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涛:红卫兵抓走彭真——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6 次 更新时间:2014-03-27 23: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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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世涛  
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 情,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 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我们每个行动都要估计,要再三估计,考虑到后果。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 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

   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三极”宣传想得很理想,做出来很不好办。长安街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走得动?很不好办,如果出点事 情,很麻烦。所以要我来说服你们……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游街示众,我们感觉没把握……开大会这个办法好,可以出出你们的气,当然不仅是你们的气罗,而是公气。

   (见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501页,1967年2月。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从内容判断,这个纪要是12月4日 下午4、5点 钟周恩来第三次、而不是前两次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内容;其中提到 “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周恩来当天上午已经接见过参与行动的红卫兵。

   周恩来说,“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表明他比戚本禹事先的“你们看着办”更前进了一步,在事后主要 是认可、支持和鼓励这一行动的。他说,“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要我来说服你们”,那么,他的意见也就不仅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代表了中央的意 见。从周恩来和彭真的地位推测,“要我来说服”的人,未必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很可能是毛泽东。

   周恩来对红卫兵“革命行动”的支持不只是口头上的,还有两项实质性内容:一是红卫兵原计划是四个单位在 农展馆集合,然后沿东西长安街带“黑帮”游街示众,而周恩来指出,“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 “开大会这个办法好”;二是红卫兵关于12月4日行动的策划没有超出江青在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所谓的“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相互勾结”范围,他们也找 不到远在山西的杨尚昆住处,但周恩来对红卫兵说,“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参见凌孜回忆,出处同前)从而帮助红卫兵将游街示众斗“黑帮”的计划转为“斗争彭、陆、罗、杨”的大会,杨尚昆也果然在不久之后 被及时送回北京。

   关于筹备“斗争彭、陆、罗、杨”大会的过程,吴德这样回忆:

   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提出他们是 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

   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层设 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这些警卫让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 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 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

   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 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

   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 一个念头,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 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 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 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戚本禹没有说几句话,他们就同意开会了。(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就这样,一次四单位红卫兵的突然袭击行动,在中央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为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

   这次大会有12万人参加,姚文元、吴德出席会议,一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至会上接受批斗, 彭宁做了大会发言。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讲话,“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 所谓“英雄行为”,自然包括四单位红卫兵突破警戒抓走彭真的行动,也包括他们同意与其他单位联合召开大会。

    

   (四)“七分钟反革命事件”

   数年之后,红卫兵抓走彭真的事再次被提起,不过不再是“革命行动”或“英雄行为”,而是“上面有人” (暗指戚本禹)的“七分钟绑架彭真事件”(简称“七分钟事件”、“七分钟反革命事件”),又称“12.4事件”了。这个变化的关键人物还是周恩来。

   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与康生、江青一起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作了长篇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他一一介绍了所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人物,他这样描述戚本禹:“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 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又说 “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

   为了说明戚本禹“根子是很深的”、“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周恩来提到了抓走彭真的事:

   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笙,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 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 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 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得非常不利。(《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 话》,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41869)

   上述表态与“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不可同日而语,这时抓走彭真变成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超 过了武斗”的“绑架”;杨尚昆也不再是由中央从山西押回北京交给红卫兵批斗的,而是叶向真等人“一下子逮走”的一员。

   新的政治定性对叶向真必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叶向真专案由中央专案组三办负责,我们无从了解详情。幸 好,《日记》系统记录了北京电影学院下放干校时期遵照周恩来指示清查“5·16” 分子运动的大量细节。根据《日记》记载,全程参与了“七分钟事件”的彭宁,是其所在干校连队的首要“5·16反 革命骨干”,“七分钟事件”作为他的主要“罪行”之一被反复批判。下面从《日记》中做一些简单摘引,可以约略了解当时的情形。

   1970年12月4日,一位姓崔的连长在“大批判再动员”后,布置了第一项专题批判任务,即“利用红旗政策。重点批判7分钟事件。”方法是“先典型批判,后群众批判”,“普遍批判在班进行”,要求“从线索摸敌情”,“一定 要结合事实,不要乱扣帽子”,“关键在相信不相信党的政策,自己解放自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才能真正划清界限”。

   次日,连队召开“5·16反 革命阴谋集团12.4(七分钟)事件批判大会”,彭宁、钱 学格、马精武、谢飞“怀着三忠于四无限五保卫的心情”上台发言。《日记》作者的发言提纲是这样的:

   1966年12月4日,正当我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当资产阶 级司令部刘少奇一伙即将摇摇欲坠倒台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5·16反 革命阴谋集团开始制造舆论,捞取政治资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王、关、戚、杨、余、傅直接策划演出了七分钟绑架彭真的反革命特务事件。这个事件的要害 就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施加压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图挽救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失去的天堂。这个反革命七分钟事件的要 害,就是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夺权的目的,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单是要彭真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一 起串供,而是王、关、戚、杨、余、傅和他们一起串通起来,搞复辟阴谋活动,蒙骗人民。(《日记》1970年12月5日条)

   会上另一位“五七战士”说,1966年12月4日抓走彭真是为了“串供”,而且“阴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彭真及一些黑帮串供,制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所谓黑材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政变的一次演习,危害已经造成了。”周恩来1966年12月4日的表态被说成是红卫兵们“掩盖和篡改周总理指示,放反革命舆论”。崔连长评论说,“抓彭真即保彭真保黑 帮”。

   当晚崔连长传达了“最新指示”(其实是1967年的),“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以及林副主席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 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随后长篇大论,要求人人发言,“不发言就是中奸计”,“红旗政策恶毒之处在利用人心所向勾引青年,非如此不能号召”,并将“七 分钟事件”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说一些人“在七分钟事件中,自己还庆幸是机会主义的头脑,其实已经上了三十年代的贼船。”

   群众发动起来后,接下来的11个月是高密度的批斗。连队领导带头做“工作”,彭宁反复交代“5·16罪 行”,写出了140多页的材料,其中包括“七分钟事件”, 但这些交代被一再指责为“重复”;彭宁本人不断受到“背后有人”、“态度不老实”、“错误估计形势”、“掩盖罪行”、“避重就轻”、“狡辩”、“想蒙混过 关”、“新的恶毒攻击”、“继续阴谋新反扑”、“以细节掩盖实质”、“搞迷魂阵,反攻倒算”之类的斥责,人们一再勒令他“严肃对待自己的罪行”、“竹筒倒 豆子”。 有些当事人则发挥了揭发、质问的作用,有的可能参加了专案组,在会上专题介绍过“七分钟(事件)彭宁参与阴谋”的过程。

   经历持久地“斗立场、斗态度”、“通过罪行打态度”后,彭宁渐渐承受不住压力,1971年10月4日开始交代天方夜谭式的“反革命计划”,但大家很快发现他的交代“不能自圆其说,掩盖阴谋。交代有阴谋有 组织,实际又无阴谋无组织,自己推翻了,漏掉了。”(1971年10月27日条)

   幸好,1971年10月 下旬,连队内部传达了关于“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的文件,11月 初文件在班里见面,运动的方向和重点从此转到林彪问题上,“斗彭”变得不再重要,有关“七分钟事件”的密集批判也不了了之。

    

   8月20日初稿

   9月1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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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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