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禹僧:文明的歧途:从“理想国”到“疯人国”

——历史主义决定论的幻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1 次 更新时间:2005-06-29 0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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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禹僧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

  

  即使像雅典城邦这样的民主制政体也不能保证她自己不犯错误,雅典公民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赞成处死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有什么不对,但这一事件却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这个后果的灾难性是通过两千年的历史慢慢地展开的,起初的后果之一就是柏拉图对雅典民主政制的由衷反感。柏拉图目睹了他的老师被处死的过程,在他的心灵划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使他怀疑乃至否定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制,并由此幻想在人间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这种幻想通过文本保留到今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柏拉图的辉煌著作《理想国》。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的《理想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以他老师苏格拉底的名义说出来的,但柏拉图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除了说话的语气和追问的方式来自苏格拉底,而其所表达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是柏拉图自己的。在柏拉图看来,拥民主制的政治家都是些道德败坏、不负责人的人;而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或者是他构想理想国的一个灵感源泉,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家是哲学家当国王,国王是哲学家的“真正智慧的国家”。依柏拉图理念论,理想国理念所对应的理想邦国曾存在于远古,而现代国家都是这个理念不完善的形式,因此完善的现代国家的实现就是复兴理想国理念。

  柏拉图从年轻时代就跟随苏格拉底学习达八年之久,之后他游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等地,通过消化老师苏格拉底哲学,结合爱利亚、毕达哥拉斯学派观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一度希望在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时代,希腊雅典城邦从黄金时代步入危机,波罗奔尼撒战争把雅典拖入了灾难,雅典文明开始走向衰落;雅典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似乎说明民主政制并非是最优秀的制度,战争中的决策由一个智慧的独裁者独裁似比民主决策更有效率。在希腊世界之外,民主制是稀缺的,君主制更为普遍,在爱琴海地区马其顿、色雷斯、弗里基亚,乃至爱琴海地区以外世界的国家或地区波斯、中国(柏拉图时代希腊人很少人知道赛里斯,即中国[1])、印度、埃及、巴比伦都不是民主制。对于柏拉图来说,民主制是他从出生就看到的雅典城邦社会的现实,君主制反倒是遥远的、稀罕的。他通过他老师苏格拉底的死“看透”了民主制的危害,既然他心目中的苏格拉底是智慧公正的化身,那么处死老师的政治制度一定是反智慧,不公正的,因此他幻想比雅典民主制更高级的政治制度的理想政治制度。

  在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中,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取消家庭,实行共妻共子。柏拉图认为家庭和私有财产是造成国家分裂和党派纷争的渊薮,消灭家庭和私有制后当然就必然要实行共产共妻[2]。而一旦取消了罪恶的根源——私有制和家庭,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许多高尚的品质就有了形成的条件,在理想国里,一要智慧、二要节制、三要勇敢,四要公正。在这四种美德中,最重要的是公正。让我们来看柏拉图的公正或正义观是什么样的,通过下面摘自《理想国》里的对话来体会:

  “苏格拉底:每个人都不拿别人的东西,也不让别人占有自己的东西,除此之外,司法还有别的目的吗?”

  “格劳孔:这是它的惟一目的。”

  “苏格拉底:这是个正义的目的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大概也可以根据这一点达到意见一致了: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和干自己的事情。”[3]

  “有自己的东西”如此说来柏拉图理想国里不是要保护私有财产了吗?当然不是。在柏拉图理想国的设计中,一、二等级的(统治者和军人)中取消了私有财产,这里的“自己东西”应理解为公产分配给自己必要的维生的、或工作所需要的工具;所以正义的意义关键就落在“干自己的事情”上。柏拉图接下来的对话就重点放在“干自己的事情”的阐述,他的正义观就集中在这一点——公正就是“每个人只做一种合乎他本性的工作”,后世人谈论柏拉图的理想国除了“哲学王”就是这个“本性-工作”观念。可以把柏拉图的这个正义观叫做本性说。什么是合乎本性的工作呢?

