住对伯伯说:“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干吗要去管经济问题?”听了这句话,伯伯猛一下抬起头来,脸上的皱纹都颤动了,他说:“我怎么不能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我可没有你们考虑得那样多,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出来,这是主人翁的态度,不能去想什么个人得失。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自己的职责。要不怕罢官,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我告诉伯伯,我同桌的那位安徽籍的同学张天华家里已经有人饿死了……”伯伯听了彭钢的讲述,呆呆地坐着很长时间不说话。后来他沉痛地、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我真希望是我错了,如果那样,老百姓就不至于挨饿了!”

彭德怀是不能离开吴家花园的,于是就在那里开荒种地,竭力劳动。他真诚地希望,通过劳动一来了解农业情况,二来减轻国家的负担。“那年我也在家,他把麦子地翻得很深,弄了很多肥料,量好整整一分地,他就看看这一分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在粮食快好的时候麻雀就爱来,他扎了一个草人……最后这一分地打了92斤粮食。他说人家比我管理得好的话可以打100斤。一分地100斤,一亩地也就是1000斤,过去说上万斤,这不都是胡说嘛!”

 

【“八万言书”的前前后后】

彭德怀住在吴家花园的6年,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起来。“伯伯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没有被禁锢。他逐渐深入考虑了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这是他在庐山上没有更多思考的”。伯父对彭钢说,庐山上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敢讲真话?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 1962年,由于在学校受到各方面压力,加上身体不好,彭钢被迫休学一年,她也就成了伯伯的倾诉对象。

“多年以后,我看到吴家花园哨兵写的日记,对伯伯的一举一动均有记录。我们去散步时说话,伯伯让我不要把俄文丢了,我说没有用,他说学一门外文不容易,还是拣起来好。”这样的对话都在哨兵日记里记着,并附有评语:他还要与苏修勾结,想里通外国。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一天,彭钢站在伯伯办公室门口,看他发愣,正要走,伯伯突然说,你别走,过来。伯伯将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给彭钢看,讲话的大致意思是别人都能平反,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在国内搞颠覆活动,“里通外国”。“里通外国”的罪名让他痛苦。彭钢看见伯伯流泪了。“伯伯说,我要上诉。我对他说,你上诉告谁?你比我还天真。谁敢受理这个案子?”

“伯伯沉默了,过了一阵子又对我说:要用事实说话。我不表功,只说事实。后来过了几天他都没有说话,我们也就再没有说这个事。”彭德怀还是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后来的“八万言书”。“他写他几次和外国人接触,哪次翻译是谁,他的记性特别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后来人家把它称为“翻案书”。

写完“八万言书”,伯伯先让彭钢看一遍。彭钢在卧室看,他把门锁着,自己坐在外边,万一有人来了,他提防着,不让人家知道,怕连累彭钢。

吴家花园,杨尚昆去的次数最多。“毛泽东说了,吴家花园归办公厅管,所以杨尚昆借着这种机会经常去看彭德怀,‘八万言书’就是通过杨伯伯送的。后来我写了一篇纪念杨伯伯的文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杨伯伯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当时没有打字机,伯伯给杨伯伯写了封信,信中说:杨尚昆同志,由于字迹潦草,请你打印多份送给中央。其实请杨尚昆印送‘八万言书’,伯伯本来是可以当面直接给杨尚昆说的,但是他怕连累杨尚昆,所以专门写了封信,也是为了给杨伯伯开脱。现在来看,似乎递封信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时候是冒着风险的。所以我觉得杨伯伯是高尚的人,不是落井下石的人。”

 

【彭德怀的最后时光】

1965年,彭钢从军校毕业的同时,也失去了做军人的资格,被转业分配到位于右安门的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工作,但仍和伯伯一起住在吴家花园。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6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彭德怀到四川的“大三线”担任副总指挥。出发前,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了长谈,“伯伯告诉我,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出笼时,我们就预感到又要有大祸临头了。江青等人也放出风来说,像彭德怀这样的人还让他自由自在?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更是提心吊胆”。1966年12月27日,彭德怀被红卫兵从“大三线”押回了北京,在王府井一带游街批斗。那天彭钢正巧到灯市口附近的分厂办事,“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批斗彭德怀的口号,我一下子紧张极了。周围的人中,有人知道我的身份,有人不知道,他们都在议论纷纷。我既不敢抬头看,怕看见伯伯当时的样子,也不敢哭,更不能跟着议论,就在心里流着泪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1967年夏天,彭德怀被“红卫兵”打断三根肋骨,监禁起来。这种情况下,还要求他写“认罪书”。专案组不定时提审,有时一天提审三次。睡觉时必须脸朝着灯,彭德怀患有严重的失眠症,这让他更加难以入睡。“为了避免相互串通,只要有人在厕所,别人就不能上厕所,伯伯肠胃不好,有时候憋得不行了……全拉在裤子上”。