  “苏格拉底:你再想想,看你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假如有个木匠想做鞋匠的事,或者有个鞋匠想做木匠的事,彼此交换工具和招牌,甚至一个人想做两个人的事,你想这样换着干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不是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假如有一个秉性该做手艺或者该做买卖的人,为了捞到金钱、地位、势力等等,企图挤进军人的行列,或者有一个军人,企图挤进谋国者和监国的行列,其实是不配的,却换上别人的家伙和职务••••••这种彼此交换••••••会把国家毁了。”(省略号本文作者所加)。

  “格劳孔:绝对是这样。”

  “苏格拉底:这三个等级是互相干预、彼此代替是国家的大害,应该说是最大坏事。”

  “格劳孔:正是这样。”

  “苏格拉底:这损害国家的最大坏事,你说,岂不是不公道吗?”

  “格劳孔:当然就是。” [4]

  鞋匠如果做木匠的活,或者木匠做鞋匠的活,那必然给国家很大的损害;同样,一个秉性该做手艺或者该做买卖的人,也不该想去觊觎官员、军人、监国的位置,理想国的三个等级(哲学王、官员与军人、农工商)是不容变乱的,他们的本性就像金、银、铜铁的本性严格区别一样。——把正义定义成每个人按自己的本性“有自己的东西和干自己的事情”,柏拉图的正义见解似乎很质朴,也使人感到很意外,理念论的柏拉图似乎使一个对希腊人之天才的形而上学思辨才能心怀敬意的人失望,公正理念的柏拉图解释理应有更深刻的内涵。然而柏拉图大概就是要在使人感觉失望后然后吃惊,他要表明自己的正义观与“政客们”的不同。柏拉图认为,哲学王根本不需要花费时间与他人进行无聊的辩论,或在公众前煞有介事地讲演,哲学王既把权力与智慧集中到自己一身,自然就能根据每个人的天性分派不同的工作,使社会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正。

  不过对于那些对本性说抱怀疑态度的人疑问显然很多:一个人为什么天生就只能做买卖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呢?一个人的“本性”如何与他所从事的工作对应起来呢?一个人干他本性应该干的事情,似乎是理所当然,然深究起来,即使同意柏拉图的意见——一个人的确存在与另外任何一个人相区别的“本性”,可是接下来的问题,由谁来洞悉一个人的本性并分派他们分别去做木匠、鞋匠、官员、军人、监国呢?以柏拉图的意思推论,自然是哲学王最有能力洞悉(因为他是最智慧的哲学家),并且最有权力分派(因为他掌握最高权力)。然而即使是像希腊那样的小国寡民(雅典城邦有几十万人),由哲学王来甄别每个人的“本性”,并按本性分派职业,这个工作也是太繁重了(何况像波斯那样的大国了),考虑到每天有人死亡和出生,由哲学王一个人干这件劳神费力的事恐怕得不偿失,因为国家还有许多大事等待哲学王处理。那就需要国王成立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人事部,禁止任何人自由找工作,必须听从计划委员会人事部根据人的本性统一分配工作。你怎么能保证一个本性是木匠的人的确被分配了木匠工作而没有被分配鞋匠、官员、军人、监国工作?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替柏拉图着想,既然是哲学家统治的王国,哲学王选派的计划委员会成员肯定是智慧、节制、勇敢、公正的,既然如此,那么国家计划委员会给每个人分派的工作都是“按着人的本性”分派的。

  柏拉图的“理想”似乎已经使一个现代人发笑了,哲学王也许自信他能洞悉他人的本性,但实际情况是人的本性并不一定能被他洞悉,柏拉图似乎忘记了他钦佩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切皆流,万物皆变,无物常在,你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5]。人不是生来就有什么恒一的所谓本性,一个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使自己有所专长,一个瞎子为了吃饭选择了作流浪艺人的职业,他的“本性”是否只配做流浪艺人?如果他不是幼年失明,他也许能成为一个将军,他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是艺人还是将军——本性说只能导致荒唐的分析。即使我们相信柏拉图自己挑选的哲学王的确最智慧、最公正,如何保证他的计划委员会人事部的人都和他一样智慧又公正呢?如果和他一样智慧公正,那么这些人就应该也有当国王的权利,而不是做计划委员会委员,那就应该导致公民大会的自由选举(这显然已经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了);如果不能像哲学王一样智慧和公正,那么你如何杜绝他接受贿赂而使一个本性是鞋匠的人当官呢,或者一个本性当官的人遭无端诋毁而被分配了鞋匠工作?柏拉图理想国的确有不同凡响之处——用公正和正义的名义维护“理想国”中森严的等级制并限制个人选择和个人自由。

  柏拉图没有意识到他思路的错误,其实他并没有深思他所处的雅典民主制的意义,民主制的缺点是否在僭主制、君主制那里能被克服,他的理想国一旦施行是不是必然导致君主制甚至比君主制更邪恶;以及民主制的优点在僭主制、君主制那里是否存在——希腊文化的繁荣是否可以在一个君主国里也能创造出来,等等。柏拉图也许看到雅典公民为了自己的目的进行种种积极的活动(这正是雅典人充满活力参与社会的表现,也是他们创造伟大文明的原因),他目睹公民大会里的执政官为达到自己政治意图而诡辩,似乎缺乏正义,所以柏拉图希望人人不要有非分之想,政治家像哲学家那样爱智慧。但柏拉图没有深思正义,也没有深思自由。人人都听任哲学王根据自己“本性”的安排,是否剥夺了除了哲学王之外其他人的自由,人人都不渴望金钱、地位、名誉是否会使社会失去创造力;热爱智慧与正义是一回事,达到正义是另一回事。从哲学王个人的抽象正义观念出发是否能保证每个公民的正义的实现呢?赋予理想国以正义的名义上的品质是否能保证它本身真的实现了正义呢?哲学王自己确信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最正义、公正,国家也就把所有对于正义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哲学王的个人品质上了。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既然最智慧那么他的品质肯定是最高尚的,他的绝对权力也就自然是正义的最终体现;他当然不可能理解后世历史学家(19世纪英国阿克顿爵士)关于绝对权力的危险的警告——绝对权力绝对地产生腐化,这句名言还可以作适当的引申——绝对权力绝对地产生罪恶。其实雅典公民大会演说的政客们固然诡辩,或者如柏拉图形容的那样不诚实,但政客不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君王,政客们的辩论角逐的最终结果也许不能达到绝对公正但多数情况更能够接近公正,其实我们除了假设神明(以及后来的上帝)绝对正义,人类所实现的公正和正义总是相对的。政客们通过演说把道理摆在雅典的公民面前供他们选择,比起自信自己绝对公正的国王做出的决定更可能公正,这也正是雅典民主制优越所在。可是柏拉图却由衷地反感民主制,他头脑里美妙的理想政治就是反民主制;正因如此,他对个人自由充满了由衷反感。柏拉图只有抽象的正义观和实现此正义观的理想途径——哲学王的个人意志。

  尽管如此,柏拉图既然把公正或曰正义作为理想国的品质,人类难道不应该为这个理想奋斗吗?柏拉图的理想难道不是与理性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致的吗?事实上柏拉图赋予正义的含义与当时希腊人理解的正义的不同乃至对立还表现在他对希腊人平等理念的攻击。他的非理性的攻击被柏拉图的研究家早就注意到了,但他们似乎不情愿动摇柏拉图在自己心目中作为人文主义的启蒙导师的位置,只把柏拉图的观点当作所谓历史的局限,即希腊城邦内部不平等的现实使柏拉图不能平静地思考正义的含义。柏拉图总是调侃式地谈论平等和希腊人基于平等理念的正义,他讽刺说:“把平等给予平等者和不平等者。”后世乌托邦主义效法柏拉图对现实世界的否定,都把现实世界不平等用来攻击人类社会平等理念,认为人权的平等是虚伪的;他们要把虚伪的平等打破后建立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平等”非虚伪性表现在平均分配产品,其次是压制个人才能,他们认为个人天才总是妨碍现实平等——即妨碍乌托邦“真正的平等”,因而一般乌托邦主义者都讨厌个人天才,希望人人像蜜蜂和蚂蚁那样雷同。不过细心观察恐怕蜜蜂和蚂蚁的诸个体也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别,这说明即使在昆虫社会,乌托邦的“真正的平等”也没有完全实现,鉴于人类个体志趣、才能、品格乃至长相、身高、体重的差别,人类要想实现乌托邦“真正的平等”退化到蚂蚁和蜜蜂还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退化到细菌,或干脆退化到无机物的分子、原子。

  后世乌托邦的平等主义与柏拉图理想国的等级秩序似乎有所区别,其实二者的区分是表面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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