1966年底到1973年4月,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无论如何揪心牵挂,彭钢一次都未能见到伯伯。8年后彭钢再次见到伯伯彭德怀,此时75岁的他已躺在了301医院的病床上,患了直肠癌,才被允许亲属探望。“此时的伯伯再也没有那硬朗的身板,整个人已经骨瘦如柴。这间本来就密不透风的病房,连窗户都用报纸糊严。一见到我,伯伯其实有千言万语对我说,但是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胖了’”。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受尽折磨后在绝望中离世。他的骨灰甚至不能名正言顺地入土,只能以“王川”的化名寄存在成都的一座公墓里。4年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并举行追悼会时,费尽心思才找到了他的骨灰。1999年,一生转战过许多地方的彭德怀,终于回到了他最怀念的地方——湘潭乌石峰下。

 

【终获平反】

1978年,彭钢看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可喜变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信,为伯伯洗脱“莫须有”的罪名。

经过彭钢的不懈努力,以及王震、黄克诚等老干部帮助,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彭钢说,伯伯影响了她的一生。“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告诉我如何做人,时刻都要想着人民。他的一生也是这样的”。有一次去北海公园,发现游人稀少,彭德怀感到很奇怪,便问怎么回事。“原来是公园管理人员从伯伯的安全考虑不让游人进来。伯伯不高兴地说,有这个必要吗?你们以为这样做我会高兴吗?从那以后,伯伯再也不去北海公园了”。

彭德怀到广东开会,吃饭时,陶铸的夫人曾志给他上了一盘腌制的姜,彭德怀品尝后连说,好吃,好吃。临走时,陶铸特意给他带了一小坛姜,彭德怀马上就要掏钱。陶铸不收,两个人推来让去。结果陶铸嗔怪道:我又不是卖姜的,你也不是买姜的,你干吗给我钱,彭德怀这才把钱收起来。如果有乡亲送他一罐蜜什么的,他一定把钱邮去。“伯伯的生活是俭朴的,记得他告诉过我,1938年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送给他和朱总司令各四百大洋。伯伯将这笔钱一分为二,托徐特立带给黄公略夫人和陈毅安夫人了”。彭德怀说:“黄公略、陈毅安两位都是烈士,他们对革命贡献大,我应该照顾他们的家庭。”“庐山会议上有人指责伯伯‘伪装朴素’。可是对伯伯来说,所能奉献的都奉献了”。彭德怀也很痛心:“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四十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

彭钢回忆,伯伯对属下的严厉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高级干部。“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你对人家那么严。他说,你不知道,我们是要做表率的,是要带兵的。假如士兵的问题处理不好,在战争当中是要死很多人的。都是生命,谁家的儿子不重要?谁家老百姓的孩子送来当兵不应该受到保护啊?战争当然是要牺牲人的,但是不必要的牺牲是要避免的”。 对属下严厉,对家属则是严苛。1955年授衔时,彭钢的哥哥彭起超被授予中尉军衔。彭起超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和同代人相比,他的军衔整整低了一级。而要求哈军工给彭起超降衔的人,正是伯伯彭德怀。

彭钢说:“有的人说伯伯很粗暴、很简单。我不这么认为!伯伯的悲剧不是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的悲剧……”

有一次,伯伯和彭钢谈到唐太宗李世民,说他善于纳谏,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胸怀很大。彭钢问他:“你能做到闻过则喜吗?”伯伯笑道:“我做不到闻过则喜,但可以做到闻过不怒。”

英国历史学家菲力普·肖特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这样评价彭德怀:“在他的生命中只考虑两件事: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和他的人民的幸福。”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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